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投放作为源头环节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然而,我国现行的垃圾分类投放中仍存在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分类投放责任主体分工不明确、生活垃圾分类标准不统一以及生活垃圾法律责任不完善等问题。德国对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较先进,有着完备的废弃物管理体系。德国在1972年通过了首部《废弃物处理法》,而后的51年里,其垃圾分类成就之巨大为人称道。因此,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德国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中的相关经验,健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相关立法,理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基本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并完善分类投放的主体法律责任,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比较法与区域国别学:三个理论陷阱

区域国别学为比较法带来新机遇,但掩藏在比较法中的理论缺陷极易在区域国别学中放大,以至给两者的发展和域外法治实践带来消极影响,这种理论缺陷表现为教条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相对主义三个陷阱。比较法应在反思和防范这三种理论陷阱的基础上,为自身与区域国别学的良好结合寻找新的理论,形成兼采功能比较与意义比较方法,以及面向法治现代化的多元主义法律观。

论中美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罪与罚——以美国高盛独董入狱与中国证监会36亿罚单为视角

在资本市场中不正当利用信息时间差以趋利减损的内幕交易行为,侵蚀了资本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三原则,扰乱了资本市场运作的正常秩序,是各国证券监管机构重点打击的对象。本文从两个影响巨大的内幕交易案出发,探讨中美两国规制内幕交易法律体系的差异。随着新《证券法》的施行,我国内幕交易监管与处罚体系将不断发展与完善。但是内幕交易基础理论“平等获得信息原则”与董事高管“信义义务原则”是重叠适用,还是特定排他适用;内幕交易“推定成立”的法律渊源等级是否应提升;是否应授予行政裁决与司法审判不同的“自由裁量权范围”等问题,尚无定论,本文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研究。

制度性保障理论的源流与当代宪法价值

魏玛宪法时期的制度性保障理论以“现状保障”为主,施密特将魏玛宪法中的制度与权利分离,通过保障制度的核心不受侵犯,进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乡镇自治”“公务员制度”与“财产权制度”均为制度性保障的实例。德国基本法时期的制度性保障成为基本权利客观面向的一个功能,主要通过构建制度、维护制度的核心来保障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对于我国的宪法学,制度性保障理论应是宪法解释的新理念,将特定宪法条款解释为制度,可以有效发挥部分纲领性条款的实效性,以此可以约束立法乃至司法、行政,也为合宪性审查提供依据。

人脸识别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当前以知情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难以应对人脸识别的飞速发展,无法充分保护被识别者的人格权益和财产利益。对比,可借鉴欧美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对知情同意规则进行动态化重构。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引入应用前的检验评估机制、降低司法救济门槛、加强行政监管和行业规制,以保障信息主体在人脸识别应用中的合法权益。

APP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困境与应对路径

数字时代下移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移动应用已经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国家强制要求移动应用企业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并没有发挥预期的功能.探讨了APP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概念与性质,分析了APP在获取用户同意、第三方SDK信息收集处理以及匿名化技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通过研究欧美个人信息保护经验,可以找到个人信息公私法融合保护的路径.为解决APP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应从鼓励企业自律、强化私力救济和健全公力执法3方面入手.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了个人信息的保护,但目前对个人信息保护没有统一的立法,法律责任存在有效性缺位,而其中的知情同意规则也存在适用的异化.此时应立足《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从其缔约方的法律体系中探讨个人信息保护的知情同意规则与经济责任等内容,在区分我国知情同意规则的基础上,在我国与新西兰法律的基础上明确“5要素”通知规则的内容,提高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可能.在经济责任方面提高适用赔偿数额,并以刑事处罚为切入点明确相关犯罪行为,为个人信息的安全保驾护航.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劳工标准的衔接与适用--基于越南的比较法考察

位于“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上的越南,成为我国企业近几年海外开拓的首选地之一。中国需积极应对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劳动规范的新动向,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经贸合作及各种商贸协议中形成反映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劳工准则,以促进劳动者权利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

论建构中国特色的比较法学学科体系的主体意识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法学学科体系,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是不容忽视的,但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构自主的学科体系,研究者须怀有独立而不依附、平等而不卑微、稳重而不封闭、开放而不媚外的胸怀,增强求同存异、借鉴与创新、工具与思想的融合提升的研究意识。如果缺少了这种主体意识,所构建的学科体系不仅不能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会产生副作用。鉴于主体意识之重要性,因此,需要从主动与被动、保守与开放等多角度对主体意识进行分析阐述,在此阐释基础上,进行深化整合,研究者须秉持主体意识,在整体性视域下自主地、创新地进行比较法学研究,以期实现本土化的比较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互联网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构建研究——从“监护人同意制度”的角度切入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促使各国立法者考虑对儿童个人信息采取倾斜性保护。纵观各国监护人同意制度,可分为严格限定模式与适龄保护模式。其中,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与英国《适龄设计守则》分别在监护人同意的“可验证性”和儿童保护的“适龄性”方面的做法值得进行重点考察与借鉴。相较之下,我国现行的监护人同意制度以固定年龄为界限进行划分没有适当依据,导致了儿童网络保护的法律空白,忽视了儿童对自我决策权的需求,更不符合网络行业实践;笼统的制度设计在忽略儿童主体性的同时又过度期待了监护人理性,对监护人同意的真实性也缺乏有效的核实方式。因此,应当学习英美经验,逐渐由严格限定模式向适龄保护模式转变,调整年龄划分,细化监护人同意制度设计以改善其局限性,进一步促进儿童个人信息保护。

比较法律文化视野下中国比较法学学科体系的重构

建构中国特色的比较法学学科体系旨在破除传统比较法学科“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倾向,根植于中国比较法本土资源,打造中国比较法学理论和话语体系,从而更好地作用于司法实践。从“单一功能主义”到“多元文化比较”的转变是比较法学科方法之维的转型。除明确目的功用和方法范式外,比较法学学科体系建构的中国方案还需从本土化研究、强调实用主义面向、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加强国际协作交流和整合多学科资源等方面入手,从比较法律文化的角度探究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文化特点,为中国特色的比较法学研究和实践提供支持和保障。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评析及启示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有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败诉风险、减少社会对抗的独特价值,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实质弊端,如忽视对事件真相的查明、违背罚当其罪原则的量刑、受迫非自愿认罪造成冤案等。辩诉交易制度的弊端启示我们,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要注意降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的预期和要求,重视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意见,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功能,强化检察官的客观公正立场。

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法律规制——以德国经验为借鉴的研究

对于应急救援而言,社会力量是极为关键且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德国在规制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方面构建了机构齐全、灵活高效的管理体系,拥有层次丰富、覆盖全面的法律制度,形成了政府支持与社会力量充分自治的救援方式。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有益经验,在完善管理体系的同时,制定专项法律法规,赋予社会力量合法地位,细化其权利、义务。通过对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进行法律规制,给予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多元化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发挥优势参与应急救援工作,使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具有持续性、高效性和有序性,从而不断提升社会的抗风险能力。

等同侵权限制规则的适用研究——以中日比较为中心

我国等同侵权的判断规则主要是通过司法不断依个案之裁判而积累产生,并在要件构成上借鉴了不同国家的经验混合而成。这与日本法上等同侵权规则的发展路径十分类似。但日本自1998年确立等同侵权的五要件后,通过司法的渐进性发展与学说的整合性解释,基本在等同侵权的适用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预期。与此相对照,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司法实践引入等同侵权的理念之后,尽管通过司法解释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判断标准,但仍缺乏对各个规则之间关系的体系化梳理,使得相关规则的适用难免缺乏稳定的预期。特别是实践中对等同侵权限制规定的不同看法业已构成了中日两国间最为显著的区别。而这些等同侵权限制规则适用上的差异背后又潜藏着中日两国对等同侵权法理基础的不同理解。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参照日本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三个类别将等同侵权的限制规则予以体系化,即与公开换取保护相关的限制规则、与专利制度特殊体制相关的限制规则以及与专利权人之意思相关的限制规则,并结合等同侵权制度的法理基础思考我国等同侵权限制规则的发展方向,以期实现规则的重构。

中日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对比研究——基于数据分类治理的视角

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已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核心要素。从数据分类治理的视角比较中日两国的跨境数据治理现状发现,中国出于维护网络安全和数据主权的考虑,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跨境流动持保守态度;日本秉持“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治理理念”(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DFFT),在强调信任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扩大数据自由流动。借鉴日本相关治理经验,我国应当提炼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理念,在加强分类治理的同时拓宽数据流动方式,构建独立的数据流动监管机构,为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打造坚实的制度基础,提升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国际话语权。

论应急法治下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与保护——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下,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与保护成为法治框架内应对非常状态的重要命题。为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首要的任务是防止危害扩大,由此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隐私权、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等权利的限制。除防止危害扩散外,还需要对公民健康利益进行维护以及实施必要的救济,为实现这一目的,同样可能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构成一定的限制。应急法治下的权利限制需要遵循基本的法治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随着公民权利限制事由的变化或消失,需及时调整公民权利限制规则,对于权利受到限制的公民,应当根据情势变更,及时解除限制。应急法治体系的完善,需要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的全方位配合。

比较法视野下的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研究

黑名单范围是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东京公约》《保安手册》等国际立法,还是美、加等域外国家立法,抑或是国外航空公司内部规范,都没有直接明确规定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而是从“拒绝运输”(拒载)的角度对“潜在威胁的人”的强制措施作了相关规定。我国《刑法》《治安处罚法》《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以及《飞行安全保卫规则》都从维护公共安全角度对旅客不轨行为进行了规制,但法律效力层次和内容侧重点不同。《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和“385号文”是我国目前关于民航旅客黑名单最直接的法律规范,但二者在适用范围方面并不完全一致。应当从法治建设高度创新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统一规范民航旅客黑名单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不文明行为不宜作为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的标准,应以危害民航安全作为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的标准,并以类型化方式对民航旅客黑名单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我国与澳大利亚有机产品法规标准差异分析及启示

为推动建立有机产品认证国际合作机制,促进有机产品国际贸易便利化,本文根据有机产品认证国际合作开展现状,对我国与澳大利亚有机产品标准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差异进行了比较,总结了澳大利亚有机产品标准对我国有机产品标准修订的启示,为下一步我国有机产品法规标准的修订提供了技术支撑,并为有机产品标准国际互认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公民法治意识生成:学理阐释及其现实启示

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生成是推进全民守法的重要抓手,也是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既要立足中国实际,又要吸收世界先进法治文明成果。纵观西方法律思想史,柏拉图、霍布斯、边沁、富勒、哈特、埃利希等思想家对公民法治意识生成过程与条件都曾进行过深入研究。他们构建的教育训练与示范指引、个体社会化、互惠的匿名合作关系、法的内在观点、避苦求乐及认同理论等理论对新时代中国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生成、推动全民守法工作高质量提升、夯实法治中国建设文化基础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被监禁”者的医疗权利:比较法视野下的罪犯医疗权

权利存在三个维度:就其理论维度言,医疗权是公民所普遍享有的基本权利;但其在实践面向罪犯医疗权时,却与普通公民医疗权存在显著差异——刑罚执行的封闭性与罪犯群体的刑事人类学特征限制了罪犯医疗权利的同等实现;而其在实定法上,尽管对罪犯医疗权的实现标准存在不同的表达,却都以排除权利阻碍为目标,以实现罪犯医疗权利的“同等国民待遇”为基本原则,且其中的权利同等性、获取同等性和效果同等性属于法定权利的典型实现标准,堪供我国监狱医疗的立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