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法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数据与算法、算力作为质优的创新型要素,优化其配置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一环。在优化要素配置过程中,数据流通、算法开发与算力协同都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同时,整体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从实践出发,良法善治在消除和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痛点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以促进新型生产关系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此,需在法治框架下健全数据基础制度,推动数据要素有序开放流通,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和算力协同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质优生态。

基于案例推理的法律人工智能建模——以海波案例系统的法律解析为中心

案例推理系统采取符号主义的路径进行法律人工智能建模,运用逻辑学的方法刻画案例推理的过程,但是,传统逻辑工具难以对案例推理过程中的可废止过程进行刻画和表达。运用论证理论中的论证型式工具,对经典案例推理系统海波的工作原理进行解析,可重构案例推理系统的逻辑模型,明确案例推理系统的智能界限。基于案例推理系统逻辑模型的解析,反思当下司法实践中的类案系统,可证立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的基本原则。

现代法治精神及其探寻方法

现代法治精神是指捍卫法治的心理姿态、促进法治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公正等价值目标的追求。法治是拟制的概念,因而法治的实现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持。没有捍卫法治的心理姿态以及对据法思考之思维方式的坚守,很难在行为上接近法治。法治精神对思维和行为具有指引功能,而这种指引是以尊重法律的权威以及恪守法律的一般性、规范性、体系性、稳定性、安定性等为前提的。法治的筹划或法律所预设的概念、规范、原则以及价值等能够最大化地实现,离不开法治精神的支持。现代法治精神的展开,需要捍卫法治的心理姿态、恪守思维方式上的据法思考;在言说方式上使用法治话语,遵从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尽其所思促成法治的实现。

幼儿家长法律认知与“校闹”行为倾向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校闹”行为既严重扰乱教育教学秩序,也是对教育法治的挑衅。本文采用问卷法对近万名幼儿家长进行调查,探讨家长法律认知与“校闹”行为倾向的关系,考察家园信任度的中介作用和舆论卷入度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法律认知度负向预测“校闹”行为倾向;(2)家园信任度在法律认知与“校闹”行为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3)舆论卷入度调节了法律认知并通过家园信任度影响“校闹”行为倾向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和直接路径。建议营造法治文化氛围,提升家长法律认知水平;双向协同发力,重塑家园信任机制;强化信息监管,引导舆论适度卷入。

为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提供数据法治保障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数据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据不仅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而且还引发传统生产模式和生产主体关系发生变革,因此,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此背景下,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需要遵循数据法治逻辑,建立明晰的数据产权制度、合理的数据流通制度和公正的数据权益分配制度。为此,有必要制定综合性的数据法律规范、建立跨部门协同的数据治理机制、推动数据技术的负责任创新和构建数字化的权利救济机制。

平等参与和社会融合:无障碍法规宣传现状调查——以《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为例

无障碍环境的构建需要每位公民平等参与,无障碍法规的宣传有助于提升公民参与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市率先出台并实施了《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本研究从社会融合理论出发,以该条例的宣传为例,综合运用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无障碍法规宣传的现状及问题。研究表明,当前深圳市无障碍法规宣传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宣传模式,但是参与和融合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宣传主体的积极性和关联度不强,宣传手段与宣传场景需进一步优化,宣传效果仍有待提升。文章提出无障碍法规宣传应加强平等参与和社会融合的理念普及,激发多主体参与热情,优化宣传环境,创新宣传策略。

双阶理论视域下碳排放权的实践困境与对策探讨

碳排放权蕴含碳排放管控的公法特征和私主体自由交易的私法内涵,呈现出公权行使与私法自治交织的特征。在碳排放交易市场日益成熟,并即将全国统一的发展背景下,可采用双阶理论构建碳排放权属性,以碳排放权注册登记为界限,纵向分为两个阶段,注册前视为公法属性,注册后视为私法属性。基于对双阶视阈下的碳排放权困境的分析,探索对立法实践困难和市场实践困难的解决方法,完善碳排放交易机制,以期加快绿色创新步伐,促进实现“双碳”目标。

新时代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创新探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当前,按照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全新要求,培养理念既要定位于高超法律技能的“法律工匠”目标,更要聚焦于培养坚定法治信仰、崇高职业伦理和优秀法治思维的“法律方家”。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关键和重点是要强化坚定法治信仰的养成模式、弘扬人文精神的浸润模式、融入信息时代的协同模式、推崇艰苦奋斗的实践模式。

从失范到规范: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认定——以我国近三年司法判例为样本

网络直播行业蓬勃发展,打赏模式不但满足了互动双方情感需要,亦切合主播和平台的实质利益。作为直播平台与主播的重要收入来源和盈利模式,直播打赏在创造巨大效益的同时相关纠纷亦与日俱增,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频发。通过分析我国近三年的典型司法判例可以发现,法院在性质认定中的分歧在于,打赏关系是否存在对价及何种对价,充值打赏应否合并评价等问题,究其根源是因为法院对于直播打赏的法律关系认定上存在差异。基于此,通过剖析平台、主播及用户在打赏中的关系及定位,认定打赏本质上是基于用户和平台之间网络服务合同的消费行为,用户使用虚拟代币兑换并打赏主播,实际上是对虚拟货币的处分行为,不构建新的法律关系。

浅析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基于83份判决书的视角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审判实践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出专门规定,但并没有规定违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在司法实践领域,人民法院已经支持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只是在构成要件的认识上有差别。文章认为,适用违反旅游合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存在违约行为;侵害自然人的人格权或者人格权益;违约行为与所造成的精神利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论地方立法的治理功能与实现路径

2023年《立法法》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赋予设区的市在基层治理方面的立法权。地方立法可以提炼基层治理经验,约束规范地方行政权运行,协调社会多元共治模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现实中,地方立法权限不明、公众参与不足以及立法无特色等因素削弱地方性法规的治理效果。厘清地方立法权限,在合理节制地方立法的前提下,建立起高质量地方法规体系,进而保证地方立法在社会治理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申诉控告制度的缺陷与矫正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117条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第117条所设申诉控告制度对公民权利救济意义重大,但该制度设计存在不足:司法侵权行为须经侵权机关自己先行处理,申诉控告程序不当;在当事人对侵权机关先行处理的申诉和控告结果不服时,却只能向检察院申诉,使得检察院超越法院之上,成为终极权利救济义务主体,申诉控告架构扭曲;仅有及时要求但无具体处理期限规制,申诉控告程序弹性过大;未确立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申诉控告的重要内容缺失;听审权被忽略,当事人在申诉控告中主体地位难以彰显。因此,为推动法治发展进程,进一步强化人权保障理念,应当对刑诉法第117条申诉控告制度缺陷予以矫正。

我国乡村法治建设的改革演进与思考——以1949~2022年的涉农法律法规文本分析视角

为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和成就以及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1949~2022年乡村法治建设的历史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使用文本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总结不同时期的乡村法治建设成就。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夕(1949~1978年),这一时期的法治发展具有阶级性的特点;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前夕(1978~2012年),这一时期的乡村法治建设发展具有与政策紧密结合的特点;第三阶段是新时代的乡村法治建设(2012年至今),新时代的乡村法治建设具有极大丰富性、体系化的特点。乡村法治建设快速发展的成就有涉农立法工作的完善、司法活动的丰富、农民法治意识的提升,但同时乡村法治建设面临立法繁多,缺乏体系;缺乏监督,信息封闭;专业不足,缺乏认知等问题。对此,提出完善立法体系,丰富农村法治;明确治理结构,强化法治监督;加强普法活动,加强法治教育等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乡村法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全国学会潜在法律风险诊断与防控建议

伴随学会参与各类技术创新、项目投资、商业活动愈发频繁,学会法律风险向深层次的“泛法律风险”演变,对学会法律风险的事后分析已不能满足法律风险防控工作的需要。该文以防控前移为原则,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挖掘技术,基于全国学会直接业务风险、投资关联风险、合作关联风险等三类潜在风险来源,构建全国学会潜在法律风险诊断模型,通过量化分析将全国学会法律风险防控关口前置,并提出风险管控建议。

相对优势地位滥用的法律规制研究

是否应将相对优势地位相关问题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热点话题。以2022年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当前将相对优势地位滥用问题进行法律规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存在较大阻碍,而采取行业特别立法的方式来解决具体行业中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问题具有理论层面的可行性,并可在实践层面实现更为精准有效地监管。

“身份识别”视域下法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之保障与提高

学位论文是法科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集中体现。在培养规模扩张、论文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粗放、导师培养责任意识淡薄、学生重视程度不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致使我国现阶段法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处于较低水平。故此,本文特提出将主要用于金融机构反洗钱管理的“身份识别制度”移植到法科研究生学位论文保障管理制度中,从构建全过程学位论文监测体系、强化导师责任意识、落实学位论文倒查机制、增强学生学术规范意识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实现法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跨越式提升。

新时代法学实践教学质量提升探析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培养高质量复合型法治人才则是党和国家对新时代加强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而此类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提升法学实践教学质量。但当前我国法学实践教学质量存在法学实践课程设置不够科学、法学实践教学实施效果欠佳、产学融合协同育人在实践教学中未受到足够重视等问题,需要采取相关改革措施提升法学实践教学质量。具体来看,高校可以通过引入智慧课堂来优化法学实践课程设置,引进现代化技术助力法学实践教学,大力推进产学融合实现协同育人,以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专业素养提升和综合能力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司法的价值、困境与规制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快速发展,给传统的审判模式带来结构性与根本性的变革,对其赋能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智能化司法阶段,AIGC在赋能智慧法院提升效率、加速科技与司法融合、督促司法队伍素质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权力专属性原则面临挑战、司法数据不充足、算法歧视和算法黑箱等风险。为厘清AIGC赋能智慧司法建设困境的具体原因,可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固有缺陷、技术的权力属性、案例数据的弱标签化三个方面着手,提出增强司法系统的技术掌控能力和算法决策的可解释性,建立统一的现代化司法案例数据库,并推行跨学科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等针对性建议,以促进中国式司法技术融合情理的现代化发展,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司法的功能。

网络暴力中自媒体行为归责之类型化配置

网络暴力一直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点。然而,当前网络暴力的规制体系均将规制对象聚焦于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忽视了自媒体亦可成为网络暴力独立的加害主体这一事实,而且忽视了对诱发网络暴力生成之行为的规制。凭借庞大的“粉丝”数量和极高的话语权,自媒体得以在每一起公共事件中担当起“重要意见领袖”的角色,并对事件的最终走向起着导向作用,有必要对其进行规制。因而,应考察网络暴力的演化形态以及自媒体行为的“二阶性”特征,并在梳理网络暴力中自媒体行为现实镜像的基础上,将自媒体在网络暴力中的行为类型化为“网络暴力诱发型侵权行为”与“网络暴力实行型侵权行为”。最后,从客观要件、结果要件、主观要件和关联要件四个层面分别构建此两类行为之责任要件,一个针对自媒体行为的网络暴力归责体系方可生成。

权利束视域下数字藏品的权利配置与冲突解决

数字藏品作为文化数字化的典型应用,发展前景广阔,但其权利解释难题亦亟待回应。数字藏品并不等同于NFT。数字藏品是经过NFT技术认证后的数字文创,其构成既包括作为权益证明的NFT,亦包括其所链接的具有文化创意价值的数字文创,是两者的统一。数字藏品不宜解释为物、网络虚拟财产等传统权利客体,且在单一客体之上存在着多元主体对其享有权利,难以用一种权利客体对其进行恰当解释。“权利范式”的解释路径以确定权利客体属性为核心,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对数字藏品此类复杂的权利客体难以进行准确定位。权利束理论不纠结于权利客体属性,而是关注于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客体之上的财产权是由一束依情况而受到限制的权利组成,可以突破传统的权利解释框架以及“权利范式”的客体困境,为数字藏品的权利解释提供新的路径。权利束理论关注于一宗财产之上的权利分配以及当不同权利发生冲突时的权利位阶。基于相关规范以及交易效率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理念,可分别为数字藏品产生至销毁过程中所涉及的平台、购买者、发行人以及著作权人等相关主体配置相应权利,并以当事人合意与公权力干预的方式,为数字藏品在不同情景下的权利冲突提供解决路径。由此可以明确相关各主体权责,构建更为全面的权利保护体系,促进数字藏品行业的长远、有序的发展,进一步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