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中美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美两国围绕“多边主义”的交锋愈益激烈。美国宣称其一贯遵循“多边主义”,中国则指责美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那究竟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呢?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分析认为,美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选择性进出、追求国际多边机制利己性优先并蓄意打造竞争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体现着“伪多边主义”的特征;中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广泛性融入、推动国际多边机制公平性改革和积极创建合作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反映了“真多边主义”的特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真正的多边主义”至少应该具备广泛性、公平性和合作性三个核心特质,这既是区分中美多边外交的主要依据,也是辨别真伪多边主义的主要标准。

大趋势与小周期作用下的中美关系

当下中美关系的演变既受到大趋势的影响,又受到小周期的作用。从2023下半年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以加强对话与交流、谋求稳定与缓和为特征的小周期。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出现小幅调整,加强接触和交往,在经贸问题上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调整对华政策定位;中国对美政策在坚持斗争的同时,也根据形势变化引导与塑造美国对华政策。旧金山元首会晤对推动两国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目标,并在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合作重返双边关系议程,有助于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美国能否务实确定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在经贸与安全领域对华竞争的合理边界。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既要立足大趋势,又要用好小周期。

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强合作,这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国对华“新冷战”。

美国“中国行动计划”的演进和后果评析

“中国行动计划”是特朗普政府试图运用司法手段构建美国的学术、商业、情报和网络信息安全体系,以实现对华科技遏制的重要政策规划。该计划主要以法律诉讼的方式,对参与协助中国科技发展的美国科学家进行追责。自该计划于2018年11月启动以来,有数百名美国科学家遭到调查和起诉,其中多数是华裔。这项计划出台的背景包括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对中国“窃取”其技术的担忧逐渐上升,美国反华势力对华侨华人长期存在歧视和偏见。“中国行动计划”遭到美国有正义感的政府官员、学界精英、社会组织和美国华人社会的强烈批评。虽然拜登执政后,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该计划,但其精髓却被保留,并以更隐蔽、更精准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作用。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解析

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对美外交以寻求支持为重点,提高对美合作的主动性;对华外交以增进互信为重点,坚持理性务实的主基调;地区外交则以“再平衡”为重点,意在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新加坡来说,这些发展既是提升战略自主程度、追求“小国大外交”的需要,也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还是塑造大国间竞合关系、维持地区均势格局的需要。不过,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加坡平衡外交政策的发展。对此,中国应持理性态度,并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予以积极引导。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作为方法的旅游

长期以来,旅游被认为是一种推动发展的经济活动,也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本期笔谈以作为方法的旅游为出发点,重新认识流动世界里面的人与人以及人与地方的动态关系,分析人们如何在当今高度流动的世界中体验旅游生活方式,以及伴随旅游生活方式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旅游作为方法意味着不局限于短暂离开惯常空间去其他地方获得新体验,更重要的是强调旅游在组织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塑造“这里”和“那里”紧密联系的生活实践,彰显时时刻刻的流动与变化。也就是说,旅游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对象,也不仅仅是一个以休闲游憩为核心的行业,而是包含一个认知流动世界的框架。通过这个框架,可以探索“这里”与“那里”、旅行与停泊、包容与排斥之间的协商和冲突。正如很多社会科学学者指出,旅游代表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尤其是获得特别待遇(privileged)的缩影,所以通过旅游可以清晰探寻日常生活如何变化或者延续。需要指出的是,旅游生活方式不受限于旅游目的地的时间与空间,它已经深深扎根于“这里”的日常生活。通过改变日常生活的时间或者空间关系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个人在“这里”或“那里”或者“路上”如何重构熟悉和差异。当下的中国已迈入小康社会,旅游已然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当代生活的一种缩影。鉴于旅游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就“作为方法的旅游”开展前沿性讨论,丰富旅游学科的内涵。本期6篇笔谈以旅游为出发点,从抽象到具体,内容包括探讨和分析旅行过程中确立旅行者自身的存在意义、旅游对称性、以自己为出发点研究旅游现象、旅游视角下的地缘政治、旅游作为红色文化传承的方法以及旅游推动减贫,以期引发更广泛深入的讨论,助力旅游学科建设。

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的特点及其对中国进口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高新技术领域为核心,对中国实施的出口管制政策持续加强,并呈现出口管制对象更具精准性、出口管制政策更具联动性、出口管制更趋联盟化、出口管制更加意识形态化等特点。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下,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半导体产品尤其是高端集成电路产品总额大幅下降,中国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自美国盟友进口的高端集成电路产品总额也明显下降。为了积极应对美国攻击型的出口管制,我国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加强供应链风险管理,合理布局多元化跨国供应链;完善自主出口管制体系,加快出口管制人才队伍建设;区分国别采取差异化策略,分化瓦解美国主导的排华联盟;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在高水平开放中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当超级企业遭遇地缘政治——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台积电

被誉为全球芯片“代工之王”的台积电是一家非常典型的超级企业。尽管台积电在商业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但在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却陷入了巨大的“选边困境”,不得不做出违背经济效率逻辑和比较优势原则的商业选择,从高效的集中生产转向低效的分散生产。台积电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作为一家高度全球化的企业,其在技术、资本、市场和生产上高度依赖中美两大经济体。台积电既依靠美国的技术与资本支持,又依赖中国内地的市场与产业生态。近年来中美围绕半导体产业展开了激烈博弈,这使存在双重依赖关系的台积电面临着大国将经济要素“武器化”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其既不能“一边倒”,又很难“左右逢源”,只能“夹缝求生”。台积电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大国竞争如何影响一个超级企业的商业战略选择,从而在微观层面呈现了地缘政治环境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宏观图景。

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美战略之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转型任务艰巨,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双边关系的发生逻辑、实际场域和极限条件均非同以往。由于缺乏既有经验、战略互信和同一性挑战,中美两国持续展开的全方位战略博弈也前所未有,因此双方在观念、策略和行为上都在不断进行动态调整、试探乃至创新,这也将在较长时段内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作为两大世界性强国,中美战略博弈既影响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走势,也受到这两者的深刻影响。近年来,两国着力强化各自推动建立的地区和跨地区合作机制,在产业、技术、金融、防务安全以及外交等多个领域展开博弈,以扩大各自的竞争优势并提升国际影响力,进而在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中获得更多机遇和权力。基于全球化、多极化、地区化发展以及中美战略互动的逻辑,地区主义为观察中美关系演进提供了新的维度。通过对中美两国推进地区合作的观念、策略和实践特性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把握中美战略之争的必然性及其在部分领域回归合作理性的远景。而两种不同的地区主义观念与实践也将充分体现在未来两国在地区层面的复杂博弈中,中美博弈的胜负并不取决于一时之势,而在于两种地区主义的包容性和普适性所带来的可持续性。

美国媒介认知竞争实践与中国应对

媒介武器化时代,信息载荷与舆论角力共同塑造认知竞争环境,不同价值体系国家驾驭人群思维干扰社会认知以达到战略传播制胜的目的,美国借此占据优势地位。国际关系变动影响认知竞争格局,多元社会文化拓展认知竞争题域,传播技术迭代重塑认知竞争形态,新媒体重构多样化认知竞争方式。为使认知竞争致效,中国还需以认知测绘驱动精准传播战略实践,健全高效传播链路,强化认知塑造投放策略,基于区域国别传播生态构建立体传播矩阵。

战略工具与制华手段:美国干涉新疆事务80年(1943—2023年)

对美国而言,操弄和挑拨中国境内的分裂主义是一种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行为。自1943年到2023年,美国对新疆事务的介入和干涉已有80年。美国对新疆的政策选择从属于国际格局及对华战略。在二战后到冷战发端时期,新疆迅速成为美苏地缘政治争夺乃至冷战对抗的前沿。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剧变,美国甚至图谋把新疆打造为“区域反共政权”的阵地。在冷战结束前后,经过40余年的蛰伏,美国以人权框架和理论框架重拾和重构了涉疆问题,并将其作为对华牵制打压的棋子。自2017年以来,随着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转型特别是中美间权力的消长,美国不断加大对新疆事务的干涉和炒作力度,试图达到“以疆制华”之目的。纵观美国80年来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有两点是不变的:一是美国始终将操弄新疆分裂主义及干涉新疆事务,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二是美国的涉疆政策始终以意识形态为透镜,带有鲜明的“反共”色彩。

美国年轻一代的政治观点与对华认知

代际政治是理解美国政治的重要视角。20世纪以来,不同代际之间美国人的政治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相较于中老年人,美国年轻一代(即千禧一代、Z世代和Alpha一代)的政治观点与对华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政治议题上,他们更加关注自由主义议题。在政党倾向上,他们也更加亲民主党。美国年轻一代有着高昂的参政热情,年轻的选民在选举中很积极,一些年轻的政客已经进入了国会和政府。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年轻人是一股积极的变革性力量。年轻一代美国人对中国有着更积极的看法,对中国的实力有客观的认知并更愿意参与到中美交流之中,并且相对能够客观、全面、公正看待中美关系。随着这一代年轻人成为选民的主体,未来成为负责对华决策的官员,中美关系有可能将迎来积极的变化。但是,年轻人的认知并未定型,美国年轻人的对华态度在未来也存在着变数。

美国在经贸与科技领域对华立法趋势及影响

拜登政府加强对华经济与科技领域竞争,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先后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认为拜登政府做得还远远不够。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设立了对华竞争特别委员会,并推出具有两党共识的战略报告——《重置、预防、建设:赢得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经济竞争的战略》,继续强化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对华竞争。该战略体现了两党议员的共同价值取向,将成为未来美国国会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对华立法的主要方向。这些潜在的法案将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给中美关系制造更多麻烦、带来更大冲击。

盟友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中的作用与限度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是地区权力对比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美国盟友也扮演了不同角色,分别是:核心盟友充当地区霸权代理者,推动联盟承诺的扩展与深化;中间盟友充当大国博弈中间人,通过多边安排赢得对冲空间;与中国有冲突的盟友则试图利用联盟实现自身利益。总体上盟友间的联系提高了信息沟通效率,强化了盟友间的共识,提供了合作节点,整合了联盟内部资源,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整合能力不足,以及安全承诺的不稳定。

国际关系演变的技术政治解释——以美国对华技术博弈为分析视角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忽视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仅将技术看作是经济和军事的天然附属。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深刻嵌入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技术的“杠杆和重塑作用”不断增强,进而重构全球技术竞争模式,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层次演变。当下,技术竞争呈现出参与门槛高、竞争对抗意识浓、产业链和价值链战略地位空前突出等特点。同时,新技术本身所呈现的颠覆性、快速迭代性和涌现性等特征愈发受到关注。美国对华在新技术领域的“切割和封锁”策略,在瓦解全球技术共享生态的同时,迫使技术竞争的双方主动和被动地进入更激烈的博弈状态,导致全球治理出现新难题,进而给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美外交话语建设的演变及特点研究

新中国对美外交话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和努力方向,其演变历程可以概括为实现“站起来”的革命型外交话语、努力“富起来”的发展型外交话语和正在“强起来”的倡导型外交话语。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中国对美外交话语的本质特征,其基本原则是坚持党的统领、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寻求共识、言行一致;其功能定位是服务于中美外交实践,服务于中国国际形象树立。梳理还原中国对美外交话语的历史样貌,可以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别是话语理论的建设、话语表达的精准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提供借鉴。

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对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塑造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再次兴起。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美国特质,表现为“美国至上”的优越感、“边疆主义”的扩张性、“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和“臆造敌人”的非理性。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技术霸权主义,它通过作用于大众对国际环境的感知和解读,塑造对华认知,开展国内动员,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目标和手段。美国对中国信息通信业的打压生动诠释了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作用机制:臆造中国相关产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丑化中国企业形象,制造不实舆论,滥用立法、行政、司法手段,拉拢裹挟盟友共同对华施压。面对中国科技的加速追赶,以维护霸权为根本目的的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发挥影响,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是为其亚太战略服务的,服从于其维持亚洲—太平洋霸权的深层次战略逻辑。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接过英国制造的所谓“西藏问题”,将其打造成兼具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效用、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的工具。从地缘政治看,美国炒作所谓“西藏问题”,旨在从西侧对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进行空间挤压,同时利用印度的地缘政治观使其在安全诉求上向美国靠拢。从意识形态看,美国企图借助第十四世达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抹黑中国国际形象,提升美国打压中国的“道义正当性”。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美国政府正抓紧为“后达赖时代”布局,以地缘安全、宗教和人权、水资源等问题为借口,将涉藏政策有机融入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之中,使之成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对达赖集团的资金援助大幅度提高,与“藏独”分子及印度政府的三边互动日益频繁。鉴于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呈现新趋势,中国需加强系统应对。

美国涉华“虚假信息战”建构、演进与效应——以特朗普政府为例

“虚假信息战”正在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主要权力斗争形式之一,特朗普政府涉华“虚假信息战”是颠覆美对华接触战略、构建全面竞争战略的重要手段与加速器。其主要路径是通过对西方主要信念、观念逻辑的异化解读与叙事,来定性中国发展模式、内外政策及战略与国际社会规范及美国战略利益的对立性、冲突性,构建敌对化的对华战略认知结构,顺势推动全面竞争战略。其具体表现形式是,用意识形态化的叙事诋毁中国改革开放成就,臆造中美互惠合作及人文交流的恶性意图,以华为与政府“情报合作”的虚妄假定为理由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用似是而非的材料夸大“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挑战,削弱“一带一路”的影响。由于中美不对称的国际话语结构及西方受众受其价值观的影响,涉华“虚假信息战”在凝聚西方疑华、遏华认知与对华竞争战略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此,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总目标,提升对外“讲故事”的能力,争取一定程度上化解对中国的种种不实战略认知,重塑中国文明大国与国际社会贡献者的话语结构。

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关键分歧

自2018年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强硬以来,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都主张对华战略竞争。这表明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达成基本共识,将中国作为“主要挑战与对手”,逐渐偏离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尽管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在转向强硬方面具有共识,都以战略竞争概括其对华政策,但在对华强硬程度上存在分歧,且两党在对华战略定位、政策目标、竞争强度与合作意愿方面也不尽相同。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就是民主党试图坚持对华战略竞争,同时确保中美竞争不失控;共和党则倾向于对华更激烈的竞争,对华政策具有较强的对抗色彩。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出现分歧,既有两党背后的利益群体与价值观存在差异的深层原因,也有两党政策精英的对华交往水平存在差异的因素。未来,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也有趋同演进的可能。中国需积极应对,加强与美国保守派的政策交流,尽快确立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尽力牵制共和党对华战略中的消极倾向,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