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跨界”路径

虽然此次笔谈讨论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外交史”,但我个人更喜欢用“中国对外关系史”这个概念,因为后者的内涵要比前者丰富得多。不管是中国对外关系史,还是中国外交史,都是很大的研究课题。在本文中,我将主要就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跨学科或者叫“跨界”问题,谈一些自己多年来一直在琢磨、实践但又不太成熟的想法。其实,我应邀参加这次笔谈本身就是一种“跨界”行为。过去40多年里,我一直在高校学习、研究和讲授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并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虽然始终对中国对外关系史感兴趣,也发表过相关著作和论文,但我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更没有想过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文章,尽管《中共党史研究》一直是我喜欢阅读的学术刊物。

加强冷战视阈下的中国国际广播史研究

冷战时期,为了防范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广播对华开展遏制颠覆活动,同时更好地向国际社会阐释政策、塑造形象,中国高度重视国际广播事业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然而,国内学界始终缺少对冷战时期中国国际广播史的深入研究,诸如中国制定了怎样的对外广播政策、开展了哪些对外广播活动、相关活动成效如何,其他国家对华开展了哪些广播活动、中国如何应对,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哪些国际广播合作,中国开展国际广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详细解答。

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视域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

在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视域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是推进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关键性因素。面对中国国际话语展现的多层次话语困境,我们要依托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进程创造良好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同时厚植中国国际话语在文明交流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传播的土壤,增强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表达主张、反对霸权的底气与能力,继续为人类世界共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程永超:《“华夷变态”的东亚:近世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关系史的研究》

一、以“称霸世界”为目的,丰臣秀吉在天正十九年(1591)命国内诸将先行准备,来年渡海侵略朝鲜半岛,完成前人未尽之大事。从秀吉官宣的目标看,那是一场最终以征服明朝为导向的侵略战争,若以彼时之语言来称呼,秀吉从“天下人”踏上“入唐”之路,进而成为世界的“天下人”。[1]天命并未继续给予这位战争狂人更多的眷顾,兵势受阻、议和失败,临终前的政权“托孤”已是无力回天。然而,战场的硝烟遗祸未随秀吉的逝去而消散,东亚三国的局势依旧未稳,关原之役、后金崛起,而朝鲜虽有誓师复仇之心,奈何天朝要求“自固为上”,又恐受诬“阴节日本”之名,左右为难。受万历之役所累,明朝元气究未恢复,加之思宗刚愎自用,内政外交昏招迭出,终失其鼎,天下逐之。至此,明清鼎革,华夷为之一变。

明清鼎革期间明将毛文龙与朝鲜关系研究

明清鼎革之际,明与后金之间的军事争夺时有发生,双方争夺的结果直接决定了谁将成为未来东亚宗藩体系的领导者。在看似明确的敌我对抗和表面的新旧交替背后,还潜藏着宗藩体系内部成员的观望与自保、多方勾连甚至待价而沽。毛文龙作为明将代表明朝在朝鲜履行保护朝鲜国家安全的义务,但却卷入了明、后金与朝鲜三方博弈的漩涡之中。朝鲜作为明朝宗藩体系最亲近的一员,一方面与毛文龙互相袒护与猜忌,一方面又与后金保持半臣属状态。无疑,明将毛文龙与朝鲜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明清鼎革前夜东亚宗藩体系内部关系实态的理想视角。

和平发展作为中国国家理想与民族品性——兼谈建构中国国家历史形象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国家理想、国家目标本身,也是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内容,这是中华民族固有品性内在决定的,有着坚实的历史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和文化,这种文化浸润了中国人乃至中华民族的和合品性。以中原为核心的单元历史在对外关系上呈现整体上的和平礼仪外交与非攻击性,历朝历代都以天下太平四海咸宁为最高理想,从来没有主动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即使有战争也是“平天下”,以天下太平为目的,而不是屠杀、占领、掠夺、奴役乃至种族灭绝。所谓“朝贡制”主要是保证天下太平四海咸宁的礼仪,经济上基本都是倒贴的。中国自身数千年“协和万邦”的实践为当今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具有特殊启示意义的宝贵经验,“中和天下观”的构想,可以为人类走向善善与共的美好明天提供新的智慧。

一九五二年《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署与实施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蒙古、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档案的渐次解密开放,学界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蒙关系历史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发表了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就研究主题而言,集中于中蒙苏三边关系互动、中蒙贸易、中国工人援助蒙古、中蒙建交、中蒙划界等相关历史问题。这些既有研究已经开始注意使用多国多边档案展开互证研究,讨论了中蒙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或侧面,丰富了中蒙关系的历史图景。

苏联远东中国高级列宁学校的建立及其影响

联共(布)为加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在苏联海参崴建立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该校是联系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平台,其历史使命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政治立场坚定、经得起考验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其目标还包括提高远东地区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加强对华工的管理,进而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文化建设。

试述中山舰事件前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

在苏俄急于策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鲍罗廷被俄共(布)派往中国,出任国民党政治顾问。蒋介石虽然对苏俄并无好感,但在现实面前,他以“左”派面貌示人,由此取得鲍罗廷的信任。鲍罗廷欣赏蒋介石,在黄埔建军、应对“商团事件”、处置“廖案”风波等多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对其给予支持,蒋介石由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然而,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蒋介石关系恶化,鲍罗廷成为南京政府第一号通缉犯,这显然是鲍罗廷初到中国时始料未及的。

自东徂西:章遹骏赴英办理禁烟与民国初年中英民间禁毒外交的尝试

民国初年,全国禁烟联合会会长章遹骏一行三人赴英办理禁烟,试图通过游说英国政客和向英国公众演说等活动,终止《中英禁烟条件》并移去沪上印土,其愿望最终落空。这主要因为英国外交部既面临印度事务部和英国鸦片商的压力,又希望用禁烟作为与中国交涉其他事务的筹码,并且章遹骏一行是民间而非官方代表,因此未接受章遹骏的请求。从中国方面来看,全国禁烟联合会实力微弱,缺乏全国性的号召力,也难以形成舆论压力。且民国初年政局不稳,政府财政紧张,不仅禁政难以实施,更在外事上仰列强之鼻息。章遹骏一行赴英办理禁烟,折射出民国初年政府禁政无力,民间禁毒外交处境艰难。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章遹骏赴英办理禁烟一案,徒为袁世凯粉饰个人形象的工具。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清理的“外部性”问题

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的规定,对1949年之前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旧条约进行了清理。然而,清理结果并未正式对外公布,导致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美国政府等都认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旧条约依然“有效”。我国有必要尽快在法律上公开对此旧条约的清理程序,宣布此条约无效,并将清理结果告知国际法院,敦促国际法院适用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改变其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既有立场。

再论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进入东北前的调查及交涉

国联调查团抵达中国后,广泛调研了涉及中日关系的上海、汉口、南京、北平等地,在进入东北之前除与国民政府代表进行多次会谈以外,还注意在地方民众中展开调研.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向调查团提出了解决中日冲突的中方提案.国联调查团对于中方提案的交涉及修改,目的在于为将来的调查报告及国联大会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的基础.厘清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及国际法责任是调查团重点调查的议题.调查团进入东北之前围绕调停方案与中日双方的交涉,为国联报告书的出台及国联决议奠定了基础.

重庆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主权意识演变——以宪政立法和承认外交为中心

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迁址重庆,先后两次修宪并制定《建国纲领》,明确战后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重心。重庆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通过宪政立法和集中军权,加强对内主权的重塑和稳固,同时将实现民族独立、获得政府的国际承认和建设武装部队确立为基本外交方针,致力于通过“承认外交”获取对外主权。然而,“临时政府”的特殊身份和“革命宪法”所构建的主权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加之各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和对韩国临时政府地位存疑,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最终以失败告终。

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对日本的遏制与纵容

一·二八事变前夕,英国为了维护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与日本等国合作制定了上海租界《协防计划》。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初,为避免租界沦为中日冲突的战地,英国联合美、法、意等国对日本施压,阻止日军在租界内跨防区巡逻,反对日本陆军增援上海,提出调停中日冲突的“中立区”方案。在遭到日本强硬拒绝后,英国政府接受林德利和白利南的建议,默许日军大规模增援上海,坐视甚至推动日军尽快击退中国守军。英国在一·二八事变中的因应,充分展现了其应对中日上海冲突的复杂面相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1936—1945年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关系

1936年初,中共东北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提出了更加符合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的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在东北抗战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加有力地推进了朝鲜国内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支援和推进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主要是以东北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中的朝鲜民族党员、团员和指战员贯彻执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群体。这一段历史是中共东北党组织正确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树立东方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的历程,是东方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也是以生命和鲜血坚实地奠定现代中朝友谊基础的宝贵的历史财富。

中日在国联围绕伪满洲国交涉始末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将日军武装入侵东北问题,依据国联盟约申述到国联。从1932年9月22日,国联行政院第一次讨论中日纠纷会议开始,中、日在国联围绕日军撤兵问题展开交涉。到12月10日,在中日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成立国联调查团来中国调查,其间,日本为转移视线,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从此中日又围绕“一·二八”事变展开交涉。在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前,日军已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从此中日又围绕伪满洲国问题开展交涉。《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虽认定伪满洲国为非法政府,但伪满洲国已既成事实,且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退出国联,使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调解政策失败,国联调解失败是列强推行绥靖政策结果,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尼泊尔藏缅语族群年轻移民的调查——以尼泊尔加德满都博达哈社区为例

尼泊尔藏缅语族群的迁移活动呈现出年轻人口以求学、出家为目的大量外流的新趋势与新特征,对原籍社区人口空间结构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关系到中尼边境地区未来人口结构与发展趋势,甚至可能影响着边疆一线区域的安全稳定。本文通过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博达哈社区的实地调查,在博达哈移民社区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使用“推拉理论”分析在迁出地局限和迁入地保障双重驱动下的藏缅语族群年轻移民现象,并深入探讨在他们完成学业或还俗后,“留在城市”“跨国迁移”和“回到家乡”三种不同人生选择的生活现状与未来出路。

“事大主义”能否等于封贡体系下的“事大”?

“事大字小”是封贡体系下朝鲜半岛古代国家与中国各王朝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但当前学界和舆论场中却广泛使用“事大主义”一词,用以描述或者批评前现代时期朝鲜半岛国家尤其朝鲜王朝对中国的“事大”政策。通过考察古典语境中“事大”的意义和现代语境中的“事大主义”概念在近代的发明过程及其含义、使用情况可知,“事大主义”与“事大”在时间、空间和政治品格等各方面存在明显的断裂性。当下的学术研究和日常话语建构,须避免似是而非的概念使用,从“事大主义”回到“事大”,以克服现代人基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观念、民族国家观念和主体性逻辑而对历史展开的主观想象,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还原历史面貌。在“求真”的基础上,发挥历史的镜鉴作用。

被遮蔽的胜利——巴黎和会中国签订对奥《圣日耳曼和约》过程研究

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在和会的筹备阶段及初期,中方将“废止特权”与“平等原则”作为对德、奥条款的核心底线,并随着会议进程的深入不断推进对德、奥具体问题的解决。然而,在拒签德约后,奥约问题成为北京政府及代表团关注的重点,其能否顺利签订关乎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北京政府更是明确将奥约签订一事与加入国联绑定,并寄希望于英、美方面的帮助。是时,和会中各国针对奥约的主张、态度不一,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人通过积极协调、斡旋,最终使得奥约顺利签订,中国也以此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总体来看,中方在签订奥约的过程中表现积极主动,加入国联也符合一战后北京政府提升国际地位的需要。但从长远结果来看,中国朝野上下所期许的“战后新秩序”并未因为国联的成立而实现。

一九七〇年中法政治关系中的柬埔寨因素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中法两国都与柬埔寨建立起“特殊关系”,西哈努克亲王提出的中立政策所牵动的印度支那问题亦成为三个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石。1965年后,中法政治关系出现波折。当中法试图修复两国政治关系的尝试陷入僵局时,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爆发“朗诺政变”,西哈努克来到中国。借贝当古率领法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机会,两国高层围绕柬埔寨在内的印支问题展开政治对话,并达成了谅解与共识。两国的政治关系最终得到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