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概念的体系性建构

在推动数据合规交易的背景下,统一数据法律制度与数据交易实践中的数据概念愈发迫切。基于明确数据交易阶段的核心功能,可从历史视角建构以“行为—结果”为依据,以“数据要素—数据产品(数据商品或数据资产)—数据资本”为顺序的数据概念体系。在数据生产阶段,数据分级子概念对应的不同市场流通度决定了核心数据、重要数据、一般数据三级概念的选用;数据分类子概念所能引发的不同加工规则要求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应以数据内容为分类标准。在数据交易阶段,以原有信息为内容的数据资源和以再生信息为内容的数据服务对应了不同的风险防范要求。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体系之构建与优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全球进入“数据驱动”时代,数据流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带来日趋严重的安全危机。针对以数据滥用、数据泄露、数据污染为代表的数据安全事件,亟须通过建立全面、科学、有效的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加以解决。然而,数据的法律属性与权利归属在理论上尚未廓清,数据流通边界的界定、数据安全综合防御机制的建立、公权与私权的博弈、数据安全保护与数据开发利用之间的内在张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体系的建构。通过明确数据共享的权责归属,健全数据流动安全保护机制以及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风险预警防御机制有助于深入探明数据安全保障的政策法制完善之路。

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路径探析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竞争资源,数据的互联互通乃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当数据的缺失阻碍了市场竞争时,数据的强制开放成为摆脱数据困境的首要选择。从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的可行分析中可以发现,关键设施原则契合数据开放的现实需求,且数据开放共享具有现实可行性,关键设施原则的认定要件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现有竞争法规框架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具有合理性,能够有效解决数据封锁带来的竞争损害。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增加关键设施原则认定要件的相关规定,为其适用提供规范依据;二是明确关键设施认定要件,从规则层面实现制度适用的可操作性;三是对于关键设施原则适用中的隐私保护和对价确立问题给予充分考虑,坚持个案分析原则,立足于行业发展整体目标,平衡公共利益与创新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平台常态化监管的法治化进路

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与发展,有赖于科技创新动能的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新质态劳动对象的高效培育。平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十分关键。由于平台自治逐利性突出、运动式治理机制依赖以及科层制治理固有局限等原因,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存在自治失位阻滞新质态劳动对象培育、运动式治理失范制约科技创新动能发挥、协同监管失灵影响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等问题。在推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未来平台常态化监管的法治化面向应由监管理念适配化、监管方式韧性化以及监管主体多元化三条路径共同推进。在监管理念适配化方面,要拓展“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并对正当程序原则与比例原则进行解构与阐释;在监管韧性化改造方面,增加平台监管规范的适用韧性,强化监管工具的组合协作与实施机制的动态配合;在监管主体多元化方面,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组织协作,发挥以平台为核心的双向赋能功能,最终推进平台常态化监管的法治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与发展。

有效合规管理的基本原则

为有效地预防企业发生违法违规行为,避免企业遭受重大的系统性合规风险,需要确立一些基本的合规管理原则,使之成为指导企业建立有效合规管理体系的基本准则。企业无论是搭建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还是在危机发生后进行合规整改,都应遵循“风险导向原则”“相称性原则”“高层承诺原则”“权威性原则”“业务流程渗透原则”“可持续性原则”等方面的要求。这是避免纸面合规、形式化合规或无效合规的制度保障,也是企业实现有效合规管理的最低要求。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法律规制

乡村电商是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产物,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助推器。然而,乡村电商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法律问题,既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又冲击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不利于乡村电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必须从完善相关立法,优化顶层设计,抓好源头管理等方面入手,营造有益于乡村电商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乡村电商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平台数据垄断规制中“必要设施原则”的合理适用

数字经济作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经济模式,其高速发展使得数据资源成为平台企业重要的竞争要素,并逐渐成为其在市场竞争中赢者通吃的核心竞争力。但数据成为平台企业核心竞争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垄断的风险。平台企业为了自身竞争优势从而拒绝数据抓取、拒绝数据交易,不仅不利于数据流通,更破坏了竞争秩序、抑制了市场竞争活力。由此,发端于美国的“必要设施原则”能否在平台数据垄断中适用,成为当下平台数字经济领域关注与探讨的焦点。论证数据资源的核心化、平台市场的无界化、寡头垄断的凸显化以及数据的特性说明将“必要设施原则”适用于平台数据垄断规制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数据权属、数据安全、数据成本,以及竞争关系、必要数据、垄断控制、共享可行等四个要件则是有效防止该原则滥用的必要考量因素。

农产品增值税处理规则的完善

理想的增值税制应覆盖所有商品和服务。然而,基于公平原则和缓解增值税的累退性需要,如何对农产品课征增值税便成为增值税法设计中的经典技术难题。伴随增值税制度的不断发展,很多国家尝试将农产品全面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例如欧盟在统一增值税制度之初便确立了对农产品免税并实行统一比率补偿的处理方法。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关于农产品的增值税处理规则呈现出免税要件界定不清、农产品增值税抵扣不合理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实效不佳的困境。增值税法上农产品的处理规则应遵循税收中性和税收公平的基本理念,为此,我国在增值税法上应进一步明确农产品免税要件的界定、改进农产品抵扣机制、完善农产品税收优惠政策。

反垄断视野下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平台之间的竞争大多围绕数据展开。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规范数字市场竞争,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几乎同时进入反垄断法的视野。数据开放试图以恢复性救济化解数据垄断难题,隐私保护作为竞争考量因素也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框架,然而二者在反垄断实践中常难两全。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据开放可能因权利保障不足、责任缺位等造成隐私泄漏与侵犯;隐私保护也可被头部平台企业作为拒绝数据开放的竞争抗辩理由。这实质上是数据双重属性、数据主体价值取向差异以及数据竞争行为规制局限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垄断法的多维调整目标与数据开放隐私保护二者协调的底层逻辑具有共通性,兼顾市场竞争与规模经济的有效竞争理论可作为冲突调和的基本向导。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数据开放和合理的隐私保护,方能寻求并实现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

数字经济背景下反垄断法的时代使命

数字经济领域日益严峻的垄断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垄断热潮,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反垄断法的时代使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反垄断执法的方向和力度。首先,反垄断法肩负着维护经济民主的使命,它贯穿于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在当下中国集中体现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其次,反垄断法肩负着维护政治民主的使命,数字平台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权力,而技术性反垄断忽视了反垄断法的政治性基因。再次,反垄断法肩负着促进知识共享的文化使命,“知识垄断型资本主义”严重阻碍了知识传播,要重视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最后,反垄断法还肩负着维护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保障劳动幸福的社会使命,长期忽视劳动力市场反垄断会导致劳动者不断被剥削,我们需要在既有的消费者福利标准外为反垄断法注入劳动者福利标准。

碳中和背景下国家碳预算的理论同构与立法路径

国家碳预算制度兼具碳排放总量控制与统计核算工具的双重功能,碳达峰目标的迫近及碳中和目标下国家降碳任务的紧迫性,使得如何将碳预算融入“双碳”目标的实践过程,实现制度和理论的双向促进成为重要问题。一方面,通过梳理碳预算制度产生的背景、碳预算概念的演变,事实印证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是把承载全球碳排放环境容量的国际碳预算,转移至各国碳预算本土化的可靠实现方式。另一方面,域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碳预算制度经验发现,其对我国碳预算目标设置、机制协同、资金渠道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将碳预算纳入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法治保障体系,可以结合已有预算法程序化规定,通过建立专门性机构、权责配置、预算调整机制、专项资金供给等制度,建构起“双碳”目标下符合我国需要的碳预算制度体系。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基座:我国算力市场一体化的制度构建

算力市场一体化是我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国家战略,也是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目前,我国算力市场呈现要素空间错配、产业结构失衡、基础设施不协调的碎片化发展态势,算力市场一体化的内在逻辑是通过算力要素创新性配置、算力产业结构优化、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解决算力市场发展碎片化问题,有效发挥其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枢纽作用。但算力一体化行动面临区域参与动力不足、区域代际利益失衡以及区域沟通成本高、互信基础薄弱的现实困境,严重抑制了算力一体化战略的推动效率。实践中,区域参与一体化行动的正外部性效益未能得到有效回应,或表现为布局算力产业的财权事权失衡,财税利益横向流失;或表现为生态环境破坏,碳排放配额分配不足,清洁能源的低碳经济价值未能得到关注等。为此,应当尽快构建一整套涵盖财税激励、碳汇补偿与区域合作互信的制度框架,即以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开征算力资源地方税、创设算力税收共享机制为主要措施的一体化财税激励制度,以碳配额初始配置机制、算力碳汇交易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一体化碳汇区际补偿制度,以区域合作示范合同文本、区域合作组织机构及联席会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沟通渠道的一体化区域合作互信制度,方能够有效推动算力市场一体化战略的落实。

ESG投资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规范路径

ESG投资在我国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着名实不副、效果不彰、投资者积极性不足的困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缺乏协调和规范,制约了ESG投资的健康发展。在厘清利益结构及其冲突逻辑的基础上,按照平衡倡导与约束、重塑信义义务、探索激励相容的思路平衡ESG投资中的利益冲突,并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构建报告鉴证制度、优化内部治理制度和建立投资激励制度等方式对ESG投资予以规范和保障,有助于理顺ESG投资的运行机制和清除内在障碍,真正激活其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积极作用。

区域发展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对接

区域发展权是作为第三代人权的发展权与特定空间内的生产力要素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中国式现代化五个层面的核心要义,与区域发展权的人权本质、分配层次、多元内容以及整体主义方法论等多个维度紧密契合,为区域发展权的实践提供了新的时代视角与方向指引。实践中对区域发展权的认知存在过度追求工具理性、偏离价值理性的工具主义倾向,亟须加以修正,应立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遵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从权利性质、权利目标和权利内容等方面廓清区域发展权的法治蕴含。同时,区域发展权的实现应当摒弃权力经济的思维,适时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法》;分类推进区域文化发展利益与区域经济利益的耦合,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加强区域碳市场建设,平衡区域生态利益与区域经济利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消费者反对消费者:分配效应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对消费者予以倾斜性保护,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得以成立的基础。但是,单纯从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则可能忽略不同消费者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保护部分消费者的成本由另一部分消费者承担,从而形成分配效应。分配效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非常普遍,消费者后悔权和大数据杀熟规制都是忽视分配效应的典型例证。存在分配效应时,政策制定者需要对不同消费者的利益进行选择。对此,要以消费者自主性作为法律制定的出发点,促使消费者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避免强制性规定带来的正当性问题。在此基础上,还应综合考虑不同情形中消费者权益受损的程度与范围,在有干预必要性时尽可能采用侵入性最小的方式。

论反垄断法解释的学派分歧及其交谈前景

反垄断学派的形成,将法律解释导入规范轨道,同时也使反垄断学派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其解释方法日益僵化。从制度维度上看,近年来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后芝加哥学派之间就垄断行为规制的分歧趋于深化,渐成难以调和之势。为此,追溯考察反垄断学派的理论模式、决策前提、市场假定和价值观念可知,反垄断学派理论模式不仅应当接受经验证据的检验,还极大地取决于以错误成本分析为核心的决策前提,以及垄断行为发生概率和市场自我纠正能力的假定,并最终根源于其或自由或保守的价值传统。为推动反垄断法解释深入回应市场现实,要形成反垄断学派关于市场机制的基本共识,廓清反垄断法解释的交谈合理性空间,并结合数字市场特性,确立经验世界重构背景下的交谈新起点。

论环境领域刑事诉权与民事公益诉权的协调

严重的环境损害行为是刑事诉权和民事公益诉权共同的适用对象,但我国立法并未明确规定两诉权同时行使时的关系如何处理,实践中呈现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附从于刑事诉讼,后者却疏离前者的现象。这是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客体范围、主体资格、诉求实现方面,与刑事诉权具有高度的亲缘性,但在办案时限、诉权成本、财产刑执行方面又与刑事诉权不相协调。因此,应当在立足两诉权适用对象具有同一性的基础上,以优先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为导向,在刑事办案过程中实行公益损害审查的法定化模式,从批捕或介入侦查环节开始即可启动民事公益诉权,遵循“附带为原则,不附带为例外”的要求,与法院的审判权良性互动,实现两诉权的有效协调。

竞争中性:国内法与国际法视角下的问题分野

竞争中性历经澳大利亚国内法构建、OECD推广和美国在双边协议与多边协议中的积极引入,已成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之一.单纯从国际法层面考量竞争中性,容易陷入“圈套论”的大国竞争政治话语体系,无助于理性思考竞争中性对我国国内公平市场竞争法治环境长期构建的积极意义.单纯从国内法层面考量竞争中性,则放弃了对尚在形成中的竞争中性国际规则构建的主导权,不利于为国内企业营造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甚至会破坏国有企业现有改革成果.按照时空维度对竞争中性进行国内法与国际法问题的分野,是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一体化思考并综合采用法治化手段应对的理论前提,国际法问题的有效应对能为国内法改革带来缓冲空间,国内法的完善有助于掌握国际规则构建的主导权.

数字物流数据安全之目的限制原则的适用维度

在传统的数据保护原则中,目的限制原则被认为是确保数据安全的基本准则之一。随着数字物流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蓬勃发展,人们对数字物流数据安全的关注也日益增加。然而,在数字物流数据的安全保护与有效利用之间存在抵牾,大数据之复杂性及价值性使得传统目的限制原则对数据收集、使用等需求产生了极大的障碍。在数字物流中,不同的场景可能对数据的利用和传播有不同的需求与限制条件。鉴于此,目的限制原则需要在引入“场景完整性理论”的基础上,融合透明度原则、比例原则以及利益平衡原则进行改造。通过从数据主体和特定场景的角度出发,分析目的限制原则在数字物流数据安全中的适用性,并探讨其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以期为数字物流数据安全保护提供参考和借鉴。

两大法系背景下的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

按照《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制止不正当竞争是对人类某些智力活动成果保护的规则。在制止不正当竞争的保护方面,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与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模式或做法,进而影响了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我们应当在充分了解两大法系的保护模式和做法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从事相关的学术和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