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应秉持“以老年人为中心”,推进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基于需求导向、数据驱动、多元协同的长沙县“果园模式”实现了医养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为机构、社区、居家老人提供了方便快捷有效的医养康养服务。研究发现,智慧养老作为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还应在人才供给、适老设计、政策供给、主体协同、评价体系等方面优化路径,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体育消费视域下游艇产业融资租赁的现实进路

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游艇作为一种高端体育消费品逐渐受到关注。然而,游艇产业的发展面临诸多法律和融资困境。从体育消费视角出发,探讨我国游艇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融资租赁的现实进路。通过分析游艇融资租赁中的法律问题,指出融资渠道狭窄以及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对产业发展的制约。提出通过完善法律框架、推动资产证券化等措施,可以有效促进游艇融资租赁的发展,推动游艇产业的健康发展,为体育消费提供新的增长点。

论解除通知的表达对合同解除的影响

解除权人直接发出解除通知行使解除权的,解除通知一般不必包含正确的解除原因,即解除权人没有论证义务。即使解除通知中载明的解除原因不成立,只要成立其他解除权人已知的解除原因,载明的错误解除原因并不影响解除通知的效力。只有在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合同中,比如劳动合同,解除通知才应当包含正确的解除原因,否则不产生合同解除之效力。解除权人通过诉讼行使解除权的,解除权人的义务是陈述事实,法院的责任是基于事实评价合同解除原因是否成立。解除权人在诉讼过程中没有陈述已经产生的引起解除权的事实,若其对该事实知情,判决产生既判力之后其将丧失该解除原因对应的解除权。解除通知包含补救履行宽限期的,解除通知的具体表达要满足特定条件。

论投保人欺诈情形下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投保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前欺诈情形下,保险人是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第149条项下的合同撤销权,还是《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排斥性竞合时,适用规范只能“择二选一”,即行使《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为了打击保险欺诈行为,充分体现“最大善意”原则,解决保险人对保险合同解除难的问题,需要在保险法修订时增加关于继续性合同解除的特别规则,以弥补保险合同解除制度存在的严重不足。

作为违约损害赔偿计算基础的市场价格之标准时点的确定

市场价格之标准时点的确定是适用违约损害赔偿抽象计算方法的基础性命题。对该命题作出回应的理论依据是,在完全赔偿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减损规则和拟制规则兼顾应然和实然的双重价值,来实现救济非违约方预期利益和防止违约方被剥削的双重目标。在适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的解释》第60条第三款时,应对“合理期间”的表述进行解释:在根本违约的情况下,一般而言,应当以非违约方“知道或应当知道违约之日”为标准时点作为“合理期间”的解释,用以确定市场价格。若适用该解释无法导出公平的裁判结果,则应尊重裁判者的个案自由裁量,以实现个案公平正义。

商品房预售合同中买受人权益的法律框架与实践挑战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商品房预售合同成为房地产开发与交易中的重要环节。买受人权益受损的原因主要包括: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监管不足、信息不对称、买受人法律意识缺乏等。完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买受人权益保护应当加强预售款监管、完善预售登记备案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开发商准入门槛和健全侵权行为的惩罚机制等,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实现买受人权益的充分保护。

功能视野下约定违约金过高调整1.3倍规则的反思和改进--兼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9条

约定违约金高具有多重功能,如预估损失、促进履行、增加确定性、排除或限制证明责任、减少诉讼、降低交易成本等。约定违约金虽属合同自由领域,然法律往往对其进行特别规制,学界对此有赞同和反对两种观点。《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9条规定了以实际损失的1. 3倍作为判断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尽管该标准有明显优势,但其不能有效促进履约或预估损失,降低了确定性,强加了本欲回避的证明责任,额外增加了交易成本和诉讼概率,混淆了商事合同与消费者合同的不同需求,具有明显的内在缺陷。立法有必要回应对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一体性判断标准,并区别对待商事合同和消费者合同,严格解释"过分高"的标准。

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中的老年歧视:孝文化变迁视角下的解读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中的老年歧视主要表现在人们对于老年人的医疗卫生问题存在偏见、老年人可用的医疗卫生资源不足、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老年人不公三个方面。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老年歧视源于我国孝文化的变迁:一方面传统孝道日渐势微;另一方面孝文化呈现出一些新特征,这种变迁导致老年人被边缘化,最终造成了老年歧视。为了个体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消除医疗卫生领域中的老年歧视。为此,应将构建以家庭情感为纽带、以尊老为基本规范、强调代际公正的新型孝文化作为根本措施,同时采取一些更为直接的措施来改变人们对老年人的成见和打造公正的医疗卫生环境。

双方商主体中格式条款的完善

现如今,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的颁布,对格式条款的规定已经成为定局。但对格式条款如何进行民商分立的二元布局,尚未有成熟定论。随着商主体之间的交易陡然增多,其合同内容的呈现也势必存在多方考量。如何对双方商主体间的交易进行规范,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对此应该区分由双方商主体构成的格式条款与消费者合同中格式条款的订入规则,更多应考虑双方商主体的特殊性以及结合个案情形使商事交易中格式条款的构成具有内在逻辑的体系。

“吸纳—转化”:老年人协会的运行机制——基于对浙东农村老年人协会的考察

我国农村的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协会的福利效应值得关注。调研发现,浙东农村大部分老年人协会是通过村集体的资源让渡和精英的资源联络两种方式为协会吸纳资源,并通过多种方式将资源转化为老人及村庄整体的福利。老年人协会在村庄里具有重塑公共空间、弘扬传统文化、强化社会资本等重要作用。然而,当地老年人协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局限,需要进一步明确老年人协会的定位,维持资源吸纳与资源转化的平衡。

税法中的合同法适用问题研究

伴随公法私法化理论的逐步成熟,税法中的合同法适用成为税收领域的前沿命题。合同法与税法虽为不同部门之法律,但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实现了税法与合同法的契合,税法可适当借鉴合同法的管制资源。税法中合同法的适用主要涵盖税法上的契约自由、税法上的情事变更、税法上的预期违约这三大核心命题。结合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现实,需要从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保障税收执法公正和降低纳税人违约风险等方面加以谋划。

智慧养老:内涵、困境与建议

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问题日渐凸显,激发了以信息化与技术化为基础的智慧养老的诞生与发展。然而,尽管有外部政策大力支持,智慧养老的服务效能却并未得到良好呈现。文章基于对智慧养老概念的界定、国内外智慧养老效用的探究,发现智慧养老领域存在认知偏差、过度行政化、市场参与不足、使用与效能低下等问题,提出通过辨证认知老年消费者、精准识别需求、供需动态匹配、适老化产品与服务改造、构建多元合理的人才结构、拓展发展空间、激发市场效能,以推进智慧养老发展的建议。

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之法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评析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了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时的履行顺序规则。依该条规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遵循"交付生效+登记对抗"的原则。债权多重让与与股权多重转让问题原则上不能参照适用该条。登记虽不能产生所有权,但其履行请求优先于未受领交付之买受人;既未受领交付也未登记之情形,合同成立在先者优先。该司法解释虽然便于法院确定多重转让时的履行顺序问题,但也存在忽视当事人主观意思、法理逻辑的不连贯以及可能破坏债权平等原则及债务人任意履行原则等问题。通过限制该条的适用范围,可部分避免上述问题。

合同法第80条的解释论问题——债权让与通知的主体、方式及法律效力

合同法第80条关于债权让与通知的规定存在多个法律漏洞需要填补。无论是对该条进行目的论扩张,还是进行目的论限缩,在解释论上应该坚持如下原则:债权让与合同生效,受让人即成为新债权人,债权让与通知的规范目的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保护债务人,第二是确保受让人权利的顺利实现。因此,通知的主体应扩张至受让人,通知的方式应扩张至诉讼方式,以及特定条件下的公告方式。关于让与通知的法律效力,无论问题多么复杂,时间在先、权利在先的原则是解释论的前提。

高校教师聘任合同法律属性探析

高校教师聘任合同的法律属性历来众说纷纭,实际上其具有劳动合同的多项本质特征,属劳动合同,但它同时又具有多项不同于普通劳动合同的特点。国务院应针对其特点尽快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高校教师聘任管理办法,保障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比较法困境——以《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1条、14条为例

我国《合同法》全盘继受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买卖合同风险转移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1条至14条以四个条文补充《公约》相关规则,由此加深这一继受过程。本文对此持有疑义。第14条将种类之债特定化与价金风险转移相联系固有所据,但按照德国法给付风险与价金风险的区分,应将特定化与给付风险直接联系起来,我国将来民事立法应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第11条规定寄送买卖中出卖人须将货物托运给独立的承运人才适用《合同法》第145条而发生风险转移,从而排除出卖人因买受人请求而亲自运输的情形。该规则的条文取自于《公约》,但其理论依据却是德国法的取偿之债、赴偿之债和送交之债的区分,而按照德国法通说,出卖人亲自运输也发生风险转移。因此,第14条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在法律继受过程中有重新慎重考虑之必要。

影响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辨识

加速发展养老服务业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然而,目前针对养老服务业影响因素的分析、识别与遴选方面的研究仍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研究结果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基于定性认知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视角,在融合区间二型模糊集理论(IT2F)与决策试行与评价实验室(DEMATEL)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影响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关键因素的辨识方法。通过从政治、经济、认知、环境和保障五个层面对影响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因素进行识别与分析,得出影响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经营理念、社会文化、市场需求和专业人才。

对我国无效合同制度的思考

我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无效合同制度,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遇到一定问题,逐渐暴露出制度设计缺陷。在阐释无效合同制度自身的问题和影响的基础上,从理论和理念层面分别对无效合同制度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包括区分相对无效与绝对无效的概念、区分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以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界限划分。针对上述问题,从立法理念的进步、相对无效概念的引入、区分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以及无效合同制度建设等不同方面,为我国无效合同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老龄化背景下失能老人经济收入对正式照护选择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对失能老人的照护决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基于CHARLS数据,从机构照护和保姆看护两方面,考察失能老人经济收入对正式照护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受经济收入限制,绝大多数失能老人不使用正式照护。失能老人经济收入对使用正式照护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仅限于保姆看护的使用。老年人失能程度不仅约束其经济收入对正式照护的使用,也制约非正式照护对正式照护的替代效应。具体来看,轻度失能情况下存在这种替代效应,中重度失能情况下,非正式照护与保姆看护则呈现补充关系。经济收入和社会支持的差异性导致城乡失能老人对正式照护的使用不同,城市失能老人倾向于使用正式照护,而农村失能老人倾向于使用非正式照护。因此,要通过政府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等手段构建多元化照护模式,拓展正式照护的途径,同时构建农村互助养老网络。

融资租赁合同解除与风险负担规则并存模式之评析

关于融资租赁标的物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毁损灭失,《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既规定了风险负担规则,又规定了合同解除制度。融资租赁合同之所以由承租人承受风险,缘于其融资的属性,其并非是经典意义上的风险负担规则。针对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适用的不同,可采取以下解释方案弥合两者之间的距离。即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毁损灭失时,无论是适用合同解除还是风险负担规则,出租人得以请求剩余租赁期间的租金,承租人亦仍享有其期限利益。若承租人放弃其期限利益,且当事人未作特别约定,应就剩余租赁期间的租金作出清算,扣减该期间内的利润。就剩余租赁期间之外的租赁标的物毁损灭失的损失负担问题,则应依当事人约定期满归属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