论我国碳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

随着全球变暖的影响日益扩大和人们对全球气候的担心,以碳排放权交易为中心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已成为推动低碳经济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碳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也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碳交易的基本法律规则尚未确定,本文拟就碳交易中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碳排放权的定价和碳交易场所设置等问题,提出构建我国碳交易法律制度的具体设想,以供国家立法和决策部门参考。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建构世界核秩序中的角色定位

实现核能利用的有序化、和平化,构建稳定合理的世界核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规制与协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核领域的国际多边对话舞台,其宗旨与工作领域体现和涵盖了世界核秩序的基本内涵,是实现世界核秩序由应然走向实然的组织安排。

联合国WFP援华项目管理模式与启示

通过对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31个WFP粮援项目的实地调查,阐述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援华项目的主要特点,并从组织管理、计划管理、工程管理、援粮管理、科学决策以及评价与控制6个方面系统分析了WFP援华项目独特的项目管理模式。最后,指出了WFP粮援项目管理模式对于我国新一轮扶贫开发和我国农业项目管理的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WTO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政策的关联与冲突

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目标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决定了WTO的政策目标和法律体系中必须包括竞争政策,否则就是不完整的。但WTO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政策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与冲突,在实践中反倾销制度正日益取代保障措施成为"保护工具的上策",必须对其进行改革。

论《巴黎协定》遵约机制:透明度框架与全球盘点

《巴黎协定》为了制衡国家自主贡献,创设了新的遵约机制——透明度框架和全球盘点。它们与国家自主贡献一起挽救了长期以来的气候变化制度危机,同时又对多边环境协定下的遵约机制进行了新的改革。在具体构建方面,透明度框架与全球盘点仍存在操作性不足、遵约程序有待构建等缺陷。对此,中国应加强对《巴黎协定》遵约机制的研究,做好相应对案;积极参与透明度框架与全球盘点的后期构建;努力实现在减排与支助遵约程序方面的衡平。

东盟第二轨道外交智库——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缘起、成就与挑战

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ASEANISIS)是东盟地区最重要的思想库。本文以东盟的第二轨道外交智库ASEANISIS为研究对象,考察该组织成立的过程,探究其在东盟安全外交中的功能与成就,并分析ASEANISIS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其应对之道,丰富人们对该机构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从学习者到引领者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法席位之后,一直与该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影响力不断上升,角色有所变化。中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是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知识和经验,并将其"思想实验室"的功能在中国实践和推广。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更加活跃,作用不断增强,积极与该组织及其他会员国在各个领域展开合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角色从学习者转变为引领者,提供了包括资金、经验、理念等在内的一些公共产品。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继续上升,美国再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当前的特殊情势下,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运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成为促进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如何渐进强化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权威机构,在组织多边环境大会、促进达成国际环境协定以及分享环境信息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12年以来,环境署推动了诸多环境目标进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无法得到直接升级为联合国专门组织的情况下,借助"里约+20"成果所形成的政治共识,环境署采取了一种渐进的强化路径,获得了机构能力的提升和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宏大的国际环境议程与环境署的弱势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UNEP改革与强化的再次关注。

论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影响力

在专业国际组织中,相比政府间专业国际组织,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具备自身特有的优势:政治约束的弱化、全球公民社会的支持、灵活的行动方式。因此,中国与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的合作具有独到的作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推动国内公民社会形成、拓宽民间外交渠道。本文指出,中国政府应加强与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的合作,鼓励国内相关领域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彰显该组织在中国的影响力。

非政府组织研究:现状、主题及共识

非政府组织研究已成为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法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国内学者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三大研究主题,即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建构方式的转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范式的选择,达成了两大研究共识,即非政府组织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非政府组织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型的微观社会基础。

ASEAN ISIS与亚太安全制度建构:以ARF机制为核心的分析

本文以ASEAN ISIS在创设亚太安全合作机制——ARF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例,分析亚太认知共同体在安全机制建构中的作用,即提出和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观,并推动亚太安全观的社会化与机制化。这一研究表明,在适当的情况下,认知共同体也可以在国际安全合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卫生检疫、信息通报和PHEIC职权运行等方面是《国际卫生条例》实施中最容易产生争端的领域。对于因《国际卫生条例》解释和适用产生的争议,仍然强调国家间谈判优先,并确立了通过世界卫生大会来解决争端的法定途径,同时也确立了自愿选择其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渠道。对于技术性争议,秘书处(尤其是秘书长)、审查委员会和各类临时专家委员会,发挥着调查、评估和监管作用。由于专业性强,《国际卫生条例》并未建立自身的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总体上属于一种专家管理的模式。

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论联合国的初始构想

综观联合国成立的经过和以后的运作，可以看出这一组织创立的主导思想是大国主宰世界事务。从中产生了美国战后“领导”世界的一种模式，就是通过制定体现自己意志和利益的游戏规则来对“国际社会”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但是，冷战时期大国主宰的观念就受到美苏对峙的限制，并且遭到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冲击。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形势更加复杂。在新的形势面前联合国需要改革，而如何处理大小国家平等的原则与实际上大小国家作用的不平衡的矛盾则是联合国改革所面临的难题。

国际气候变化体制中的差别待遇探析

气候变化已严重威胁全球生态安全。为此国际社会创建了国际气候变化体制来应对,而全方位地融入差别待遇构成其鲜明的特色。由于全球仍在持续变暖,有必要全面地完善与改进差别待遇。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

半个世纪来，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但是它也始终面临理想主义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冷战后，一方面出现９０年代的新挑战，一方面多边主义在兴起，人们对联合国的期望增加，于是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已势所难免。这一改革必须处理好如下四个问题：国际干预与尊重国家主权的矛盾；大国特殊地位与大小国家平等原则的关系；发展与和平之间的平衡问题；以及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关系问题。

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交易成本分析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过程中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而经济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行为,无疑是这股浪潮背后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跨国公司之所以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是因为跨国公司和作为其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是一种交易关系,交易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交易成本。而民主政治制度可以有效地降低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

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国家利益认知与战略选择

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趋势及其不断凸现的负面影响,使国际气候合作成为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如何权衡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通过综合考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并做出理性选择,成为关乎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的重要课题。中国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在国家主权、经济效益、国家软权力等国家利益认知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未来我国应在新的国际气候规范的框架内完善国内法律制度,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低碳发展,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参与和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与气候治理的能力。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文章认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方面由于就业弹性的下降趋势仍将持续、女性劳动力增长相对快于男性、对女性的就业歧视等,将加剧女性就业的困难;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又会带来就业观念的进一步改变、就业机会的增多、就业市场的进一步规范等,又会给女性的就业带来机遇。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强研究入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和就业观念、抓住发展机遇、建立特殊基金给予特殊的援助。

分类背后的利益之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

最近,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又冒出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细化分类的声音,这种分类主要是针对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细化分类并非空穴来风,进行细化分类的意图也并不新鲜,那就是尽量抬高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特殊差别待遇的门槛,变相增加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负担。本刊驻联合国总部特约记者珍妮撰写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分类标准,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的原因所在。

开展“UNESCO外交”的日本经验与中国作为

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二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开始。日本高度重视"UNESCO外交",在迄今为止的64年时间里,与教科文组织保持了紧密互动。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国与重要成员,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正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社会的组织化进程,中国也越来越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比日本,中国其实拥有更多的优势,教科文组织也将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的多边外交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