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扫黑除恶的社会治理——以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为视角

在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严重影响基层政权稳定的严峻形势下,党和国家决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经过三年的全面、深入、系统推进,成效显著,赢得全面胜利。扫黑除恶是国家专门力量直接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但单纯通过刑事司法或综合治理均无法达到深入且快速的良好治理效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反有组织犯罪法》以“四个结合”为治理理念,构建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体系。其具体体现了司法治理与综合治理并重,且重点突出、有机衔接的共治路径及其立法思路。其中,司法治理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细化落实及关联治理机制的体系性完备,综合治理则突出群众路线下治本且治标的综合预防体系健全。通过不断完善的法治来推动常态化、高质效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保障扫黑除恶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有利于促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警的失灵与优化

[研究目的]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日益构成广泛威胁的背景下,研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预警失灵现象,旨在为构建更加精准、高效的预警系统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研究方法]采用文献分析和案例剖析,全面探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警情报的生成流程和情报失灵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一系列优化策略。[研究结果/结论]预警系统的优化需综合考虑数据、技术和机制三个维度:在数据层面,需破除数据壁垒并严格控制数据质量;在技术层面,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加强传统情报技术,并改进模型生成技术;在机制层面,应建立跨部门情报共享机制、健全偏差结果校正机制、优化预警响应机制。

2023年我国犯罪学研究述评

2023年我国犯罪学研究重点聚焦了网络暴力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科技犯罪风险等热点问题,基本回应了当前我国犯罪治理的热点和难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面对当前我国犯罪治理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犯罪学学科体系建设总体上还是比较薄弱,亟待进一步加强。一是发展中国犯罪学。在适用西方现代犯罪学理论的同时,挖掘中国文化中犯罪学科学基因,发展符合中国实际的犯罪学理论,生产中国犯罪治理经验和话语体系。二是加强我国犯罪学的实证研究。不仅仅是犯罪生成规律的实证研究,还包括犯罪防治效果的实证研究,进而生产高质量的犯罪学成果。三是完善官方犯罪统计,开展犯罪被害调查统计,支持社会组织或学者进行犯罪调查。四是加强犯罪的数字治理研究,以数字化赋能犯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建新型犯罪治理体系。五是加强跨学科研究和交流,科学、全面地认识犯罪规律,为立法和犯罪治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领域法学视域下的数字金融犯罪治理

数字金融犯罪技术密度高、渗透性强、辐射广、链条长,对传统刑法规制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体现在犯罪参与认定难以精准化、犯罪事实认定模糊化与证据短缺化三个方面。领域法学研究以问题为导向,采用多学科交叉与类型化的研究范式,契合“数字+金融”复合犯罪治理的实践需求。在数字金融犯罪治理中引入领域法学思维,有助于构建跨部门法整合资源的协同框架,超越单一“刑治”思维,注重“多元参与治理”,形成事前预防、事中惩治与事后恢复的一体化方案。具体路径包括推动金融犯罪与网络犯罪的协同治理,统筹金融领域刑事、行政与民事责任的合理分配,以大数据证据连接侦查、检察与审判等环节,切实达成数字金融犯罪的系统化治理。

智慧互联网视域下腐败犯罪嬗变的系统治理——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为视角

在智慧互联网环境下,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隐蔽性、涉数字资产性、涉外性明显。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在涉案数字资产打击、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配合、开展国际治理方面存在新难题,需要进行系统治理。在法规治理层面推动刑事规范、相关行政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完善,在技术治理层面推动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支撑建设、主体协同建设和相关机制建设,在国际治理层面积极推动打击洗钱犯罪、开展司法协作、建设追赃机制。

数字藏品洗钱犯罪:运作模式、规制困境与法律应对

依托区块链技术,非同质化通证NFT不断渗透至洗钱犯罪活动中,在我国体现为数字藏品洗钱犯罪。根据买卖双方相互关系,数字藏品洗钱犯罪分为两种典型运作模式:同一模式与相异模式。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数字藏品洗钱犯罪面临诸多规制困境:前置法非金融机构内容缺失、刑法上游犯罪范围狭窄、司法解释列举手段模糊、国际公约共识尚未达成。对此,一方面,应立足数字藏品技术特性,确立法律应对的基本立场,即秉持技术中立原则、遵循加密资产无国界特点、坚守保护创作者权益理念。另一方面,需紧扣洗钱犯罪国际国内因素,探寻法律应对的具体路径,即完善前置法规定消弭犯罪认定障碍;拓展上游犯罪种类契合犯罪发展态势;细化洗钱犯罪方式兼顾犯罪手段演进;助推国际公约制定开展司法协作。

美国“犯罪”观念对英国普通法的传承与超越

犯罪观念不仅是刑法学科的问题,也是国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重视经验和实用,因此两国至今未能颁布一部成文且统一的刑法典而对“犯罪”作出一致表述。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附属地,自然继承了普通法上的“犯罪”观念,这在犯罪的分类、构成要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均有所体现。而美国自独立战争胜利后制定的联邦宪法,助力其在刑法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现象之一的犯罪,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各历史阶段下犯罪与宗教、道德、政权、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美国独立后区别于英国普通法下犯罪观念的成果。

生物安全视野下动物次生品犯罪问题防治研究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生物安全视角对动物次生品安全进行研究发现,在动物次生品防治的过程中存在认识不清、防范意识缺失、管理体系不健全的问题,从而存在引发危害公共安全、资源泄露和恐怖主义犯罪等风险。为此,应当纠正认识偏差,确定风险防范原则,建立动物次生品流通管理机制,设定证据审查程序,切实有效地防范动物次生品犯罪的发生。

新时代我国犯罪学学科建设新思考

进入新时代,我国沿着“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与“社会治理”方向发展,我国犯罪学在刑事一体化的学科建构支配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单向发展、实践机制雷同、国际交流受阻的局面,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壮大。为抓住当下时机满足社会需求,推动我国犯罪学新的发展指日可待。相对于我国犯罪学成长而言,去刑事一体化有望推进科学犯罪学在我国独立发展。同时,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创生案例犯罪学,成为科学犯罪学的一种具体本土形态,显示出中国的特色,对我国犯罪学新生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我国犯罪学在去刑事一体化的观念转变中,守正创新地辩证发展,有望实现涅槃重生。

孟德斯鸠犯罪治理思想探析

孟德斯鸠在犯罪与犯罪治理领域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判定何种行为是犯罪应当依具体情况加以规定,并强调犯罪治理应当围绕制约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的原则展开。同时,他强烈反对过度使用重刑,极力倡导罪刑法定原则。这些观点构成了孟德斯鸠犯罪治理的核心思想,他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制约治理权力与“刑、民、行”的综合治理体系,在依法治理的同时也认同良好的习俗与风尚在犯罪预防中的积极作用,从而达到有效预防犯罪和显著减少犯罪的双重目标。孟德斯鸠的这些观点不仅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也为当代中国在犯罪治理领域提供了借鉴意义。

毒品洗钱犯罪的立法竞合及其完善

由于行为类型的立法设定原因,我国毒品洗钱犯罪与相关犯罪会产生多重法律竞合关系,包括与运输毒品罪等上游犯罪的法律竞合,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等毒品犯罪的平行竞合,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洗钱罪的下位竞合。这种法律竞合关系,多数属于交叉式竞合关系,个别属于包容式竞合关系。对毒品洗钱犯罪与相关犯罪的法律竞合采取绝对的重法优于轻法原则,极大地压缩了毒品洗钱犯罪的存在空间。未来,我国应当从立法上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9条的毒品洗钱犯罪。

基于日常活动理论的未成年人性侵被害实证研究

性侵是一种中外常见多发的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严重犯罪。研究发现,诱发未成人性侵被害的因素主要有被害未成年人生活在潜在犯罪人可接触范围内、监护人及学校监护不力等方面。预防未成年人性侵被害需阻断未成年人与犯罪人联系、提升性侵风险识别和防范性侵被害能力、强化对犯罪人犯罪动机的抑制和部门联动等,充分发挥被害预防的作用,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社区矫正工作需要明晰的几个问题

社区矫正的价值理念和立法精神直接决定着社区矫正的制度建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应是以“教育矫正”和“融入社会”为特质的制度形态。教育帮扶则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和重中之重。从社区矫正的权力性质来看,社区矫正的权力属于特殊司法行政权的范畴,是公权力的表现形式,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权、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权、社区矫正的行政管理权。不同的权力分属于不同的社区矫正参与机关。刑罚执行是社区矫正的法律基础,是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合法性依据;刑事执法是社区矫正的保障和前提,为有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奠定基础条件;教育帮扶是社区矫正的主要目的和核心内容,也是《社区矫正法》的价值取向。

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治理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提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的非法融资活动。犯罪分子进行了理性选择,钻了融资漏洞,使得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案件频发。本文通过阐述当前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现状及特点,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分析了非法集资诈骗犯罪的原因,暴露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期望能有效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诈骗活动,维护社会稳定,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网络裸聊敲诈犯罪的侦查难点及应对策略——基于全量数据驱动视角

网络裸聊敲诈是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猖獗发展而逐渐演变形成的一种新型犯罪,具有较强的有跨境组织性、层级分工性特征和产业链条化发展趋势。由于受害人报案率低、犯罪手段具有“软暴力”特点等,当前侦查打击在虚拟空间取证、嫌疑人抓捕、资金追缴等方面遭遇困境。公安机关应加强“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建设,运用全量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加强数据的溯源、拓展、研判和穿透,以提升新质战斗力,从而有力遏制此类犯罪势头。

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诈骗犯罪的预防——以情景预防理论为视角

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是当前常见多发的一种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当前的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诈骗犯罪呈现发案较多、占比较高、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损失数额3000元以下居多、被骗地点以被害人家中居多等特征。诱发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诈骗犯罪因素有制度建设滞后、情景预防不足、被害人过错明显等。运用情景预防理论指导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诈骗犯罪的预防需增加犯罪难度、增大犯罪风险、减少犯罪收益、减少犯罪刺激、消除犯罪借口等。

基于“源头治理”的反恐系统工作原理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是新安全格局下对新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基于对反恐系统基本构成的深刻理解和充分认识,简述反恐的系统模型和系统的工作原理,指出,工作当中的反恐系统主要是通过“系统变形”“姿态调整”“稳高稳速”等实现功能发挥和作用最大化的。分析,实践中的反恐系统一旦正式启动,大都不会(不能)在终极目标达成之前终止。系统运行间的所有不同,只是工作当中的形态、姿势、高度、速度、远度等的调整和变化。结论,把握系统的工作原理,深化系统的功能作用与具体的反恐需求、重点、特色以及与反恐的方法手段、对策措施、管道路径等的有机结合和完美融合,是真正高水平高层地的实现系统功能发挥和作用最大化目标的最佳选择之一。

数字智能时代青少年网络暴力犯罪的循证治理——以S省145个案件为分析样本

通过S省145个典型案例的数据分析发现,青少年网络暴力犯罪基于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以满足性需求为目的、以满足金钱需求为目的和以逞强好胜、追求刺激为目的三种类型,其犯罪路径各有不同。S省的样本数据分析显示,青少年网络暴力犯罪人多为低学历、无收入的农村男性未成年人,被害人多为与犯罪人相识的低学历女性未成年人,微信、QQ社交媒体系线上网暴主阵地,关联的线下作案地点多为私密、偏僻场所,犯罪人多因线下犯罪被追责,而对网络暴力行为处罚畸轻。青少年网络暴力犯罪治理存在着监管难、取证难、追责难三重困境,确立“以防为主”现代犯罪治理理念,构建数据驱动的循证治理体系才是治本之策。

社会精英犯罪的制度化防控体系研究

社会精英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具有犯罪主体职业性、犯罪手段隐蔽性和智能性、被害非显性和广泛性、显著危害性的特点。影响犯罪的因素有三方面,一是因社会化偏差产生犯罪动机,二是深陷于易犯罪情境中,三是缺乏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在预防体系的构建上要统筹兼顾不同因素之间的耦合作用,基于社会制度与规则的制定与完善,通过筑牢思想防线、提升道德水平,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心理调适能力,建立正向支持的社会关系加强个体防控;通过完善合规制度建立目标保护机制,运用经济手段降低犯罪收益,加强组织内部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提高犯罪难度,加大惩处力度增加违法成本着力加强情境防控;通过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培养和提高社会监督能力、建立和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加强社会防控,建构个体预防、情境预防和社会预防三位一体制度化防控体系,实现即时预防与长效预防的有效结合,提高精英犯罪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研究——理论依据、基本思路及主要措施

犯罪对策是犯罪学研究的目的和归宿,目前在我国更多地被表述为“犯罪治理”,它同时包括“打”与“防”两个方面。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应当坚持“打防并举,防范为先”的思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工作是惩治于已然之举,着眼于犯罪发生后的治理,主要包括侦查打击、司法惩治等措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工作是防患于未然之策,立足于犯罪发生前的治理,主要包括法律防范、宣传防范、社会管理防范、技术防范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