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研究省域中观尺度的毒品犯罪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对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云南省129个县区单元的毒品犯罪案件为数据,采用GIS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引力模型分析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差异格局和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构建由经济水平、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毒源地影响、地形复杂度组成的毒品犯罪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以空间杜宾模型开展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云南省毒品犯罪率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格局,高犯罪率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2)云南省各区县毒品犯罪在全局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与空间集聚特征,昆明市主城区—周边各区县以及云南边境各区县间的毒品空间关联网络强度较高;3)毒源地影响因素最为显著,呈显著负相关,距中缅边境(毒源地)距离与毒品犯罪率关系呈拉长的“倒S”型走向分布曲线,表现为大幅度下降、小幅度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此外,经济水平对云南省毒品犯罪差异呈著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为正向影响。

网络犯罪隐语的演变趋势、侦查应用困境与纾解路径

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促使犯罪隐语延伸至网络空间,衍生出网络犯罪隐语并呈现形式复杂化、语域开放化、更新动态化的变化趋势。网络犯罪隐语是犯罪分子的反侦查工具,公安机关在侦查应用中面临犯罪隐语语料收集难、侦查人员识别难、认识工具数量少、更新难的困境,对此应拓宽网络犯罪隐语语料收集渠道、构建犯罪隐语语料数据库与协作、共享平台,进而运用大数据技术强化网络犯罪隐语的侦查应用,并结合不同学科视阈深化网络犯罪隐语研究,以便充分发掘网络犯罪隐语的侦查应用价值。

中国盗掘文物犯罪的空间格局、作案模式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数据,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盗掘文物犯罪的空间分布格局、作案模式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被盗掘文物以秦汉及以前时期的在野古墓葬为主;盗掘文物犯罪人多为低学历、务农或无业的男性中老年。2)空间上,存在3个高发省域和3个次高发省域;热点区主要集中在豫、晋、陕交界地带,涉及7个热点市域;随时间变化,高发市域略有增减和转移,但整体范围相对稳定;微观地点上,高发于乡村耕地和山野林、荒地;国保单位与盗掘犯罪地都集聚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文物资源丰富的地区更易发生盗掘文物犯罪。3)犯罪出行空间模式以“市内盗掘”为主,“跨市盗掘”目的地集中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域并以中、短距离为主;多为4~9人团伙作案,分专业和偶然盗掘2类,作案过程可划为组队、谋划、实施、逃逸4个阶段。4)文物分布和打防政策是盗掘文物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交互作用明显。

川渝地区野生动物犯罪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野生动物犯罪,尤其是在川渝地区这一显著的重灾区,占据了绿色犯罪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以该地区为核心研究区域,依托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理论框架,运用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川渝地区野生动物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川渝地区野生动物犯罪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为主;涉案物种以鸟类和兽类为主,数量以鸟类中的雉科锦鸡、猫头鹰和爬行动物中各种蛇类为最。犯罪主体男性远多于女性,并以青壮年阶段汉族人员为主,文化水平整体较低且主要职务为务农。2)单起野生动物犯罪往往涉及多项罪名,最常见的犯罪过程为(卖方)猎捕/狩猎—杀害—运输—出售—(买方)收购。3)犯罪的年际变化整体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可分为逐步增长阶段,急剧下降阶段与急剧增长阶段,月份分布高发于11月。4)犯罪在市域尺度整体呈现“东西部高发,中部低发”的格局;县域尺度上以成都市双流区和重庆市万州区为最;微观场所中,不同罪名下犯罪发生地与交易地主要场所存在差异。5)犯罪的发生主要受年平均气温、水资源总量、自然生态系统状况等自然因素,男女性别比例、受教育水平、运输网密度、交通便捷程度等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水平、自然增长率与其他因子的综合作用后对野生动物犯罪影响显著。整合犯罪模式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犯罪人通过对自然环境(如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和隐蔽的栖息地)、社会环境(如监管不力、市场需求旺盛或公众保护意识薄弱)以及自身心理特征(如所付出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等多重因素的理性考量,其犯罪意图更有可能被转化为实际行动,进而促使犯罪行为的最终发生。

基于图谱可视化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行为是导致新型网络犯罪猖獗的重要因素,相关判决书数量也表明近两年此类案件激增,对其打击治理成为一项重要研究任务。运用CiteSpace对我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为主题的文献(2014-2022)进行图谱可视化分析,归纳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问题和研究趋势。分析结果表明:该领域主要以司法制定、处置、监督研究为主,不同领域的作者与机构合作比较松散,需要加强不同领域与机构的科研合作,识别与侦查技术及预防犯罪的安全意识教育方面的研究。

北京市流动人口犯罪问题调查报告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流动人口增加的同时,其犯罪率也在增加,且高于流动人口增长比率或速度;治安拘留、刑事拘留、严重刑事犯罪三者数量呈现出“倒金字塔”型,即流动人口中违法人员比例高于犯罪;从涉案类别看,盗窃犯罪最为突出,“两抢”和故意伤害犯罪次之;从犯罪人员类型看,初犯所占比重大,惯犯和流窜犯相对较少;从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男性青壮年是犯罪主要人群;以地缘或亲缘为纽带结成的犯罪团伙比较突出;等等。流动人口中的“三无”人员应该是公安“三基”工作的重点,也是基层基础工作的盲点。

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乡城流动人口，劳动力迁移和人口流动问题成为备受各界关注的社会现象以及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一个热门主题。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跨库高级检索，以“五年”为时间字段、

国际视野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近期国际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实行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严"占主角、"宽"为配角的重刑结构下,作为对"严打"方针的反思而提出的,当前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虽与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差异,但对犯罪采取区别对待的灵活精神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相符合。在"严"的重刑结构下,要发挥"宽"这个配角的作用,只能以司法努力,尽可能多地拓展"宽"的空间和份额。应以"量刑"(裁判)这个司法中心环节为基点,向"量刑"(裁判)的前、后两个阶段和领域进行扩展。

论公共安全刑事政策的合法性

社会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我国已进入社会高速转型期。在这变革时期,传统与现代因素激烈碰撞,形成不安定因素,公共安全问题不断凸显,涉及公共安全的犯罪也随之呈现出新的态势。面对这些新态势,刑事政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纵观我国当前刑事领域,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刑事政策对公共安全犯罪的防控,更多体现的是从重从严的一面,犯罪化和重刑化的倾向明显。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的前提下,我国应对公共安全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用进行必要限制,在坚持合法性原则的前提下,同时体现"宽"的一面。

民众的腐败容忍度:实证研究及启示——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民众腐败容忍度的差异,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反腐败斗争具有深刻影响。这种差异,可以通过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和反对腐败的行动两个方面来衡量。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相关数据,为测量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和反对腐败的行动提供了实证支持。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与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和反对腐败的行动分别与腐败现象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度,其中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与腐败严重程度弱相关,民众反对腐败的行动与腐败严重程度强相关。对民众腐败容忍度的实证研究表明,降低民众的腐败容忍度是有效治理腐败的基本条件,而激发民众积极采取反对腐败的行动更是有效治理腐败的关键要素。

世界犯罪的现状及其地理特征

文章用地理学的观点阐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犯罪现状,探讨了国家的发展水平与犯罪的关系,研究了世界特殊的犯罪高发区:揭示了目前世界犯罪的主要特征,为认识和把握世界犯罪的空间态势和发展状况提供了科学依据。

改革开放前沿的跨境犯罪问题研究

文章认为,跨境犯罪的涵义是:“特指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之间跨越地域界线的犯罪。”其特征是犯罪主体跨越了双方的地界。跨境犯罪可按犯罪主体境籍区属、空间区域、案件性质分为三类。主要以走私、贩毒、诈骗、制贩假币犯罪为主,近年逐渐发展到杀人、抢劫、盗窃、绑架、涉枪以及黑社会渗透等多种犯罪。文章分析了跨境犯罪四个方面的原因,并预测跨境犯罪的数量会有大的增幅、性质会更加严重、有组织犯罪会更加突出。提出的控制打击对策是:增强控制打击跨境犯罪的战略意识;控制跨境犯罪的通道;强化侦查职能;组建专门队伍;控制境外黑社会活动的渗透和发展;开展与港澳的区际警务协助等。

毒品文化辐射研究

毒品文化、跨文化毒品问题和其他涉毒文化现象是毒品问题在当今社会的文化反映,共同构成了毒品文化辐射的主体内容。毒品文化辐射具有群体特定性、潜在危害性、相对稳定性和整合性的特征,能够对人的精神状态、主流文化形态、人类文明进程和国家文化安全产生消极影响,需要选择符合社会现状的文化手段加以控制。

我国东西部地区毒品犯罪比较研究

毒品犯罪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在我国 ,毒品犯罪的重灾区有六个 ,其中五个在西部。本文从我国东、西部受国际环境影响、城市化进程 (区域化经济发展 )的不同着眼 ,通过研究东、西部毒品犯罪人员、吸毒人群的差异 ,研究东、西部毒品犯罪方法手段的异同 ,旨在为国家有关部门和实战一线的辑毒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我国现代化社会转型影响有组织犯罪的机理与驱动因素

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不稳定性导致法律规范的更替不及时抑或供给不足,深刻地影响着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及其态势。在我国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时期影响有组织犯罪发生与激增的因素各有侧重,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是经济趋利化和政治权力异化。“唯经济至上”是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源动力”,贫富不均与社会分层是犯罪有组织化的“聚集力”,经济转轨中的趋利化是有组织犯罪逐利的“驱动力”,“权力异化”是有组织犯罪迭代的“助推剂”。权力作为的缺失是有组织犯罪形成非法控制的“催化剂”,权力滥用、腐败是有组织犯罪走向高级形态的“催熟剂”。

南京市流动人口犯罪的调查与思考

文章在剖析南京市流动人口犯罪特点(包括犯罪成员构成特点和犯罪成员行为特点)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进行了结构分析。

国外犯罪时空分布研究综述

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而言,犯罪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规律。采用地理学视角观察犯罪问题,可以揭示其时空分布特征,有助于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国外学术界和警界对犯罪时空分布研究比较深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成果。本文主要从犯罪时空分布特征识别、犯罪时空分布模型建立、犯罪时空分布模式形成机制这三个方面,介绍和总结了当前国际上犯罪时空分布研究的进展,以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城市绿化对刑事犯罪的影响——基于2012年北京市统计数据的分析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及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分析的结果表明,北京市刑事犯罪数量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构呈现中心向外围逐级递减的规律,而城市绿化则表现为周边地区绿化率较高,中心及东南部地区绿化率相对较低。北京市刑事犯罪热点区域集中在中心地区,尤其是海淀区和朝阳区刑事犯罪数量构成显著的H-H空间集聚,而这些地区均是城市绿化的冷点区域。北京市城市绿化对刑事犯罪数量影响显著,即增加城市绿化面积会降低刑事犯罪数量。研究结果为制定犯罪预防管控政策,有效降低犯罪数量,提高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质、刑罚的个别化原则,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以补足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非正式性,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社会政策。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之下,这种社会调查应当适用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作为司法机关办案辅佐者的社会调查主体应由独立于控辩审三方的人员担当;社会调查报告只有在听取诉讼参与诸方的意见之后,才可以作为办案的依据。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明确社会调查的主体及其诉讼地位,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规则。

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以川北醉美玉湖-七彩长滩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四川北部、巴山腹地的醉美玉湖-七彩长滩乡村旅游区为例,通过访谈法、观察法、线上文本收集数据,重点探讨旅游发展能够促进乡村地区实现振兴,以及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乡村旅游开发形成的发展模式。结果显示: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旅游发展带动了乡村地区在思想、组织、文化、人口、环境和经济上的振兴,它们同时会对乡村旅游发展形成反馈;乡村旅游开发基本形成了以"管委会+企业+村民"为主体,以"节事活动"为特色的发展模式;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各个主体角色会随着时间发展不断变化,但政府的监督和协调角色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