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量刑系统应用的公正性、伦理价值及限度

智慧司法建设促使人工智能量刑系统逐步介入审判活动,对实现“同案同判”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人工智能量刑系统在司法领域应用时存在适用性不良的问题,从而降低其应用价值。因此,确定人工智能量刑系统介入审判活动的限度可以提高司法实践价值。为此,可以从理念、制度和技术等多层面的配套措施为其划定应用边界:在理念层面拓展应用外部边界;在制度层面合理限缩应用边界;在技术层面挖潜应用内部边界。但必须明确的是,人工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不是以促进司法公正为主要目标,而是以提升司法效率为主要目标。

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存废困境及其化解

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法律层面和最高司法权层面尚未获得正当性。与规范层面上的禁止性规定不同,出于司法适用需要,此类文件在实践中仍然禁而不止。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禁而不止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作为方法的司法解释和作为权力的司法解释。基于司法权的内在需要,地方“两院”制定此类文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实践中,地方“两院”出于司法适用、回应政策需求以及适应地方具体情况等目的而制定解释性质文件,部分规则有解释之名却隐含了立法之实。为缓解地方“两院”法律解释需要和规则效力外溢之间的张力,应当从制定主体、功能界限以及裁判定位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限制。地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规范化后,宜将其纳入地方人大和司法系统中进行相应的双重审查规制。

司法经验研究的进路与功用

司法经验研究是近年来司法领域兴起的新的研究进路与方法。已有司法研究主要有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进路,两者在解释司法实践、支持司法实务和司法改革方面都有一些局限。司法经验研究深入司法实践,从中提出问题,通过收集经验材料、辨析经验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分析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司法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司法经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功用,其提供的规律性认识既可以支持其他类型的司法研究,也可以转化为司法实务和改革所需的知识。

数字司法中的类案监督

解决我国数字检察类案监督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数字赋能类案监督方式创新形成理论机制激励,引导海量数据资源优化管理。我国关于数字检察监督的构建还没有相对独立且未形成体系化制度机制,这需要检察机关积极采用人机结合的大数据算法计算方式、调动上下检察机关充分挖掘监督机制,并结合分类分层等多元理论体系进一步探索构建数字检察体系。应在全面总结已有数字检察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检察院数字监察的司法实践和各试点地区的经验总结,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及法律制度。数字检察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定位于判决、裁定在法律统一适用方面存在矛盾、争议的类型化案例,促进检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从对抗监督走向合作监督。

从检法主导到检法协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有四年,其在改革初期形成了“检察主导模式”,主要应用于可以通过不起诉解决的轻罪案件。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开展,重罪案件进入改革视野,法院介入改革,“检察主导模式”陷入“激励效果存疑”和“合规考察期不足”的实践困境。“法院主导模式”作为非典型性的探索模式,在制度层面上是否合法存疑。检法独立主导模式将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割裂开来,制度的权威性和运行的顺畅性受到影响。“检法协同模式”既能够克服检察主导模式在操作层面的难题,同时又能弥补法院主导模式在制度层面上的缺陷,将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有望成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未来路向。

刑事司法中风险评估的算法风险与规制措施

基于人工智能建置的风险评估在美国等国家的刑事司法中得到广泛运用,风险评估可能受开发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影响,产生偏见、歧视及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等问题,但因为人工智能算法具有“黑箱”等性质,对风险评估进行实质审查的难度较高,导致被评估人救济自身合法权利的途径受阻。如果要将风险评估引入我国司法语境,需要对其设置一定的规制措施。在将风险评估与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法律原则进行理念辩证后,确定风险评估的规制方向,并因应制定规制措施。从透明性规制的角度而言,准确选取公开数据的种类,以民主参与为核心建构数据公开制度;从问责性规制的角度而言,建立风险评估的事前审查机制与事后监督程序;同时需要预防司法人员可能出现的“自动化自满”倾向。

域外罪犯会见的发展趋向及本土化思考

近年来,域外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罪犯会见在罪犯矫正及预防再犯等方面的重要功能,积极开展罪犯会见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实证研究,实务部门也积极探索开发会见相关项目与实践,立法部门不断健全完善罪犯会见法律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域外已有的研究、实践探索及立法完善对健全我国本土化会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重视并加强对会见性质厘清、会见功能界定及会见原则诠释等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开展重新犯罪调查过程中持续深入开展加强罪犯会见以预防再犯及代际犯罪的实证调查,推动在基层监狱积极开发着力提升罪犯会见效能的会见项目,同时通过修改完善《监狱法》《罪犯会见通信规定》等不断健全罪犯会见的规范性体系。

有效合规管理的基本原则

为有效地预防企业发生违法违规行为,避免企业遭受重大的系统性合规风险,需要确立一些基本的合规管理原则,使之成为指导企业建立有效合规管理体系的基本准则。企业无论是搭建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还是在危机发生后进行合规整改,都应遵循“风险导向原则”“相称性原则”“高层承诺原则”“权威性原则”“业务流程渗透原则”“可持续性原则”等方面的要求。这是避免纸面合规、形式化合规或无效合规的制度保障,也是企业实现有效合规管理的最低要求。

恢复性司法:国外起源与发展、主要操作模式及中国实践

恢复性司法是司法哲学的变革,其关注的重点不是加害人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应该受到惩罚,而是对人及其关系包括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及如何修复这些伤害。通过介绍和讨论国外恢复性司法的起源和发展、主要操作模式及其效果评估等,在探索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文化基础及实践传统基础上,笔者系统总结和提炼了中国为什么要引进现代式的恢复性司法的原因,同时通过讨论中外恢复性司法的异同及国内恢复性司法进一步发展的若干问题,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更加清晰的解读。

平台争议解决的缺陷及庭外争议解决机制的创新性回应

平台行使私权力作出“警察性”与“法院性”决定并由此对用户采取相应限制性措施而引发的争议,多由其内部投诉系统完成,但“自查自审”存在中立性不足、专业性欠缺、过程不透明、“治标不治本”、公信力较低等弊病,若以司法诉讼机制补缺则又会导致资源错配。衔接于平台内部投诉系统与外部司法诉讼机制之间的平台庭外争议解决创新机制由此应运而生。基于平台治理理念的差异,美国元宇宙公司从企业自治层面通过签订服务、信托协议的方式创设元审查委员会,欧盟则在政府主导下认证并动态监督庭外争议解决机构。两者都有效回应了平台内部投诉系统的诸多缺陷以及司法诉讼系统的资源错配等问题,但各有侧重。除却平台内部投诉系统与传统司法系统,我国现行平台争议解决机制还包括众包式在线争议解决机制与互联网法院,但两者依旧无法全面回应平台争议解决机制的既有问题。我国可考虑借鉴欧盟的创新路径,同时吸收美国元审查委员会的有益规则,在政府主导下创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平台庭外争议解决新机制。

从“世界模型”看人工智能在法律场景的实际应用

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数据分析和传统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能够较好解决法律研究和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而ChatGPT和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的困境,较法律领域的实际应用尚存在不小距离。法律实践者要重视数字思维,推动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辅助决策;也要审慎对待大模型和生成式智能技术,警惕盲目投入导致资源浪费。面对层出不穷的人工智能模型以及法律界的“人工智能热”,本文建议学界和实务界务必密切观察人工智能对法律实践的影响;也建议法律人仔细找准问题、瞄准成熟技术,谋定而后动。

ChatGPT赋能智慧法院建设:机遇、挑战和规制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海量的数据、优质的算法与强大的算力支撑下能够实现多项技术赋能。但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能够适用到智慧司法领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其嵌入,尤其是该项技术在赋能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的边界如何,这对于深层次建设智慧法院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审判活动的智能化运用,可促进可视正义的实现;通过诉讼服务的可及性,可实现司法为民理念;通过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可实现能动司法目标。然而,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带来上述诸多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风险,具体可以划分为由数据“幻觉性”引发的一般风险、由技术垄断性导致的重要风险以及由数据不可控产生的核心风险。对这些风险,应根据不同的风险特征采取相应的规制路径:可以通过对训练数据库的标准化构建以实现数据的“幻觉性”规制,通过辅助性原则的引入而实现技术规制,通过对服务提供者科加义务以实现对数据不可控的数据规制。即运用数据“幻觉性”规制、技术规制与数据规制,实现对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的一般风险、重要风险与核心风险的防范,以期完成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智慧法庭建设的风险最小化与技术赋能最大化,最终实现该项技术高质量赋能智慧法院建设。

监察委员会派驻制度的现实困境与理性形塑

在监察全覆盖的时代背景下,监察派驻制度面临紧迫的监察监督地方化、监察监督部门化以及监察监督实质全覆盖的困境等问题。应以充分发挥“派”的权威与“驻”的优势为原则完善监察派驻制度,使派驻监察人员法治化与高效化履行监察监督职权。完善“四个全覆盖”监督格局需要构建并完善巡视监督与派驻监督的联动机制,实现二者优势的发挥,增强监察监督职能发挥的效力。在派驻机构独立性的体系保障上,应明确派驻机构的职责定位,强化派驻机构的垂直管理体制。须明确细化派驻监察机构的监督权限,派驻机构具有权限按管理权限处置实施相对轻微的职务违法行为的公职人员,对实施并非情节较轻的职务违法行为甚至职务犯罪行为的公职人员,须上报派出监察机关统一调查与处置。

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证成:价值、理论与实践

将检察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拓展至家事领域可以从价值、理论及实践层面予以证成。建构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既体现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查明案件事实、补足两造对立的对审结构等司法功能,也彰显了保护家事公益的社会价值;部分家事案件具备公益性特征、宪法层面社会治理性监督权的贯彻以及法定诉讼担当理论为该制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的预留拓展空间、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引、地方有关机关和部门的立法与发文支持及地方有关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与探索,证明了该制度的建构具备实践可能性。

基层检察视域下诉源治理路径的探寻与完善

作为司法机关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诉源治理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为了取得诉源治理的更大成绩,从基层检察机关的视角来看,需要从诉源治理的时代要求出发,在司法办案过程中立足自身职能定位,以积极能动的姿态,贯彻诉源治理理念,从不同角度以创新发展的思维和务实的措施,探寻与完善检察建议、公开听证、案例指导、数字检察、公益诉讼等路径,提升诉源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社会对抗,厚植党的执政基础,为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企业职务犯罪刑事合规中的监检衔接

涉企职务犯罪刑事合规在改革实践中因公权力机关之间程序衔接不畅而收效甚微。其中,职务犯罪刑事合规的开展以监察机关在调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为前提,有限的合规考察期、职务犯罪监察措施的出罪化运用等阻碍着检察机关后续开展刑事合规的职能发挥。立足于法律监督理论和组织责任中的法益可修复性,涉企职务犯罪刑事合规监检衔接具有相应的法理支撑。在《第三方意见》肯定监察机关具有对涉嫌行贿的企业适用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建议权基础上,可进一步延伸监察机关参与职务犯罪刑事合规的职权,并对检察机关的介入程序予以明确,以促进涉案企业建立合规第三方评估机制,从而实现对职务犯罪的有效治理。

构筑司法服务保障视角下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研究

优良的司法环境是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必要条件,公正严格的司法可以起到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提升市场主体安全感、化解社会矛盾等重要作用。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职责边界不清晰、司法效率不高、司法服务保障相对滞后等问题存在,阻碍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进程。从构筑司法服务保障的视角审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路径发现,只有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审判、恪守人民至上与司法公平正义、强化主动下沉与司法便利可及、激活联动合作与司法精准高效,才能充分发挥司法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最大作用。

马锡五审判方式“红色法治基因”对新时代人民法院推进诉源治理工作的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马锡五审判方式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法治基因”,这对于新时代人民法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如何将人民法治的“红色基因”更好地融入到司法活动中,是基层法院亟需考虑的问题。马锡五审判方式所蕴含的坚持党的领导、便民为民原则和调判结合原则,能够为新时代人民法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赋能。

新时代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机制、困境与路径探析--以共生理论为视角

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群策群力,这就对新时代背景下法律职业共同体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依据共生理论的三要素框架,在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共生机制的基础上,分析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探寻新时代背景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路径。通过分析可知优化法律职业共生单元良性互动交流机制、提升法律职业共生单元联结力度、重塑法律职业伦理体系等是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将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纳入共生理论的解释框架,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与理论生成空间。

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对诉源治理的启示——以“封捧儿案”为切入点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创造,注重调查、依靠群众、调判结合是其重要特征。“封捧儿案”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典范案例,以诉源治理的视角对该案进行“麻雀式”剖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当代意义。马锡五审判方式与诉源治理同为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同是能动履职理念驱动下的生动实践,同时,马锡五审判方式还是诉源治理产生的重要源头。马锡五审判方式启示我们在推进诉源治理工作时,一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树牢司法为民工作理念;二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三要立足司法审判职能,坚持实质化解矛盾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