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合作“引重致远”

2024年5月27日,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共同出席会议,并发表《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中日韩知识产权合作十年愿景联合声明》《关于未来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联合声明》等系列文件。

大国竞争时代的美欧对华政策协调

拜登任期内美欧加大对华政策协调力度,以经贸和技术领域为重点,强化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协作,并将意识形态纳入其中,尤其将人权和价值观与其他议题捆绑,全方位推行遏华战略。同时,美欧在对华认知、关系定位、政策选择和实施等方面有明显差异,“美国优先”原则与乌克兰危机及巴以冲突使美欧面临一些分歧和矛盾。美欧对华政策协调在拜登政府时期呈现机制化、全面化、阵营扩大化的特点,未来走向仍具有不确定性。从中美欧三边关系来看,中欧关系总体平稳发展,有利于中美欧三边关系平衡与稳定,但同时需警惕欧盟保护主义抬头给中欧关系发展带来挑战。

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演进及对我国的启示

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是由英国等南极领土声索国主导建立,通过南极条约体系框架实现的。致力于保护南极环境的《马德里议定书》及附件五生效,确立了保护南极历史文化价值的关键机制。为了解南极大国主导下的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演进过程和内在动因,掌握南极条约体系对该议题的设置、监管以及在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最新发展,从而使我国更好地参与南极文化遗产管理及相关议程讨论,及时提出本国文化遗产保护方案,系统梳理60年来南极文化遗产在南极条约体系下的管理情况,从设立历史遗迹和纪念物的时期范围、指定国、地理覆盖以及设立标准等四个维度进行全面分析,揭示南极条约体系下文化遗产管理存在的代表性不均衡、受领土声索国主导以及被领土声索国当作稳固或强化其主权的工具等问题;最后以南极半岛和罗斯海地区为例,结合南极大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探讨我国参与南极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合理路径。

越南对中美两国“双向制衡”战略的演变与中越合作前景

越南将中美两国视为其对外战略的两大优先目标。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越南认为中美将在亚太地区形成所谓的G2结构,并基于此开始在中美之间奉行“双向制衡”战略,利用中美两国相互制衡,确保越南利益的最大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越南对中美两国的战略虽有所调整,但并没有偏离原有的总体框架。越南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两国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虽然美国居于主动地位,却很难击败中国。基于上述判断,越南依据其国家利益在不同的领域里分别选择与中国或美国合作:一方面提升越美关系等级,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高科技领域里优先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又出于大国平衡的需要接受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在传统领域和新兴非战略性领域里加强合作。在上述政策下,越南总体上继续在中美间维持着相对平衡,但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越美间更注重国家安全领域沟通,而中越则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和务实合作。随着两国领导人就共建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中越关系呈现出稳步提升之势,为两国合作开辟了新的空间。

国际关系演变的技术政治解释——以美国对华技术博弈为分析视角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忽视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仅将技术看作是经济和军事的天然附属。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深刻嵌入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技术的“杠杆和重塑作用”不断增强,进而重构全球技术竞争模式,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层次演变。当下,技术竞争呈现出参与门槛高、竞争对抗意识浓、产业链和价值链战略地位空前突出等特点。同时,新技术本身所呈现的颠覆性、快速迭代性和涌现性等特征愈发受到关注。美国对华在新技术领域的“切割和封锁”策略,在瓦解全球技术共享生态的同时,迫使技术竞争的双方主动和被动地进入更激烈的博弈状态,导致全球治理出现新难题,进而给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中美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美两国围绕“多边主义”的交锋愈益激烈。美国宣称其一贯遵循“多边主义”,中国则指责美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那究竟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呢?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分析认为,美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选择性进出、追求国际多边机制利己性优先并蓄意打造竞争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体现着“伪多边主义”的特征;中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广泛性融入、推动国际多边机制公平性改革和积极创建合作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反映了“真多边主义”的特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真正的多边主义”至少应该具备广泛性、公平性和合作性三个核心特质,这既是区分中美多边外交的主要依据,也是辨别真伪多边主义的主要标准。

“三大倡议”与新时期中国的中亚外交

自2021年以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性倡议。“三大倡议”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案,而且为中国的中亚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战略引领。中国同中亚五国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中亚外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中国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助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安全;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进而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走上更加稳定和友好的发展轨道,并保障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取得更多切实成效。

大趋势与小周期作用下的中美关系

当下中美关系的演变既受到大趋势的影响,又受到小周期的作用。从2023下半年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以加强对话与交流、谋求稳定与缓和为特征的小周期。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出现小幅调整,加强接触和交往,在经贸问题上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调整对华政策定位;中国对美政策在坚持斗争的同时,也根据形势变化引导与塑造美国对华政策。旧金山元首会晤对推动两国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目标,并在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合作重返双边关系议程,有助于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美国能否务实确定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在经贸与安全领域对华竞争的合理边界。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既要立足大趋势,又要用好小周期。

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强合作,这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国对华“新冷战”。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是为其亚太战略服务的,服从于其维持亚洲—太平洋霸权的深层次战略逻辑。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接过英国制造的所谓“西藏问题”,将其打造成兼具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效用、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的工具。从地缘政治看,美国炒作所谓“西藏问题”,旨在从西侧对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进行空间挤压,同时利用印度的地缘政治观使其在安全诉求上向美国靠拢。从意识形态看,美国企图借助第十四世达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抹黑中国国际形象,提升美国打压中国的“道义正当性”。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美国政府正抓紧为“后达赖时代”布局,以地缘安全、宗教和人权、水资源等问题为借口,将涉藏政策有机融入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之中,使之成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对达赖集团的资金援助大幅度提高,与“藏独”分子及印度政府的三边互动日益频繁。鉴于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呈现新趋势,中国需加强系统应对。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路径

共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不仅对推动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示范。中国与中亚国家是友好近邻,携手打造新型合作模式、构建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既是全方位发展国家间战略伙伴关系的长远任务,也是各国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的具体实践。命运与共的新型关系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历史文化联系和传统友谊的长期延续,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动力。中国与中亚国家间政治共识和相互信任不断加强,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优先方向重点推进,已经在多领域形成联动效应,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和促进共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

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包括南亚东南亚次区域在内的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格局深入演化,区域局势和地区秩序出现了显著变动与重大调整。不论是从区域整体态势变化角度看,还是从区域内主要行为体政治经济形势演进视角分析,南亚东南亚区域受到了国际格局演化驱动方式和方向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化、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俄乌冲突等三大因素影响。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更加极端化,中美博弈加速了中国周边地区力量格局演变与秩序重组。美国凭借联盟体系化优势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极限施压,加深了中美矛盾。中美斗争外延至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催生出周边多国的对华机会主义策略与选边站队的行为。未来,中国周边地区泛安全化趋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国经略周边的安全挑战将明显增加。

美国“中国行动计划”的演进和后果评析

“中国行动计划”是特朗普政府试图运用司法手段构建美国的学术、商业、情报和网络信息安全体系,以实现对华科技遏制的重要政策规划。该计划主要以法律诉讼的方式,对参与协助中国科技发展的美国科学家进行追责。自该计划于2018年11月启动以来,有数百名美国科学家遭到调查和起诉,其中多数是华裔。这项计划出台的背景包括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对中国“窃取”其技术的担忧逐渐上升,美国反华势力对华侨华人长期存在歧视和偏见。“中国行动计划”遭到美国有正义感的政府官员、学界精英、社会组织和美国华人社会的强烈批评。虽然拜登执政后,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该计划,但其精髓却被保留,并以更隐蔽、更精准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作用。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解析

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对美外交以寻求支持为重点,提高对美合作的主动性;对华外交以增进互信为重点,坚持理性务实的主基调;地区外交则以“再平衡”为重点,意在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新加坡来说,这些发展既是提升战略自主程度、追求“小国大外交”的需要,也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还是塑造大国间竞合关系、维持地区均势格局的需要。不过,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加坡平衡外交政策的发展。对此,中国应持理性态度,并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予以积极引导。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中国--南亚减贫合作成效与路径优化

中国—南亚减贫合作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以高层互信、顶层规划、部门执行、具体对接等系列制度安排为指导,围绕经济、人文、减灾等具体领域开展的一系列双边、多边国际减贫协作,从而助力南亚国家减贫。尽管中国—南亚减贫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减贫合作机制亟须完善;经贸合作有待加强;冲突、腐败及治理效能低下;国际形势复杂动荡等。为此,应从始终坚持元首外交引领、健全完善减贫合作机制、顺势深化经贸合作、大力培育民生项目、加强地区安全协作等方面提出策略优化,助推南亚国家减贫事业进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携手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

印度议会涉藏法案探析(1959-1976)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在涉藏问题和边界冲突的双重叠加效应下,中印关系跌入历史低谷,为后期两国关系格局的演变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在此期间,印度联邦议会和地方邦议会通过了涉及外交、国防、民防、东北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和治理等多个领域的法案,为印度政府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改革边疆治理体系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法理支撑。本研究将上述法案置于中印涉藏关系史的框架中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论证,揭示该历史时期印度议会涉藏法案的主要特征及立法动因,以期为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印度政府涉藏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接收台湾地区过程中美国军人艾文思侵占黄金案钩沉

抗战胜利后,协助接收台湾地区的美军联络组中校艾文思以职务之便侵占了属于中国的黄金。中方发现后提出引渡艾文思来华受审,为美方所拒绝。中方研判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由美方审理更为有利,同意移交美国审理此案。在美国法庭审理过程中,中方积极协助担任公诉人的检察官提供证据,但艾文思巧妙利用美国的陪审制度漏洞而逃脱惩罚。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的背景之下,中方通过外交渠道重启审判的努力也无疾而终。本文运用档案资料揭示美国军人侵占中国黄金案件的经过、在美国法庭审理进程及结局,钩沉此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作为方法的旅游

长期以来,旅游被认为是一种推动发展的经济活动,也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本期笔谈以作为方法的旅游为出发点,重新认识流动世界里面的人与人以及人与地方的动态关系,分析人们如何在当今高度流动的世界中体验旅游生活方式,以及伴随旅游生活方式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旅游作为方法意味着不局限于短暂离开惯常空间去其他地方获得新体验,更重要的是强调旅游在组织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塑造“这里”和“那里”紧密联系的生活实践,彰显时时刻刻的流动与变化。也就是说,旅游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对象,也不仅仅是一个以休闲游憩为核心的行业,而是包含一个认知流动世界的框架。通过这个框架,可以探索“这里”与“那里”、旅行与停泊、包容与排斥之间的协商和冲突。正如很多社会科学学者指出,旅游代表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尤其是获得特别待遇(privileged)的缩影,所以通过旅游可以清晰探寻日常生活如何变化或者延续。需要指出的是,旅游生活方式不受限于旅游目的地的时间与空间,它已经深深扎根于“这里”的日常生活。通过改变日常生活的时间或者空间关系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个人在“这里”或“那里”或者“路上”如何重构熟悉和差异。当下的中国已迈入小康社会,旅游已然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当代生活的一种缩影。鉴于旅游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就“作为方法的旅游”开展前沿性讨论,丰富旅游学科的内涵。本期6篇笔谈以旅游为出发点,从抽象到具体,内容包括探讨和分析旅行过程中确立旅行者自身的存在意义、旅游对称性、以自己为出发点研究旅游现象、旅游视角下的地缘政治、旅游作为红色文化传承的方法以及旅游推动减贫,以期引发更广泛深入的讨论,助力旅游学科建设。

推进区域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史研究

中国幅员辽阔,地缘政治条件和周边环境非常复杂。能否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会影响到区域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在众多的周边国家当中,中国与朝鲜、韩国、日本这三个东亚邻国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但也正因如此,历史问题常常成为相关国家双边关系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