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的进展、挑战及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传播体系建设是这一倡议全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当前,“一带一路”话语对外传播所面临的挑战愈发凸显。文章以国际话语事实为依据,详细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传播现实情形,综合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话语挑战,就相关话语传播的内容、主体、手段、方法、技术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对策性主张与方略,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的整体建设。

新质生产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背景下,作为“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策部署,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为更好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世界意义,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深远影响,本刊特约4位专家就“新质生产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笔谈,以期推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全球地方”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传播新格局

近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越来越多以系统的、成建制的方式加入到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进程中。从全球视角看,我国地方正逐步以“全球地方”的新姿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畴、文化范畴和政治经济范畴内展开全球性交往。也恰恰是因为这种交往,中国的国际传播格局正在逐步发生转变。

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意义、内涵和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国际传播的重要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论述上,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二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内涵;三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上述关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构建起了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新体系,进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中国”“讲好中国”: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研究中国”“讲好中国”已然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核心议题。话语与叙事也成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确保传播效能的一体两翼。本文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研究中国、讲好中国的战略意义,梳理了国际传播所面临的挑战,并试图从交流与对话的角度提出汲取建党百年经验为话语体系建构奠定文化底色,巧借他者分享式传播为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赋能,注重感性认知借助民间力量触发国际共情,依托全球秩序想象为话语体系建构凝聚共识的实践逻辑,旨在破除西方话语霸权,增强我国国际传播效能。

如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

当前国际上出现一些“看淡中国发展前景”“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这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优势缺乏准确认知,无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事实上,从历史维度看,国际体系转型蕴含着双重战略机遇。一是国际秩序整体上从殖民秩序、霸权秩序不断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转型;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体现了中国发展的历史主动性和不断上升的塑造能力。从空间维度看,随着技术和产业的深刻变革,中国在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机遇,尤其是超大规模市场和生产性权力结构所形成的市场空间整合效应,铁路物流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产业变革等,都为中国带来了战略新机遇。从关系维度看,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逻辑,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范式,促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及巩固和拓展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战略新机遇。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

国际话语权是国际关系较量和博弈的重要指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国际话语权有利于破除中国式现代化议题在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困境,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国际话语权是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交织叠加的结果,从内生机理来看,遵循话语供给—话语传播—话语认同—话语运用的递进逻辑;从外部机理来看,以综合国力、国家治理能力、文化自信为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坚持理论指导与文化传承,丰富话语供给内容;多方协作与多点互动,增强话语传播能力;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夯实话语认同;关注人类现代化全球性难题,树立话语运用示范,形成与中国大国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和中国贡献

世界海洋温度飙升和厄尔尼诺现象频发,南极气候加速变暖导致海冰面积创历史新低,2023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干旱、洪水、风暴等极端天气严重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此起彼伏的气候灾害不断敲响气候危机的警钟。随着人类与生态系统依存度加深、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气候问题政治化升级,全球气候治理的难度加大、窗口期缩短。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新挑战,中国坚持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破解气候治理困局。

百年变局之变、历史启示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与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相互叠加演进,而中国也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客观冷静地厘清世界百年变局的内涵要义,是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逻辑起点。中国未来发展,需要顺应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全球治理、世界矛盾的新变化进行战略运筹谋划。对比中国和其他国家百年发展走过的道路与取得的经验,有助于更加坚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遵循和道路方向,进一步增强在新的动荡变革期把握战略机遇、驾驭战略风险的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逻辑进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具有战略性的伟大构想,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和解释框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中,共同体理念与文化构建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共同体理念决定文化构建的起点及其发展导向,而文化构建在文明论意义上对共同体理念加以约束与调整,使得共同体理念契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共同体合法性的生成和确证是同一过程,社会共同体及其文明发展观在“人类主体”维度上的现实生成体现了人类共生关系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表现形式,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历史积淀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指导,形成了“世界性”的文明特质,在目的维度上指向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历史性重塑。

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与话语实践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要使其科学内涵与世界意义在国际社会获得准确理解与广泛认同,必须加强国际传播工作。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需要在精准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并从话语构建、话语转换和话语传播三个向度入手,反思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提高中国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全球文化新秩序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全球文化秩序的形成是世界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西方主导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西强他弱”是这一全球秩序的基本结构。西方在全球文化新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质言之就是掌握了文化国际话语权。全球文化新秩序的构建是大国话语权竞争的重要领域。中国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且要改变在这一秩序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具有促进全球文化秩序转型和更新的动力。中国要以国际话语权建设推进全球文化秩序转型,可以从四个方面加强认识并采取举措:加强话语质量建设与传播影响力建设并举;寻求非西方“文化话语权联盟”以获得“共同话语权”;将国家实力增长有效转化为国际话语权特别是文化话语权的增长;对西方文化话语权进行适当解构。

美国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分析

由于相对实力下降,美国的霸权正面临“碎片化”与“议题化”转型。在众多涉及安全的议题中,水资源议题因为自身的敏感性,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美国相继发布《全球水安全行动计划》和第二个《美国全球水战略》文件,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在全球水资源领域的战略目标、原则、优先方向、实施路径以及项目规划。其在优先方向、重点地区以及实施路径等方面的新变化,不但会对中美在水资源领域的竞争产生重要影响,更可能干扰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中国需加强跟踪研判和科学谋划,不断调整和优化与周边国家开展水资源合作及治理的政策和路径,化解美国对华开展水资源竞争所带来的风险。

以跨文化共情传播讲好中国政治故事

国际中文教育是讲好中国政治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阵地。讲好中国政治故事应坚持分众化、差异化、精准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可结合跨文化共情传播方式,选取中国故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理念、国际受众所熟知的政治符号、具体人物事迹作为共情点,以累积传播激发认知共振、以隐性教育引导共情思考、以他者视角讲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以科技手段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更好提升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

“技道合一”: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媒介化治理

数智技术带来传播生态变革,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挑战和机遇并存。立足媒介化理论所强调的“媒介能动性”与“技术-社会”互动勾连的分析路径,认为“技道合一”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框架并与当下的媒介化社会现象呼应,其作为中华文明的构成要素与国际传播的逻辑诉求,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用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理念。未来的国际传播延续“技道合一”的媒介化治理理念,注重树立“人机物”日常互动传播意识、构建体系化的文明强符号并推进面向全球的媒介规制,这将有助于调和“技”“道”异化问题,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及中国应对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构建了众多气候治理机制。随着气候治理机制密度的提升,机制间交叉重叠现象凸显、冲突与合作共存,呈现复杂化发展态势。从参与主体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从治理目标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表现为阶段性目标与总治理目标之间的博弈;从机制间的互动关系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表现为冲突与合作交织。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不仅与治理框架、治理能力有关,也与主权国家气候治理话语权转移相关,更与国际秩序持续演化下气候治理国际领导力缺失有关。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应积极发挥引领者作用,提升治理安排的系统性,促进机制间的协同互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善治。

中外跨国家庭视频博主海外社交媒体的“双重共情”传播

近年来,国际传播中的情感力量日益受到学界关注。面对意识形态偏见与文化隔阂,基于相通的情感体验达成的“共同情感”成为不同文化异质群体间理解和沟通的有效介质,而作为有效策略的共情传播则通过共情修辞、多模态话语叙事等方式消解了意识形态与语言文化畛域,增益了国际传播效能。外国友人基于“他者”视角讲述的中国故事在共情传播上有天然优势,而同时融合了“自我”和“他者”的中外跨国家庭视频博主们则进一步实现了“双重”共情传播,其所激发的情感流动既存在于跨国家庭成员之间,也存在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之间。中外跨国家庭视频博主们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弥合了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中国故事的宏大叙事融入爱情、亲情、友情等情感因素,于温情脉脉中加强了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效果,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国际传播共同体:理论本质、内涵阐释与实践路径

当前,国际传播作为影响全球化进程决定性力量的作用更加明显。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力量,正通过战略传播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推动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国际传播共同体概念就是在重构国际传播秩序背景下,立足于批判西方现实主义国际传播理论立场,进行有中国特色的建构主义知识和话语重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传播领域具体实践的体现,是新时代有关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内外之间:“全球中国”传播研究的边界逻辑

“全球中国”视野下的传播研究需要认知并建立包含多种维度的内外边界逻辑。主权国家的领土边界是重要的政治前提,数字化进程虽然淡化了物理边境,但却将利益博弈和地缘冲突转移至数字空间中,要同时重视数字地缘政治博弈和向内的数字主权治理;政治文明维度上现代中国的形成路径追求政权的内向稳定,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竞争性军事征服扩张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潜力在因数字化而模糊的政治文明边界中提供一种新的文明理论;中国的媒介体制中“国家角色的作用”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这一底层逻辑使其与其他媒介体制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高度复杂和语境化的内外边界要求建立一种“复线”的内外观。

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贡献

全球海洋治理的体系构建、发展与完善对于推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现行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在应对多样化且不断涌现的海洋问题与纷争方面存在诸多内在不足与局限性,如治理理念落后、治理结构失衡、治理制度缺失等,致使全球海洋治理动力不足、效能有限,迫切需要革新。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前瞻性,其所蕴含的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共同利益内涵能够化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现存困境,为引领全球海洋治理迈向高效、有序和公正的善治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充分展现了中国在海洋治理领域的智慧与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