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驱动型侦查法律属性的重释与厘定

数据驱动型侦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在犯罪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围绕数据驱动型侦查的法律属性,理论上存在着任意性侦查措施与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争议.我国目前偏向于将数据驱动型侦查作为任意性侦查措施,这引发侦查权外溢、侵害公民隐私权之风险.日本司法多以重要权利侵害说与强制处分说作为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强制性的判断标准与基本立场,但因严格的事前令状审批陷入制度僵化的“泥沼”.如若我国将数据驱动型侦查模式下的侦查方法全部归于既有的强制性侦查措施规范框架,则产生侦查失去活性、错失侦查良机等消极影响.为兼顾侦查活性与权利保障,类型化视角下宜将数据驱动型侦查定位为复合任意性与强制性的新型侦查措施,并以“阶段—种类”为具体分类之方法论,以分类型考量与分阶段控制之方式,区分不同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的法律属性.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轻罪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一、我国刑事犯罪生态的变化与轻罪治理(一)我国当前犯罪结构的总体特征近20年来,刑事案件的总量不断增加,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刑事犯罪的数量从1999年的82.4万人增加到2019年220万人;刑事案件的犯罪结构发生变化,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6.2万人减至6万人,醉驾、侵犯知识产权、破坏环境资源等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大幅上升,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占比从54.40%上升至83.20%。

侦查学学科体系重构

纵览侦查学学科发展历程,可见学界对侦查学基石问题之侦查学学科体系的认识未能达成共识,仍存在学科体系内容差异性较大、学科体系内在逻辑关系模糊、学科体系各子体系范畴不明等问题。为此,应从学科体系框架的厘定、学科体系内在逻辑关系的释明、学科体系内在范畴的探索三方面针对性地对侦查学学科体系进行重构。从侦查学理论基础、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侦查运行四个方面自上而下确立侦查学学科体系元素。探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理论基础下侦查本体论、侦查认识论、侦查方法论、侦查价值论和侦查法治论之侦查学第一梯队基础理论的深意,并在该基础理论范畴内,对侦查死角论、侦查僵局论、侦查错误论、侦查情势论、侦查权论等进行归类,辨明侦查学应用理论的内涵,使学界现有的各种侦查学知识各归其位,彰显学科体系的目的性、有序性、层次性和自组织性。

营商环境优化背景下经侦执法效果评估机制研究

经侦执法效果直接关系区域营商环境的优化。在梳理营商环境法治化观念中经侦执法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评估经侦执法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从降低市场交易制度成本视角,博弈分析不同营商环境中司法成本的高低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剖析经侦执法效果发挥的内在规律,证明法治化营商环境中经侦执法效率的提升,显著有利于打击预防经济违法行为,持续改善区域营商环境,并基于此构建经侦执法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经济案件多元争议解决机制,为提升经侦执法效果,促进经侦执法现代化提供参考。

预测性侦查的权力扩张与程序规制

预测性侦查从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等外观上检视,基本符合刑事侦查权的特征。但实质上预测性侦查的权力扩张已突破传统以犯罪嫌疑为中心的侦查权运作逻辑,而延伸出的向犯罪风险转向的权力缺乏法理定性,使得公安机关双重职权的界限变得模糊,其中的强制性行为易侵犯公民权利,也突破了传统权力的启动要求。从实践运用观之,预测性侦查亦出现制约机制缺失,授权基础不足,侦查目的错位等问题。为规范预测性侦查,应明确问题核心在于犯罪预防职权不适应传统危害防止—犯罪侦查二元职权体系。故规范的重点并非在于刑事侦查权内部的权力调整,而在于行刑衔接。为此首先应将预测性侦查中的危害防止、犯罪侦查行为分辨清楚,重点是将扩张部分的犯罪预防定性为不同于危害防止和犯罪侦查的第三领域警察职权,并厘定犯罪嫌疑在规范上的定位,厘清三职权的行为边界。其次应补足新兴犯罪预防职权的一般授权和特别授权基础,确保公安传统治安和刑侦部门权力行使的被动性,鼓励合成作战中心的主动式职权,并构建犯罪前沿阶段的特殊行政管控制度。最后还应完善犯罪预防后阶段的其他“行刑衔接”措施,完善立案“选择权”和刑事立案标准,通过行政法和刑事诉讼法对预测性侦查予以双重规制。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生态与侦查策略研究

区块链技术的崛起不仅加速了数字经济与金融行业的革新,同时也带来新的安全风险。传统犯罪向区块链领域迁移,以虚拟货币洗钱为代表的新型犯罪发案形势日趋严峻,呈现出高度组织化、智能化的犯罪特征,危害持续升级。为有效应对去中心化洗钱方式对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需在准确剖析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生态构成要素、圈层、行为流程与模式的基础上,借助大数据手段与专业分析工具,对虚拟货币洗钱资金流展开追踪,以交易地址为研判起点,以线上调证为侦查抓手,获取多维信息碰撞比对,全面穿透资金与人员关系。同时,在提高调证效率、强化标签功能、实现技术反制以及完善处置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改进与突破。

最佳解释推理在侦查中的技术展开

最佳解释推理在我国刑事侦查领域有积极借鉴意义,主要用于刑事疑难案件中侦查假说的生成和检验。最佳解释推理以“预见”和“叙事”的功能生成并验证侦查假说,生成机制有哈曼的“三段式”和利普顿的“四段式”,生成技术有信息处理程式和求解的逻辑思维。最佳解释推理形成的侦查假说具有或然性,需要进行解释性检验,检验标准有融贯性、涵盖性和简单性。在我国刑事司法的规范层面,最佳解释推理的运行需借助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规范空间,才能取得制度容许性。

网络社会警察职权的拓展与调适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入,警察职权不再仅限于物理空间的执法,而是必须在新的网络疆域内重新定义、确立和实施。这种变革体现在警察职权在网络空间的有效延伸,在打击犯罪和维护公民权益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能力提升,以及警察职权行使的社会化透明度增强等方面。公安机关亟需通过制度创新来科学引导决策权力,以灵活应对快速变化的网络环境;强化制度韧性以重构执法权力的高效执行体系,确保在打击网络犯罪时不滞后于犯罪手段的演变;借助严格的监管规范确保监督权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从而实现对警察职权的整体调适,以期在网络社会下更好地履行治安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有效保障网络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安全秩序。

失败的刑事司法?--性侵犯罪警察侦查比较研究

负责性侵犯罪案件立案、侦查工作的警察,在性侵犯罪实际案发数、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关系以及被害人报假案等问题上容易出现认知错误,导致其在案件处置过程中倾向于怀疑报案的被害人、不积极侦查或者采取错误的侦查措施。最终结果是性侵犯罪案件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不当耗损情况严重,被害人遭遇二次伤害,刑事司法正义价值的实现大打折扣。警察部门应当构建以被害人为中心的立案、侦查模式,细化工作规则,有效开展犯罪侦查,切实保护性侵犯罪被害人获得刑事司法救济的权利。

论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制度新发展——兼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

刑事电子数据取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为代表的法律文件将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制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上述法律规范性文件在厘定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基本概念、细化取证程序规则基础上,初步构建起刑事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体系。上述法律规范并未明确取证行为与侦查行为、电子数据载体与电子数据、境外取证与境内取证之间的关系,难以有效协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冲突。未来立法有必要将刑事电子数据取证行为纳入侦查行为范畴,并以电子数据载体与电子数据区分为标准构建二元化的搜查、扣押取证规则。同时,在尊重电子数据技术性特征的基础上,突出取证主体的专业技能,明确取证范围,细化取证程序,协调境外与境内电子数据取证关系,进一步完善刑事电子数据取证体系。

大数据背景下犯罪现场勘查工作机制研究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带来犯罪现场勘查工作的变革,勘查对象由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转变,勘查工作流程由线性向网状转变,勘查思维由因果思维向相关思维转变。为了更好地适应大数据侦查工作的需要,公安部提出犯罪现场勘查工作机制由“一长四必”向“六快”转型升级,其实质是在保证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提升效率。但是,“六快”勘查工作机制在推行过程中存在对“六快”机制内涵理解分歧大,勘查人员快勘能力有待提升,勘查技术与设备保障不足,评价标准不明晰等问题。建议明确“六快”工作机制的内涵与要求,建立现场勘查快速反应机制,打造“侦技一体化”勘查队伍,通过经费与标准的双路径实现设备保障的整体质量控制,并在案件分级分类的基础上制定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为推进现场勘查“六快”工作机制的落地提供参考。

公安机关侦办串通投标犯罪案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引入了招投标制度,这种交易方式对合理、高效配置市场资源,促进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在利益驱动下,利用相关规范不完善、法律相对滞后等制度漏洞,实施串通投标的行为愈演愈烈。近年来,由于受疫情影响,招投标方式发生了变化,串通投标犯罪手段随之变得更加隐蔽,团伙化、职业化特征明显,涉案人员趋向多元化,给公安机关线索获取、案件定性、调查取证、数据分析等打击治理工作带来诸多挑战。对此,应及时变革侦查思维及模式,积极打通数据通道,多元化获取案件线索,利用数据化实战手段突破壁垒,形成多警种、多部门融合侦查的全新办案模式,为全面打击串通投标犯罪赋能增效。

跨境侦查协作的有序性演进——基于耗散结构论视角

跨境侦查协作系统天然契合开放性、非平衡态、非线性以及存在涨落等四个条件,呈现为一个典型的耗散结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系统条件满足后可自发地向有序性目标演进,这为跨境侦查协作系统克服“因素”和“连接”两个层面的现实阻碍,实现协同有序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借鉴思路。基于此,应以独立性意识构筑协作前提,以开放性姿态促进系统整合完善,以竞合性理念形成要素间协同制约,以预判性思维应对风险挑战,从而推动跨境侦查协作在非平衡动态中实现有序性发展。

当前集资诈骗犯罪案件侦查难点及对策

当前我国集资诈骗犯罪案件频发,给国家、社会及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尽管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各级政府部门也采取了诸多举措,然而收效难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该类案件侦查难度较大,犯罪分子难以得到有效打击处理。为此,公安机关应吸取以往经验教训,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对集资诈骗犯罪加以实质防控。

走私犯罪案件的数据穿透侦查路径

数据穿透技术是一种崭新、高效的加工、处理数据的方式,是在传统数据分析模式无法在短时间内高效地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效信息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将数据穿透技术应用于走私犯罪案件的侦查时,可进一步细化出货物穿透分析、资金穿透分析、人员穿透分析和行为数据穿透分析。通过对伪报类和加工贸易等典型走私犯罪方式的穿透分析,可以总结相关案件的数据穿透分析方法和模型,由此找到制约我国缉私部门数据穿透分析的瓶颈和难点,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大数据侦查视阈下的数据相关性关系及其证明路径

在侦查领域应用大数据相关性关系可以提高侦查破案效率,但目前大数据相关性线索的应用需要构建因果关系,在民事和行政领域,以丰富的相关性作为证据。因为新刑事证据将依据大数据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法律。本文基于大数据侦查视域,围绕因果观念的困境和相关关系机遇,相关关系的因果派生,大数据相关关系的因果关系,结合大数据分析结论作为案件线索,以作为证据应用于其中,需要通过数理分析和具体形态分析突破数据分布的局限性,通过建模预测判断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相关性关系,为侦破案件线索指明方向。

科技赋能侦查取证规范化研究

当前,刑事犯罪日趋职业化、信息化、隐秘化,刑事犯罪的形式和规律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管控和治安管理难度不断增加,提高破案水平和破案效率,是摆在各级公安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侦查取证是侦查破案证实犯罪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规范化的取证和科学的鉴定意见不仅给执法办案带来有力支撑,给人民和社会带来公正和安宁,更是公安机关提高执法效率、保证办案质量的关键性要素。

有限理性视域下的职务犯罪调查决策研究

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需要作出一系列决策,这些决策是在有限理性的框架下做出的。职务犯罪调查作为一项认识活动,存在着特定的认识路径,并伴随着趋避冲突、双趋冲突、双避冲突、多重趋避冲突等目标冲突,调查决策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正是有限理性的具体体现。在有限理性的视域下,可从建立专家智库、开展案例讲评、发挥联动优势、用好大数据手段等方面提高职务犯罪调查决策的质量。

人工智能视阈下AI诈骗的态势特征及侦防机制探究

AI诈骗是当今兴起的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的一种非接触性犯罪。当前,AI诈骗侵犯个人隐私,滥用人工智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相较于传统电信网络诈骗,AI诈骗更加智能化,呈现出许多新型特点。公安机关侦办此类诈骗案件面临众多难点。本文基于实战案例解析,探究AI诈骗的作案特征与侦防机制,以期对公安机关实现打防并重、构建高效治理格局提供参考借鉴。

侦查措施概念新释

从刑事诉讼立法来看,侦查是法定主体“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侦查措施则是“侦查”与“措施”两个词的叠加,是“侦查人员为解决侦查破案问题所采取的具体办法”。从内涵来看,侦查措施应是“法定侦查主体为解决侦查破案问题所采取的具体办法”,其具有法定性和具体性两大属性;从外延来看,所有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赋予侦查主体可以采取的法定的具体侦查行为都应属侦查措施范畴,但刑事强制措施不是侦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