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地带”竞争:概念泛化与实践复杂化

“灰色地带”竞争是当前国际安全领域非常突出的现象,也是防务研究的一大热门议题。然而,现有的研究过于泛化和标签化,严重阻碍了研究的深入。本文系统梳理分析“灰色地带”竞争流行的大背景及研究的缘起,辨析“灰色地带”竞争的各类概念,提出“灰色地带”竞争若要作为一个相对确定的概念,必须同时满足灰色目标、灰色形态和灰色手段的“三灰”标准。由于时代变迁、制度演进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因素,以及海洋空间行动及规则的先天模糊性,当前的海上摩擦具有更鲜明的“灰色地带”竞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为例,详细分析东亚域内域外国家在海上竞争中使用的四类主要灰色手段,以及它们与传统手段间的差异。

战后琉球处置及法理争议——基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领土处置及条约签字权交涉的考察

《开罗宣言》是盟国签订战后对日和约的基础性文件,该宣言的3个条款是一个涵盖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国际文件,逐层递进,互为补充,意在剥夺日本所有侵夺的领土。基于《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战后琉球的处置,需要由包括中苏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共同决定,目前的处置结果存在严重的法理争议。英国内部一度坚持琉球必须从日本领土剥离出去,至于美国所坚持的战略托管,必须经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国民党当局并未默认《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琉球处置条款,而是认为旧金山和约只是一项政治性条约,属于盟国结束对日战争状态的协议,而琉球的处置需要专门的领土条约予以规定。围绕国民党当局《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权问题的美英交涉,与战后日本领土处置条款的交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了国民党当局对于琉球群岛的处置决策。

二战遗产与战后日本对缅甸的外交

二战后的日本外交建立在二战遗产的基础之上。二战遗产既有日本因为侵略伤害与后遗症对受害国所负的责任,还有日本在战时与各国建立的人际关系。在以日本旧军人铃木敬司、奥田重元和缅甸“三十志士”成员奈温为代表的两国“故交”协助下,战后日缅关系不但没有受困于日本侵略历史的束缚,反而经由战争赔偿与经济援助形成了友好关系。同时,日军在战时扶植“三十志士”的历史也愈发受到日本的注意,并成为日本政府处理对缅关系的重要参照。在此基础上,日本选择性记忆战时历史,构建了日本“帮助”缅甸独立的历史叙事,并据此提出日缅两国间存在“特殊关系”。“特殊关系论”不仅促使日本以援助缅甸为己任,还彰显出日本以偏概全、篡改侵略事实的企图。

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的双重地缘作用探究

缓冲国和被缓冲国(“两强夹一弱”)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地缘安全结构,其中缓冲国既被视为维持大国和平的和平区,又被认为是加剧大国冲突的竞技场,关于其地缘作用学界始终存在非此即彼的分歧与争论。本研究选取国际体系转型中(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1871—1945年)的三个缓冲国:阿富汗(英俄博弈,1873—1917年)、暹罗(英法博弈,1896—1918年)和波兰(苏德博弈,1918—1945年),系统探究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缓冲国具有维持大国和平与加剧大国冲突的双重地缘作用,其地缘作用随着地缘身份在和平区、竞技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之间的变化而变化。“缓冲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存在一定的“历史包袱”,但其反映出的“缓冲思维”对管控大国冲突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为中国借鉴历史经验,努力塑造时空维度的战略缓冲,为管控大国战略竞争提供一定的参考。

道义追求的困境:卡特政府人权外交与美菲军事基地谈判

卡特时期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谈判,是后越战时代影响美菲关系的重要事务和牵扯美国在东南亚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检验美国“人权外交”效力的试验域场。在东南亚,卡特政府以人权问题迫使作为“民主橱窗”的菲律宾改善国内政治环境,却受到美菲军事基地谈判和传统安全利益的束缚。人权目标与军事安全目标的抵牾,导致卡特政府在军事基地谈判的政策上摇摆不定。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苏越同盟、柬越战争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政府决策层强调人权优先的呼声日益式微。在经历了围绕人权原则的内部争论,以及与国会的政治博弈后,美国对菲政策事实上重新回归传统安全轨道。卡特政府试图通过人权外交来重新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对菲关系上未能成功调和道义追求与传统冷战利益之间的矛盾。

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演变(1919—1945)——国际社会的研究视角

作为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及国际法、国际关系的重要概念和原则,民族自决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印度置于国际社会的背景下,考察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能动性与国际社会中主导大国间的互动,可以发现印度的民族自决观念是国际社会合法性危机及其国内民族运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演变经历了本土化和国际化两个阶段:一战爆发、巴黎和会召开和印度加入国际联盟,推动了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本土化,出现了从追求自治到追求独立的转变;以1929年为分界点,印度的民族自觉观念开始走向国际化,表现为印度对全球范围的反殖民网络的呼吁,以及大国对此给予的关注和支持。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努力和大国的推动下,民族自决从一种原则转变为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合法性的塑造。

历史的重演:从朝鲜战争看俄乌冲突

朝鲜战争与俄乌冲突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根源都与美俄地缘角力有关;过程都有从闪电战向长期消耗战演变的趋势。由此推测俄乌停战很可能也会像朝鲜停战那样,只有一条临时军事停火线,而不会彻底解决乌克兰的领土和安全问题。这条停火线会像三八线一样深刻影响乌政局和欧洲地缘格局。中国在应对俄乌冲突问题时,可以从朝鲜战争汲取经验和教训。

冷战后非洲国家对自主解决非洲冲突的探索

冷战结束之后,非洲冲突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冲突多属国内冲突,且具有示范和外溢效应。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在强制和平失败之后,逐渐减少了对非洲的军事介入。由此,非洲国家开始了自主解决本大陆冲突的探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率先开始对利比里亚内战进行了干预,之后对本区域的其他冲突进行干预,对自主解决本区域的冲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非洲联盟成立之后,开始了集体安全的建设。非洲联盟建立了“和平与安全”架构,并提出了“非漠视”原则,认为非洲联盟在特定情形下有权对冲突进行干预。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建设在非洲国家自主解决非洲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成为解决非洲冲突中的重要力量。虽然如此,非洲在自主解决冲突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包括资金匮乏、军事能力良莠不齐、恐怖主义的出现以及外部势力干预。这制约了非洲自主解决冲突的能力。非洲国家在冲突解决和集体安全的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非洲自主解决冲突仍任重而道远。

美国撤离部分驻韩美军决策研究(1969—1971)

尼克松政府撤离部分驻韩美军,是其全球缓和大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SM 27文件,研究从韩国撤军的可行性。由于需要和盟友韩国磋商,加之美国军方的反对以及需要说服国会批准对韩援助,美国迟迟未就撤军问题做出决策。但随着美韩各自国内情况的变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快了决策步伐,其下属项目分析智囊部为尼克松政府的最终决策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并拟订了具有决策性质的NSDM 48文件。尽管韩国强烈反对,但它根本无法改变尼克松政府调整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决心。部分驻韩美军的撤走,对1970年代初朝鲜半岛局势大幅度缓和产生了积极影响。

迭代、更替与创新:历史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建构——以美国、英国、中国为例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关系学开始重归历史路径,汲取历史经验,发挥“以史为鉴”的现实功能,形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三大学派:美国的应用历史学派,英国学派和中国学派。东西方的理论建构以“历史化”或“再历史化”为主要特征,成为国际关系学回归历史学路径的重磅主张,也为处于困境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明晰了发展方向。

英国对非洲投资的历程、现状及启示

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后,英国加强对非洲国家投资力度。英国投资非洲主要是为摆脱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盟框架下对非投资政策的束缚,希望通过投资非洲彰显其大国责任与形象、扩大其在非洲市场的影响力。英国政府为推动对非洲投资,不断完善以“英非投资峰会”为平台、以“贸易+投资”“援助+投资”为互动机制的建设。当前,英国对非洲投资呈现出以南部非洲为重点,向非洲其他地区辐射;从采矿业向多元领域投资的特征。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中英两国在对非投资中存在外交定位、投资领域和投资效果等方面的差异,为未来中英非三方合作提供了一定空间。

防御信条下国家战略透支之谜

战略透支的理论探究大多集中于国家过度扩张的实例,然而源于古代东亚的历史经验却展示了另一种情况,即从事过度的防御亦可引发战略透支。北宋和明朝都曾一度因其过度的防御努力陷入了损耗国家财政和资源的困境之中。为解释这种战略透支现象,作者探究“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中国家战略行为不对称性的根源以及袭击者造就的成本陷阱,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国家在防御信条下陷入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袭击—持久”战略互动的根源是参与方具备不对称的机动能力和战略目的,而防御性持久战略无法成本可控地遏制进攻方的袭击。面对袭击战威胁,倘若国家在进攻行动惨败的影响下转向依赖防御性持久战略,并在互动中持续放大军事资源投入需要,则会陷于战略透支的困境。考察学界少有涉及的一类战略透支现象并探究其机制,有助于丰富战略透支理论和提炼必要的历史教益。

“欲抑先扬”——“欧洲复兴计划”与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嬗变

“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也称“马歇尔计划”)是冷战初期美国实施对苏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援助达到恢复西欧各国经济、确立日后美国在欧洲事务中主导话语权的目的。战后初期的美国政府决意实施先行扶植欧洲,再遏制苏联的外交大战略,即采用“欧洲优先”的外交思路完善冷战初期大国竞争之战略储备。美国政府颁布《对外援助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即“欧洲复兴计划”正式实施75周年(1948—2023)之际,对于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深入探讨,可以准确地勾勒出杜鲁门政府外交决策者们的思维轨迹,更好地理解美国冷战政策形成之深层原因,以及美国当代“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的政策取向。

东方主义与冷战后美国构建伊朗形象的手段研究

从欧洲到美国,东方主义经历了“文明—野蛮”向“民主—专制”和“反恐—支恐”框架的转变。美国构建伊朗形象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美国构建的伊朗形象代替非伊朗国家对伊朗的形象认知,此为“他者东方化”阶段,主要通过政治与媒体共谋的方式;二是改变伊朗对自我形象的认知,代之以美国构建的伊朗形象,此为“自我东方化”阶段,主要依靠舆论和制裁施压、驻军邻国和军演威慑。就效果而言,第一阶段取得了部分成功,改变了一些非伊朗国家对伊朗的形象认知,以致多数人谈“伊”言恐;第二阶段的效果偏离了预期,伊朗不仅没有接纳美国构建的伊朗形象,还对美国形象进行了反构建,并联合反美国家促使美国形象恐怖化。

神圣罗马帝国与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国际关系史编纂

“这个国家过去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现在还是这样称呼,但它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什么帝国”。((2))以上是启蒙时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评价,这一表述未必是伏尔泰的本意,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曾承认,“德意志帝国是法国最强大的邻邦”。((3))但上一表述流传甚广而成为“共识”,从而遮蔽了神圣罗马帝国在中欧以及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

试论“宁波争贡”事件对朝鲜处理日本漂流民政策的影响

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涉及到明朝、日本、朝鲜等多国关系,具有明显“东亚性”。由此产生一系列遗留问题,引发了诸国间利益交涉与外交政策调整。朝鲜长期与日本大内氏保持交好,实则出于清剿倭寇、维护使臣安全之目的。“争贡”事件的发生,大内氏与明朝利益发生冲突,朝鲜面临“私通倭贼”的道德危机。反复权衡下,朝鲜最终选择恪守“事大”。尽管朝鲜基于利益,仍不放弃与大内氏往来,但当大内氏与倭寇形象合为一体,朝鲜自身利益难以实现之时,朝日关系便就此断绝。这使我们认识到,明朝是影响周边国家关系走向之重要存在;同时在国与国交往中,交好只是表象,国家安全与利益才是根本。

西方驻外使节制度的形成

中世纪的外交使节职能单一、代表权受限、人员非专业化、外交任务临时且发起主体不限于政府。中世纪罗马教廷曾向拜占庭及欧洲各地派驻教宗代表,近代早期各国也派代表常驻教宗国。中世纪晚期,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之间的政治事务复杂化。意大利战争期间外交在亚平宁半岛各邦国的政务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互派常驻外交使节及政府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应运而生。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基督教国度体系”崩塌,催生了以平衡原则为基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常驻外交使节制度为国家之间建立了正常的外交联系,近代国家主权和国家体系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

修昔底德的战争叙述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学的意义

当代国际关系的著作在研究战争的时候一般都会详细地叙述战争的来龙去脉、战争的时代背景、战争前后人的反应以及战争的后果和影响。但是,中国古代关于战争的叙述可能难以做到如此详细。尤其是中国史书对战争的叙述往往是见战不见人,只关注战争的结果,即便关注人,也主要是那些决策者和战略家,一般的人是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的。相比之下,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关于战争的叙述则非常详细,不仅详细地描述了战争的过程,而且对战争的决策、人的心理变化等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特别是该书通过大量的具有现场感的演说词,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并通过这些演说词的内容揭示了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诸多原则和机制。因而,它对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北美新均势下的美英渔业纷争管窥

美国独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英和平关系,学界有美英同源论、欧洲优先论、英国衰落论、美国和平崛起说四种学说。美英霸权的和平转移是近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和美英第二次战争重新塑造了北美的均势。美英双方都意识到任何一方都将无力改变现有的局势,和平的协商是处理双方矛盾的唯一手段。为此双方就纽芬兰渔业的纷争进行了协商处理,设立双方都能表达各自意愿的仲裁委员会以解决双方矛盾。但是,这一特殊的仲裁委员会的设立开启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美英纽芬兰渔业纷争。

1945年美国《杜鲁门公告》探析

1945年9月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两项公告,分别阐述美国关于大陆架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与公海某些海域的沿海渔业的政策。《杜鲁门公告》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内出现的扩大近海管辖权的构想,反映了美国意欲扩大近海管辖权和维护海洋自由原则的双重目的。《杜鲁门公告》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作用,反映了"边疆消失"论的影响,促进了国际海洋法的发展,是现代海洋政治和海底政治的重要里程碑,不过也使美国成为自身海洋政策的掘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