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证成:价值、理论与实践

将检察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拓展至家事领域可以从价值、理论及实践层面予以证成。建构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既体现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查明案件事实、补足两造对立的对审结构等司法功能,也彰显了保护家事公益的社会价值;部分家事案件具备公益性特征、宪法层面社会治理性监督权的贯彻以及法定诉讼担当理论为该制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的预留拓展空间、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引、地方有关机关和部门的立法与发文支持及地方有关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与探索,证明了该制度的建构具备实践可能性。

基层检察视域下诉源治理路径的探寻与完善

作为司法机关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诉源治理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为了取得诉源治理的更大成绩,从基层检察机关的视角来看,需要从诉源治理的时代要求出发,在司法办案过程中立足自身职能定位,以积极能动的姿态,贯彻诉源治理理念,从不同角度以创新发展的思维和务实的措施,探寻与完善检察建议、公开听证、案例指导、数字检察、公益诉讼等路径,提升诉源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社会对抗,厚植党的执政基础,为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仲裁的检察监督初探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启发我们关于检察机关实施仲裁监督的思考。目前,我国三大仲裁法均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仲裁的监督,但并不代表仲裁不需要检察监督。应当在把握两办意见核心要义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行三大仲裁制度的特点,找准检察机关对仲裁监督的切入点,探索检察机关监督仲裁的路径,进一步提高仲裁的公信力。

“慎诉”运行困境破解之策研究

“慎诉”刑事司法理念是立足于我国刑事法基础理论,充分考量和总结追诉和惩治犯罪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为准确、切实地贯彻执行“慎诉”,保障其行稳致远,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努力:加强政策指引与考核指标调整;细化不起诉适用条件、扩大适用范围;适当下放“相对不起诉”决定权;健全不起诉裁量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起诉异议制度;健全案例指导制度,积极发挥指导案例的正面引导作用,为“慎诉”的良性运行扫清障碍。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民事检察类案监督实务分析

在民法典的规范性指引下,民事检察类案监督工作不再流于形式。对司法实践进行审视,发现民事检察类案监督呈现精准监督不断深化、监督范围不断扩大、社会治理效能不断延伸等发展特征。但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仍存在监督法律规范缺乏体系性、类案监督能力有待提升、类案监督机制有待健全、线索收集和监督刚性有待加强等问题。有必要以贯彻民法典为契机,从优化法律规范体系、完善类案发现机制、改进类案监督方式、提高基层监督能力等方面提升监督实效。

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的反思与完善

司法实践中,强制隔离戒毒由公安机关决定,并交付戒毒所执行。近年来,最高检、司法部开始在全国推行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制度。从C直辖市的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制度运行存在法律规定缺失、监督细则不全,职责尚未明确、监督定位模糊,监督主体未明、监督工作滞后,监督合力不够、检力配置不足等问题。需要从监督细则、监督定位、监督主体、监督能力等方面着手,完善监督制度,提升监督质效。

检察机关支持公益诉讼制度论

公益法与公益诉讼的兴起是对我国法律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考验。由于我国社会及社会组织并不成熟,人们对检察机关维护公益寄予厚望。然十余年实践表明检察机关直接单独介入公益诉讼的方法不仅视野狭隘,解释力不足,也尚欠时机;而检察机关支持公益诉讼则能够弥合那种非此即彼式的狭隘思维之缺,富有理论与实践支持,能满足现实需要。为此,即便将其作为迈向"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一政治方向的中间、渐进道路也意义重大。然而屡次的立法、修法对之出奇的冷静,零散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指导下的实践在遭受理论诘难与实践困顿的双重压迫下步履艰难,甚至有"逃离"倾向。为此,亟需检视理论和实践,以全面、合理构建检察机关支持公益诉讼制度。

检察机关服务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Q市为例

检察机关服务乡村振兴蕴含着深刻的法理内涵,“服务大局”和“为民司法”两大司法理念形塑了检察机关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根基,“能动检察”为检察机关服务乡村振兴提供职能支撑。Q市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积极探索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但仍然存在服务意识不强、检察力量下沉不足、基层社会治理参与度不高、协调联动欠缺等问题。探索深化思维和提升能力并举、打击犯罪和保护权益并用、内部完善和外部联动并行、犯罪惩治和源头防治并进的检察路径。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提升检察机关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四个法理问题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法理问题,本质上就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之正当性问题。其所涉及的核心命题是检察机关充当民事公益诉讼控诉方的缘由,以及公益性民事侵权需要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理由。对此,可从公益代理人理论、公诉权理论、积极诉讼理论和社会正义理论四个层面作出系统阐述。其中,前两者分别从"谁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和"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之救济"等角度解答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可能性问题;而后两者则从"谁会为公共利益积极诉讼"和"如何有效实现社会正义"等角度解决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必要性问题。

相对合理主义视角下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问题

检察权具有监督性,但对于法院,其监督是通过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来实现的。中国检察机关监督审判的制度是诉权外的监督制度,这一制度有特定的历史成因,但在当前受到严峻挑战,制度虚置,运作不灵。检察机关对审判的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有利于个案处理的公正,又可能损害审判的权威,扭曲诉讼的性质。在当前司法不公较为严重,司法公正的制度条件尚需培育的情况下,承认检察监督的相对合理性,在为其设置一定支撑条件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必要限制与改造。

走向公平正义——浅谈法律监督的意义与局限性

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追求,是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受到尊重、认同和恰当对待的表现,也是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试金石。人类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要靠法治,而法治的最高境界就是公平正义。在实现法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法律监督具有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功能。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分析——以检察建议为视角

检察权具有国家政治权力和社会治理责任的双重属性,检察机关在承担“法律监督”宪法职能的同时,还需参与相应的社会治理。制发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创立至今的90余年里,检察机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侧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存在一些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包括检察建议内容过于简单、缺乏具体明确的建议内容,检察建议随意制发、内容出现明显瑕疵,检察建议在一些地方被“群发”“滥发”,检察建议缺乏说理性、合法性论证笼统,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审核把关不严,等等。解决检察建议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从更新理念、跟进追踪、强化指导、压实责任等方面着手。

行政检察监督视角下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

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正在进行之中。从检察院组织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和功能,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法治环境以及对行政权制约的现实需要,从与行政诉讼法修改相衔接的需要等多方面来看,修改检察院组织法已势在必行。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应重点放在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上,要完善行政检察监督权能,使更多的检察监督指向行政权,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的行使。在检察院组织法中要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行政检察监督的权能,适度拓宽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完善行政检察监督的措施,对行政检察监督的主要程序作出规定,并设立专门从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内设机构。

苏俄检察权的理论基础

苏俄检察权与资本主义检察权在理论基础上迥然有异。苏俄"议行合一"的宪政体制,决定了需要建立专门的检察机关以保障国家的法律得到统一和正确实施;苏俄检察权追求的目标为实现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统一,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苏俄检察权来源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其实质为立法权的延伸;苏俄检察权的核心作用在于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进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和滥用。

论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平台的构建

职务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建设,是今后一段时期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情报信息是把握侦查方向、实行侦查决策的依据,目前的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工作中还存在手段落后、机构缺位、管理落后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据此整合资源,建立专业化的职务犯罪情报信息机构;加强人才培养,建设高素质、高技能的情报信息专业队伍;加大科技含量,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以职务犯罪情报网络建设为核心,构建功能强大的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平台。

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出发,在充分考虑检察机关自身监督能力和行政执法现状的情况下,提出了"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司法监督制度"的要求。在当前司法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应当立足中国法治实践,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构建特色鲜明的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制度,监督和促进依法行政。文章结合检察工作实际,通过对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应当遵循的原则、制度设计等内容的研究,就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理论及制度进行了论证完善。

实践中的公诉裁量——以实证调查材料为基础的经验研究

尽管我国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意义上的公诉裁量空间狭小,但实践中还是存在以裁量事实与证据为基础的裁量行为。在严格控制公诉裁量的制度环境中出现的这些裁量行为表明我国公诉裁量的现有架构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针对实践中公诉裁量的具体现状,应该在适当扩大公诉裁量权的基础上,完善检察机关公诉裁量行为的控制机制,制定统一的公诉政策和在检察机关内部培育关于公诉裁量的制度文化。

论我国侦查监督权运行规则体系存在的问题及重建

我国检察机关通过行使侦查监督权,努力纠正侦查中的违法行为,有效地维护了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等各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为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侦查监督权的运行仍存在着许多缺陷和问题,其中既有立法的不完善,也有具体制度的缺陷和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重新构建我国侦查监督权运行规则体系,从而使侦查监督机制发挥应有的功效。

检察官:从国王代理人到公共利益代表

各国检察官的具体职能不同,但从历史视角考察,检察官有着共同的使命。在封建君主国家里,检察官是国王的代理人;在民主宪政国家里,检察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随着社会的发展,检察官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大;但在界定公共利益之时,检察官应以司法者的身份,对公权与私权作出权衡。

法官道德须满足司法伦理的客观需要

司法伦理是法官道德行为的规范依据,它所关注的是法官的义务和责任。法官遵循司法伦理、坚守正义的原则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道德观念,或者说并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的利益。在满足司法伦理的客观需求方面,法官有时确实很难寻找到一个最好的开端。但法官心智诚实的要求却占有优先的地位,而诚实就是责任。法官道德是司法伦理人格化的的表征,只有确立与我国司法相适应的法官职业伦理品质,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伦理。通过寻求德性的普遍定义可以探索"德性是什么"的问题,力图确立法官道德行为的客观标准。司法伦理之存在全在于法官个体的价值充盈,没有司法伦理就没有法官道德。恪守司法伦理道德原则于维护法官自身的权益是完全一致的。司法伦理对司法理想的赋予和对司法实践的价值赋予,最终都要通过法官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