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中风险评估的算法风险与规制措施

基于人工智能建置的风险评估在美国等国家的刑事司法中得到广泛运用,风险评估可能受开发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影响,产生偏见、歧视及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等问题,但因为人工智能算法具有“黑箱”等性质,对风险评估进行实质审查的难度较高,导致被评估人救济自身合法权利的途径受阻。如果要将风险评估引入我国司法语境,需要对其设置一定的规制措施。在将风险评估与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法律原则进行理念辩证后,确定风险评估的规制方向,并因应制定规制措施。从透明性规制的角度而言,准确选取公开数据的种类,以民主参与为核心建构数据公开制度;从问责性规制的角度而言,建立风险评估的事前审查机制与事后监督程序;同时需要预防司法人员可能出现的“自动化自满”倾向。

人工智能介入案例指导的现实基础及优化对策

在司法实践与人工智能融合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将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结合起来,使人工智能介入案例指导工作。人工智能的介入有其现实基础:一是有智能法律推理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二是它可满足当前案例指导工作的一些现实需求,可助弱化案例生成的行政化色彩,利于指导性案例的检索、援引与推广,促进裁判尺度统一。目前,人工智能介入案例指导实践还面临着一些困境或问题,如司法数据库存在缺陷,人工智能的角色定位困难,智能系统的案例标注技术尚不完善。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采取相关优化对策:建设大体量、高质量的国家司法数据库,以利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计算分析;将人工智能对案例指导下司法裁判的介入定位于“辅助”,以保障裁判结果公平公正;优化案例数据提取标注的方法和效果,以便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准确有效的自动识别。

编纂卫生健康法典的背景、证立与进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卫生健康问题成为人类共同挑战,完善卫生健康法律体系至关重要。法典化是提升立法系统性、回应现实需求的重要途径,尤其在当前公共卫生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更显紧迫。编纂卫生健康法典有助于完备法律体系、规范法治实践、提升公众法律素养,并宣扬法治经验。卫生健康法典编纂需依托制度基础、理论储备及经验借鉴,同时需审慎考量“两步走”编纂思路,高度重视政治因素,确保法典与国家治理和人民健康需求相契合。

论法官造法之路标

法官法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法官法并不是任意而为的。为了防止法官在法律适用活动中的恣意性,法官法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也需要加以指引。拉伦茨教授认为“事物本质”“案例比较”“学说发展”“原则和准则”以及“法律理念”都是法官法需要遵循的“路标”。这些路标在法官进行法律裁判时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通过这五项路标,我们可以将法官法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使其符合我们的法体系以及法秩序。

中美法院裁判文书数字化信息公开比较研究

在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作为确保司法公平正义的重要实现途径,法院裁判文书数字化信息公开是推进司法公开进程的必要手段,在司法实践领域极具价值。美国法院裁判文书数字化信息公开的历史演进、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以及美国法院裁判文书数字化信息公开领域的各类开放存取信息系统,即PACER系统及其CM/ECF子系统、COURTWEB系统、FDS系统的实践特征与运行缺陷,对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创建的“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运行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裁判文书网”改进之处有四:一是“案由”检索项的设置应涵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二是“被害人”应设置为独立的检索项;三是“案号”检索项难以使用,可予取消;四是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有待加强。

为哈特式司法裁量权辩护 ——以德沃金前期批判与后期批判为主线

对于哈特基于实证主义法律图景推导出的司法裁量权,德沃金分别以“权利”为中心与以“解释”为中心展开了批判。前期批判以规则与原则的界分为依据,认为“规则空缺结构”处可依原则裁判,这种批判忽视了拔掉“语义之刺”之前,内在于规则的原则不存在独立于规则的不同指引方向。后期批判以“理论争议”消解社会规则,并提出法律是一个建构性解释并兼顾“符合”与“证立”的叙事。这种批判在法概念论与裁判理论都是失败的:法概念论层面,德沃金前解释阶段要求的“高程度共识”肯定了“法律是什么”这一描述性法律事业的必要性;裁判理论层面,德沃金为弱司法裁量划定且其并不反对的“判断”与“决断”,其实预设了法律问题可能具有两个以上的正确答案,这与德沃金整全法的“唯一正解”直接冲突。“符合”与“证立”的不可通约性难题也不能用“整全性作为海王星”这种隐喻得到解决。这两个阶段之批判的失败意味着,一个受完美法官赫拉克勒斯指引的德沃金式法官,会走向与之反对的哈特式法官的道路。

二阶论证何以解疑难案件裁判之困?

疑难案件是存在法律争议的案件,具体呈现为规范模糊、规范冲突、规范缺失和规范适用不正义等典型样态。裁判疑难案件的关键在于解决上述的法律争议,为司法三段论证立可靠的裁判规则。这在法律论证上呈现出二阶构造,第一阶段证立裁判规则,第二阶段适用裁判规则、证立裁判结论。因此,二阶论证能够破解疑难案件的裁判困境。它以合秩序裁判为理论基础,强调法官可以背离个别法律规则,但不能逾越法的框架秩序;在外部证成中依据丰富的论证渊源、运用多元的论证方法、遵循可废止性的论证程序,证立裁判规则、要件化案件事实;在内部证成中以裁判规则为大前提、以要件事实为小前提,经由环环相扣的复杂演绎证立裁判结论。

Analysis of Standards and Effects of Police Indirect Court of Human Rights——Taking“Akbay and Others v.Germany”as an Exampl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ECtHR)has ruled that illegal indirect entrapment must meet three criteria simultaneously.This mixed standard requires that the previous direct entrapment violates the“essentially passive,”subsequent indirect entrapment satisfies the“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and police entrapment of secondary defendants to commit crimes is considered“decisive.”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indirect entrapment are distinguished between general indirect entrapment and illegal indirect entrapment.The basic position of the ECtHR on the consequences of illegal indirect entrapment has shifted from supporting mitigating penalties to recognizing procedural dismissal,and general indirect entrapment is considered a mitigating factor in sentencing.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tandards,the above criteria and positions have strong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rules in China.

美国最高法院对凯洛案的判决与财产权运动的复兴

财产权是美国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但是20世纪以后,由于各级政府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和管制,私人财产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因此,到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了一场财产权运动,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正当财产权倡导者庆祝的时候,2005年的凯洛案给予财产权运动当头一棒,于是在美国再次出现了财产权运动的新高潮,广大民众、公民组织和各大媒体纷纷进行了抗议,学术界再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联邦和州政府的各部门也纷纷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措施,但取得的成就并不十分理想。如何平衡私人财产权与政府的管制权,仍然是美国各界所面临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案件裁判考量因素研究

在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案件中,法院审理时的裁判考量因素对当事人意义重大,建设单位对矿业权人的赔偿或补偿责任是核心争议,学界对此关注较少。文章采用实证方法,提炼了人民法院审理压覆资源案件时的裁判考量因素,包括建设项目权利和矿业权人权利取得的先后顺序、建设单位是否办理压覆手续对裁判结果的影响、建设单位应承担责任等,并通过比较分析方法,研究共性和差异,提出制度完善的建议。

人工智能算法司法应用的发展隐忧及完善路径

当下,人工智能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司法裁判、司法推理以及司法量刑等领域。其在进行裁判、推理及量刑的过程中也引发了诸多发展隐忧。如算法裁判易威胁司法自主、算法推理易影响实质正义、算法量刑易冲击审判中心主义等。为了排解上述隐忧,需要明确算法裁判的辅助性地位,确定算法裁判的应用范围以及责任归属,建立算法推理的可修正技术正当程序,不断完善人机协同的算法量刑新模式,从整体上提升人工智能算法司法应用的实效。

论司法裁判中的证否说理——从法官视角推理谈起

司法推理活动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法官个人视角发挥了重要作用。视角是法官的习得知识、办案经验以及其他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认知方式,法官运用个人视角进行事实判断、串联事实碎片形成事实认定,实现司法推理。个人视角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法官在司法推理中未经充分论证或怠于论证所有可能的裁判结论就形成了自认为恰切的“预设裁判结论”,并最终以证成式说理的形式载于裁判文书,这就使得推理的过程存在错判与误判的可能。加强裁判文书证否说理,以促使法官在司法推理中充分考虑基于案件事实可能形成的全部裁判结论,是克服视角主义陷阱的可行方案。加强裁判文书证否说理的具体要求为:在裁判文书中加强诉讼争点的说理,加强被排除证据的说理,加强不予支持的主张的说理,并载明其他可能的裁判结论。

类案参照何以可能?——基于裁判规则的一般性的证成

类案参照需满足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前案能够提供一般性的裁判规则,因此推进类案参照制度需要回应个案裁判如何能够产生一般性规则的疑惑和质疑。“一般性”是指裁判规则能够超出所判个案而成为裁判一类案件之理由的性质和能力。案例裁判规则之所以有一般性,在实质上是由其要发挥规范性作用所决定的,在形式上是由民主体制对司法活动的合法性限制所要求的。案例裁判规则的一般化在事实层面是一个对事实的类型化概括过程,而在核心的法律理由层面,它是一个正当性证成的过程,因而不存在不完全归纳的错误和危险。案例裁判规则的形成和适用机理决定了它的一般性不同于抽象的制定法规范。案例裁判规则的一般性不是无限度的,“弱”一般性是它的属性也是对它的限制:其一,案例裁判规则要与案件事实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独特的规范作用;其二,法官要恪守司法职责,避免创制“强”一般性的规则。

司法人工智能与人类法官的互补之道——以当事人公正感为中心的思考

根据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的相关理论,结合其自身特点,可以认定司法公正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一致性、中立性、准确性、控制感、尊重感、合理解释等。实证研究发现,在满足当事人公正感方面,人工智能在一致性、中立性方面优于人类,而在准确性、控制感、尊重感、合理解释方面则劣于人类。在司法审判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在中立性和一致性方面的优势,纠正人类法官的认知偏差、情感偏向和利益倾向,提升案件定性一致性和定量一致性水平,从而达到提高当事人公正感的目的。同时,人工智能在准确性、控制感、尊重感、合理解释方面的不足,也决定了人类法官的用武之地。

数字时代互联网纠纷管辖制度的现状审视与规则完善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不断推进,在线诉讼不再是互联网法院的专利,因“网络特征+传统案由”下管辖权分配的失衡,简易批案过多挤占司法资源,“网上案件网上审”引发了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难题。由于互联网法院仍属基层法院而非专门法院,其仍适用集中管辖而非专门管辖,使得其案件管辖面临规则之困,因此亟须构建突出涉网属性、专业性强、技术性高、契合数字法治逻辑架构的互联网法院管辖体系,并不断完善互联网法院案件专门化管辖体系,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在建立司法运行新模式,实现更高水平数字正义中的突出作用。

智慧法院视野下全流程无纸化办案的反思与完善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在诉讼各阶段的应用不断扩展,无纸化办案成为智慧法院的重要表现形式。法院全流程无纸化办案是网络信息技术与诉讼原理的重组,是技术与法理交融的产物。实践中,无纸化办案在诉讼各阶段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没有妥善处理公正与效率、技术便捷与程序保障、技术理想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手段与目的错位。必须协调信息技术与诉讼实践、程序效益与权利保护、新型规则与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构建更具系统性和整合性的无纸化办案方案。

迈向韧性治理:数字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的转型前瞻

数字时代,交织在人民法庭中的客观张力和多重掣肘进一步凸显,人民法庭面临有效推进司法之治的全新挑战。在“枫桥经验”由地方经验跃迁至国家政策的过程中,“枫桥式”人民法庭应运而生,成了破解基层司法之治难题的理想方案。与此同时,基层司法之治的复杂特性贯穿于“枫桥式”人民法庭运作的始终,这对新时代人民法庭的顺势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韧性治理模式迎合了推动人民法庭转型的客观需求,也为检视人民法庭运作实效提供了分析框架。这一模式从理念、组织、过程维度为“枫桥式”人民法庭的优化转型铺就了转型路径。在理念维度上,需要以回归“枫桥经验”法治基因的方式促进技术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协调平衡;在组织维度上,需要以优化法庭布局、注重裁判社会效应等方式为重振法庭功能寻找可行出路;在过程维度上,需要以强化在线调解的“合意”权威、实现社会化治理的方式为基层司法之治提供更多可资利用的资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的实践省思与完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能够增强司法裁判的说服力,有利于借助裁判文书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中的导向作用。因当前裁判文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说理时表意模糊、融合性不强、说理不足,从实践判例省察与理论证成的维度来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完善路径,应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前提和准确性,针对具体案件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进行恰当衔接,才能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质量和价值导向。

加剧与缓解:我国基层法院人案矛盾之再审视——以A市F区法院院庭长办案制度为视角

院庭长办案制度的常态化运行对提升审判组织办案质效、缓解基层法院人案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实证研究表明,当前法院院庭长办案虽然已实现“制度化”,但院庭长入额比例高且办理的案件以参审案件、简单案件为主,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基层法院的人案矛盾。究其根源,客观方面表现为,院庭长办案制度考核标准有待细化、院庭长分案机制有待完善和缺乏刚性的监督机制;主观方面表现为,院庭长没时间办案、不敢办案和不重视办案。因此,基层法院为缓解人案矛盾,亟须建立系统性、可操作性的院庭长办案长效机制。以院庭长办案制度为视角审视当前基层法院面临的人案矛盾,旨在为我国基层法院推动员额制改革、推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以及优化司法资源,缓解人案矛盾提供新思路。

论法官法感的建构过程——从奥丘梅洛夫法感的“三张面孔”出发

法感作为法官在逻辑思维和经验思维之外的第三只眼,对司法裁判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通过对奥丘梅洛夫的法感结构进行心理分析,揭示出主观法感的一般原理:一个健康的“法官法感”的内部构造,应该是一个——从法教义学情感向法伦理学情感、再从法伦理学情感向法生态学情感不断超越的——建构过程。法感的形成不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还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更是法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