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与刑事诉讼证据衔接问题研究

监察与刑事诉讼衔接的核心在于证据的衔接。《监察法》的出台为二者在证据衔接方面搭建了基础性框架。但由于相关规定较为粗疏,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理解分歧和适用难题。基于对条规的法教义学分析《,监察法》赋予了监察证据刑事诉讼准入资格,将《刑事诉讼法》纳入监察取证规范渊源,设置了体现监察取证特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针对实务中仍然存在的证据种类不一、取证规范差异、审查基准不同等突出问题,两法还需立足于整体的法秩序框架,在兼顾司法规律和监察特性的基础上,寻求价值上趋于合理又协调一致的证据衔接路径,实现监察与刑事司法价值层面的衡平与贯通。

区块链证据认证形式化问题及克服

区块链证据在司法实践中采信率极高,认证存在严重的形式化倾向,具体表现为:缺乏对取证程序合法性的审查,未区分数据层面的真实与内容层面的真实,对真实性的认证高度依赖第三方意见。认证形式化的成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误以为区块链证据的防篡改功能具有绝对性;二是混淆了区块链证据载体层面与内容层面的保真;三是误将司法联盟链等同于去中心化的公有链;四是忽视了不同种类区块链证据认证的差异。有鉴于此,有必要严格适用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与瑕疵证据的补正规则,明确鉴真规则、传闻规则、原件规则对不同种类区块链证据的区分适用,运用推定规则减轻对推断性事实的证明负担,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以强化法官对区块链证据可靠性的判断能力。

认罪认罚案件中侦查中心的表征、是非与应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皆可适用,解剖其适用实质,是侦查奠定了认罪认罚的主基调,形成了以侦查为主,检法辅助的运行模式,是较为明显的以侦查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围绕的核心还是侦查,核心的外围,是对侦查的细化、补充、完善,并未真正动摇侦查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形成检察中心或者审判中心。于此,认罪认罚与侦查中心交集的提升效率、庭前预断、要件审查、二审信任可以保留,但对实体和程序错误需要警惕。应当确保侦查机关对案件取证、定性的准确性,强化公安司法机关对疑点和争点的实质审查,将明知性、明智性、自愿性分列保障,保障被追诉人反悔后的对抗能力,以维持实体和程序的底线公正。

人工智能时代证明标准客观化的负效应及其克服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技术驱动下的统一证据标准和逻辑经验法则的可算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减少司法随意性,却显性地压缩了主观要素的适用空间,将证明标准引入更深层次的客观化,产生事实认定受到客观化规则侵蚀、陷入证据法定主义窠臼的负效应。在证明标准强调主客观融合的背景下,应当秉持证据裁量的基本立场,用证据裁量能动主义克服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缺憾。客观化的证明标准只是底线的证明标准,是主观结论形成的基础,应当由事实认定者运用自由心证作最终的审查和判断。未来应通过制度建构纾解证明标准客观化产生的负效应,建立客观化证明标准的技术指南开示与异议机制,以期实现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领域的良好应用,促进司法现代化和司法进步。

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中经验法则的运用

经验法则是证据评价的依据、建立证据与事实之间联系的桥梁以及事实认定合理性的检验标准,在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中经验法则的运用不可或缺。经验法则的适当选取是其规范运用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指向一致的经验法则应以盖然性程度为选取的基准,而内容迥异的经验法则则以具体条件的符合性为选取标准。裁判文书应当展示经验法则的内容,并结合案件的事实与证据论证经验法则选取的准确性与运用的合理性;对于控辩双方援引的经验法则,裁判文书应区别情况选择回应的方式,以增强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对于经验法则运用的错误,可以通过启动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实现救济。经验法则的规范运用有赖于控辩双方运用经验法则的公开与论辩、人民陪审员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直接审理原则的彻底贯彻等程序支撑规则。

德国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权保障

《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的巨大进步,但是,我国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在制度和实践中仍有提升空间。观诸域外法制,德国法上的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关联到宪法上的基本权保障,将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权干预上升到宪法审查高度,联邦宪法法院遵循法治国原则为强制措施、侦查干预、审前羁押等刑事诉讼行为设置严格的宪法上的程序保护机制,不失为一种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可借鉴的制度模式。在德国刑事诉讼制度中,以惩罚犯罪名义实施的刑事诉讼行为被认定为基本权干预行为时,均需获得宪法上的正当化;刑事侦查中的基本权保障根据法官保留原则进行实质性审查,对全部侦查行为设定分级审查程序机制,并在刑事个案办理中对查明犯罪真相设定具体的审查限制;刑事司法的基本权保障所覆盖的权利主体范围在宪法法院判例中得到不断扩展,明确保障被追诉人、被害人、证人、辩护人等刑事诉讼主体及其基本权利;与合宪性意义上的刑事诉讼原则共生的一系列程序权利,构成基本权保障较为完整的程序保护机制。

偶然扣押所获另案证据程序规制研究

偶然扣押所得另案证据具有获取被动性和偶然性、合法性证明滞后性以及证明对象“随机性”等特点,会在刑事程序、刑事证据以及诉讼主体权利(力)等方面对传统扣押程序产生影响。对于另案证据的适用,司法实践中存在重打击犯罪、轻公民个人保障,不规范获取另案证据,证据质证权得不到保障等问题。究其根本,在于现行制度对另案扣押合法性、偶然扣押的程序要求以及证据质证权保障等规范不足。由此,在参酌域外制度基础上,应在证据获取渠道、证据合法性证明等方面明晰另案证据合法性,从被害人及检察机关视角强化对偶然扣押的监督制约力度,并以完善另案证据在另案中的适用机制、明确侦查人员的法庭身份、细化法官审查标准等方式强化另案证据质证的保障机制。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对数字时代新需求的回应

数字时代带来了犯罪形态的显著变革、诉讼主体的更新可能和新兴权利的现实影响,从而给刑事诉讼提出了应对这些变化的新需求。在《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应当在遵循开放与审慎并重的基本立场、衔接《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吸收刑事司法领域其他规范性文件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对这些新需求作出回应。在制度层面上,应当从技术应用的规制与人的主体地位的强化、辩方力量的补强、数字权利的有选择吸收三个方面展开,实现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修改与完善。

轻罪治理中的程序性权力扩张及其理性应对

目前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进行轻罪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均一定程度上主张扩张程序性权力,“程序工具主义”色彩浓厚。不当的程序性权力扩张潜藏着“象征性程序”现象加剧、程序性控制机能不足以及规范效力的整体受损等风险。对轻罪进行程序治理需立足于程序独立理念,回归刑事诉讼程序的谦抑性,明确治理公权。在划清程序谦抑与程序无为之间界限的基础上,遵循“扩充权利以收缩权力”的总体方向,以阅卷权和异议权为支点对审前程序的谦抑性进行重塑,并围绕公诉审查、证明机制以及权利救济机制对审判程序进行制度完善。

证人出庭“三要件”的法教义学解读

通说认为,证人出庭“三要件”中“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为决定性要件。该观点符合当前绝大多数案件法院均以“无必要”为由限制证人出庭的司法现状。然而根据立法原意,证人出庭“三要件”处于平行、独立地位,不得以“有必要”为决定要件而忽略了对前两个要件的判断。在坚守“证人出庭为原则”基本立场基础上,以“三步检验法”重新构建证人出庭审查内容:第一,“控辩双方有异议”注意提出异议时间、异议方式以及异议主体;第二,“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应当从证人证言所蕴含的“待证事实”内容出发,由申请方承担初步证明,法院履行“无重大影响”说理义务;第三,法院认为“无必要”出庭仅限于明显重复、合理预断以及证人基于特殊原因无法出庭三种情形。

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刑事诉讼中个人信息的处理带来了被遗忘权需求的出现,要求处理个人信息的公权力机关承担相应的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承担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也包括在具体案件中与刑事诉讼产生某种联系的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这些义务主体履行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方式主要是删除、封存和匿名化处理。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程序包括针对信息主体之申请作出回应、完成主管之特定机构针对信息主体之投诉而作出的指令两个阶段,义务的主体在不履行义务的情形下需承担相应的行政或纪律责任。

民营企业涉罪案件负责人诉讼境遇研究

我国刑法对企业犯罪实行“双罚制”,即同时追究涉案企业和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指引下,司法机关关注涉案企业境遇的同时也要关注企业负责人的诉讼境遇。办案机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负责人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既有助于企业合规整改的顺利进行又能够保障企业的经营运转,有效避免刑事追诉对涉案企业造成的“灭顶之灾”。在涉案企业通过合规考察后,检察机关应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负责人做出不起诉决定,为避免个案罪刑适用的不均衡,在不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对企业负责人提起公诉更为适宜。如果负责人在企业合规改造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可以作为法官量刑从宽的裁量事由。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得以落实推进的同时,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我国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产生了电子手铐、电子脚镣、“非羁码”等一系列手段,但也伴随出现了运行规范缺乏、算法黑箱效应、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可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寻找完善路径:制度上,要明确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范;实践上,需建设非羁押措施数字化运行平台、建立Buffer缓冲区行为预警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效能。

轻罪时代刑事司法柔性治理

轻罪时代,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与我国当前犯罪态势逐渐呈现出明显的轻罪化趋势,刑事司法应对犯罪逐渐从以偏重事后惩罚威慑向注重事前预防、多方协同、深化诉源精准治理、多措并举的“治罪”与“治理”相结合的标本兼治观念转变。“依法有效治理犯罪与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是我国刑事司法治理的核心任务,实践中通过贯彻“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社区矫正”等制度,展现了犯罪治理的新思维与新作为,但也存在一些与刑事司法柔性治理要求相抵牾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与准确把握大量轻罪入刑后“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衡平问题,刑事司法就须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犯罪治理的根本价值遵循,并将“宽缓、审慎、谦抑”理念贯穿于犯罪治理的全过程。

论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属性

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与立法未将其纳入法定证据种类之间的矛盾,导致理论与实务人员对其定性产生截然不同的观点,先后涌现出司法鉴定说、书证说、证人证言说、电子数据说及新型证据说等观点,也有人认为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只能作为查办案件的线索,不能将其视为证据。从司法实践应用情况、法律规定及其证明价值看,大数据分析报告具有证据属性。但受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方法等科技手段尚未成熟的影响,对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定性宜将其区分为办案参考材料、鉴定意见与新型证据种类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应当积极稳妥地推进大数据分析报告取证、质证、认证程序制度建设。

一审程序违法发回重审适用的悖反与修正

一审程序违法发回重审的规定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即得以基本确立,历经40余年保持相对稳定。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背景下,应当对此类规定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该规定的核心价值在于,作为一种程序性制裁方式,对一审程序违法施加以否定的评价,赋予其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时也是事后审查制上诉审构造的体现。在实践中,该规定的适用存在普遍性的虚置、选择性的滥用、适用上的神秘三大悖反现象。在该规定的适用修正上,应当重申该规定维护程序公正基本结构、捍卫被追诉人基本权利的基本理念,通过典型案例不断阐发该规定的核心内涵,并通过程序说理约束裁判权的恣意。

冲突与弥合:个人信息刑事调取的数字转型与法律因应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犯罪治理,个人信息刑事调取发生数字嬗变,调取对象存储形式数据化、调取对象内容承载复杂化、与案件无涉的网络平台协助调取普遍化。然而,调取规则仍以物理空间为治理场景,刑事调取被概括定性为任意侦查,程序规制宽泛,规则偏重鉴真。个人信息刑事调取的规范面向与数字面向的显著差异使数字化刑事调取治理面临三重张力,刑事调取突破任意侦查属性,背离程序法定主义,对个人信息权益保障不足。对此,应当在个人信息分类分级与取证措施性质基础上,将个人信息刑事调取进行体系建构,并从调取目的、必要性及审批权限方面进行程序的合比例构造,再导入知情权、更正权,强化调取中的个人信息权利保障。

国家发展动力:概念探索与理论研究

国家发展动力分为存续性动力和驱动性动力两大类。前者是指国家发展的持续力和活跃力,后者则由生产力、发展力和创新力这三个结构性因素组成,以此构成了三种国家发展动力结构:以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力的国家发展动力结构,以发展力为核心驱动力的国家发展动力结构,以创新力为第一驱动力的国家发展动力结构。正是这三种国家发展动力结构最终决定了国家发展的三种类型,分别是生产驱动型国家、发展驱动型国家、创新驱动型国家,这也代表了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动力链的角度,国家发展取决于有效的国家战略、科学的治理能力以及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有序联动。

轻罪治理背景下不起诉裁量权的运行张力与程序优化

轻罪立法下轻罪数量大幅增加,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我国进入轻罪占比居多的“轻罪时代”。轻微犯罪通常罪责较轻且悖德性弱,坚持“一律起诉、一律定罪”的司法作业模式容易引发道德可罚性难题并造成机械正义困境。“慎诉”政策的提出便是针对大规模轻罪立法的司法回应,要求检察官摆脱机械司法,在合法性事由之外,以合理性事由谨慎对待起诉,后者对检察官用好、用足不起诉裁量权提出了要求。然而,目前不起诉裁量权与公诉机械倾向还存在内在张力。犯罪量飙升的客观现实和嵌套在科层制链条中的检察官角色以及“传送带”式司法作业模式都在各自层面上强化了公诉的机械属性。此外,检察官个人职业性麻木以及法律思维习惯也在一定程度加剧了公诉机械倾向。克服裁量权运行张力,从长远来看需要改变以“犯罪控制”为价值导向的司法效率观,强化检察官的司法担当;在具体技术处理上则应该从外部扩宽裁量权行使的程序空间,从内部打破机械管理并增加公开听证。

大数据思维下检察监督的思维转变及困境突破:以虚假诉讼为切入点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传统检察监督的思维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面对新时代虚假诉讼案件频发的现状,检察机关应该积极推进大数据思维赋能法律监督,通过转变大数据思维,推动大数据技术打击虚假诉讼行为。为确保大数据思维有效赋能虚假诉讼类案监督,首先,应当在类案监督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思维的具体转变方式;其次,从虚假诉讼类案监督的实践出发,剖析大数据思维与大数据技术结合存在的诸如“信息孤岛”“复合型人才稀缺”“大数据思维越位”等问题及背后的原因;最后,从数据扩源、人才引进、思维建立三个维度入手,解决大数据思维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进一步挖掘大数据思维赋能检察监督的深层价值,提升虚假诉讼类案监督的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