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发展

结合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从理论逻辑、实践指向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分析其推动银发经济创新发展的必然性,阐明了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的作用机制,揭示了其在当前面临的困境,探讨了破解这一困境的实践路径。新质生产力将通过赋能新生产、新服务和新业态,实现银发经济的转型升级。然而,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发展还面临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的阻碍,不仅需要从生产要素上强化技术研发突破、加强养老金融支持、培育新质劳动力、充分发掘老龄数据,推动传统银发产业转型升级,更需要从生产关系上创新经济与科技体制,实现银发经济从技术、产业到制度体系全方位的创新发展。

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的困境及化解——基于风险规制的视角

法定数字货币多边安排的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偏差,从风险规制视角来看,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本身的风险性是其内生困境之根源,而风险规制层面的规则滞后、机制滞后与理论滞后又导致规制困境。对于我国而言,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规范有序跨境流动,应基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进行规制重构。在理论层面,亟须调整传统国家货币理论与货币主权理念,基于货币的制度理论构建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的理论基础。在规则层面,应强化针对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的专门规范供给,进一步明确央行、商业银行等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监管层面,应构建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监管架构,利用数据分析工具与大模型计算建构“双维监管”。同时,应塑造开放型规制结构,借助支付平台企业优势与既有国际货币合作框架推进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协作治理。

证券虚假陈述中独立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判定——以康美药业案为视角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时,违反勤勉义务的独立董事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对独立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认定并不明晰,在立法上对独立董事勤勉义务判定标准不够明确,在实务中认定独立董事勤勉尽责的标准较为严苛,反映出我国尚未对独立董事勤勉义务建立科学的规制体系。鉴于独立董事的地位和职责与执行董事不同,应当围绕独立董事自身定位对独立董事勤勉义务的标准予以界定;在界定时应当走出“商业判断”或“司法判断”两种判断路径择一的逻辑陷阱,在二者相结合的基础上兼顾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当所涉事项为专业领域内事项时,对独立董事勤勉尽责的判定应当引入专家标准,并通过“四步测试法”为实务机关提出较为清晰的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下养老经济与养老金融发展问题研究——基于数字技术的全面应用视角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养老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经济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关注点。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数字技术的应用被认为对养老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并赋能其发展路径。为此,研究构建了指导养老经济与养老金融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理论框架,提出一系列应用数字技术提升养老经济与金融质量的应用对策,包括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数据安全与隐私、防范数字金融风险、完善数据共享机制、提升老年人数字技能,以及鼓励科技企业与养老机构合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养老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具体实施路径。

数据“利益束”:数据权益制度新论

创设排他性、利己性的数据权利不利于海量数据的高效流通与多元价值的实现,加剧了数据私权化与效用化之间的内生性冲突。在权益区分保护理论框架下,采取数据利益保护进路更具正当性和相对优势。我国宜将数据利益作为数据权益制度的中心,建构人与人之间动态灵活、有机立体的利他性数据“利益束”范式,以有效协调和整合多元主体之间复杂的数据利益关系,并在数据“利益束”范式下,充分利用Web3.0以用户为中心的开放式价值互联网效能,通过点对点的数据利益流通来构建全网络利益格局。我国还应建立合理的激励与收益实现机制,促进所有数据主体共创和共享数据红利,在数据财产行为主义保护模式基础上,建立智能化治理体系来保障数据安全,最终形成中国自主且更能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新型数据权益制度体系,以此推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数字金融的算法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算法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是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力,但同时也引发了算法歧视、算法权力、算法共谋、算法趋同等一系列新型风险。这些风险具有隐蔽性、系统性和根源多样性的特征,导致传统金融法制在法律主体、调整对象、算法权利、算法责任等方面表现出局限性。究其根源,在于算法黑箱削弱了金融消费者和监管者的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并导致算法责任追究困难。因此,对数字金融算法风险的法律规制应以算法黑箱为切入点,以促进算法发展和防范算法风险统筹为目标,以算法透明性为基本原则,确保透明是合理的、有意义的且具有层次差异。在法律主体方面,应加强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协调机制,引入多方主体协同共治;在调整对象方面,应对算法本体和参与主体进行双维规制;在算法权利方面,应加强金融消费者数据保护与算法规制的衔接;在算法责任方面,应构建以算法设计与应用监管并重的双层监管结构,以确保数字金融算法安全可信的实现。

网络交易背景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冲突协调与制度响应

尚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中的网络金融交易激化了金融工具的供求矛盾,凸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基于网络金融交易的常见问题,结合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监管经历,深入探讨了网络交易背景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困境,分析了网络金融交易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冲突协调,以及通过加强监管和公法规范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机制与举措。研究认为,网络金融交易监管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要进一步摆脱对传统金融监管的路径依赖,要将金融消费者和一般消费者适度分离并进行专门的法律规范,深化监管制度供给,加强以公法和私法相协调为基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建设。

金融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立法进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支撑,对乡村振兴具有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要求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为有效纾解当前乡村金融供给不足、供需结构错位以及金融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等难题,亟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核心理念,从法治层面构建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制度规范,强化金融推动乡村资源要素高效配置的功能属性,以金融供给新模式、新生态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法律监管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正逐渐成为各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数字金融所含技术的复杂性和先进性,加上法律规则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数字金融技术革新所致的跨界经营和协同创新必然带来安全挑战,对数字金融的监管难度日益增加。有鉴于此,需通过优化科学有效的法律规则来指引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监管规则、明确监管主体、划定监管权责、落实行业自律监管、充分发挥综合监管职能,破解数字金融监管难题。

证券市场先行赔付制度的现状与完善建议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违法行为事件频发。为确保投资者权益不受损害,2020年新《证券法》对先行赔付制度作出了明确定义。这项制度旨在改善因证券市场违法行为而对投资者所造成的损失现状。但是该制度缺乏明确的细则化规定,在实践过程中引发了先行赔付主体界定不明确、赔付协议效力不确定、赔付追偿难以实现等诸多问题。通过借鉴域外制度的相关经验以及总结我国三起案件中先行赔付实践的成功经验,要想达到先行赔付制度实施的预期效果,亟须细化主体问题、确保赔付协议有效性以及保障先行赔付人追偿权的实现。

企业委托贷款制度的理论反思及其功能化构造

企业委托贷款制度是企业融资创新与金融监管政策结合的产物,商业银行在委托贷款制度中的角色定位既有监管属性又有代理人特征。商业银行在金融法与民商法中的二元定位为委托贷款法律关系的厘清造成了混乱,不仅未能发挥更好的监督能效,而且引发了不容小觑的金融风险。因此,规制委托贷款需要从民商法与金融法结合视角,通过厘清委托贷款中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内外部法律关系,合理安排委托贷款法律关系各方权利格局,实现商业银行民事责任的归位与强化,以维护主体间利益平衡。推动委托贷款立法与司法规制系统适配,行政监管与金融司法协调互补,以促进委托贷款理论革新与制度优化,实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制度目标。

传销范围的重新界定及查处职权配置的优化——基于《禁止传销条例》修改的思考

传销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历经了允许、限制到禁止的演进历程。面对当下传销与直销的纠缠及其多层级直销、不同类型分销经营模式的复杂,尤其是数字经济下新型网络微商的出现,修改《禁止传销条例》《直销管理条例》被立法部门提到日程。基于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禁止传销条例》修改有必要通过刑法及其相关规定、解释来重新厘定传销的边界范围,确保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的衔接,保持法秩序统一下对传销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在传销性质界定上,应限定其范围,保持与直销新营销模式的协调;在治理方式上,实行由刑事治罪与行政治理并重向倚重行政治理转变,赋予行政执法足够的治理措施,改变现有冻结等措施向司法机关申请的规定,赋予其紧急止付等新的行政措施;在职权配置上,对诈骗型传销、经营型传销以及网络传销等新类型优化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督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查处职权,构建重罚传销组织、领导者和约束积极参加者的梯度性规制体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推进协同治理传销有效机制的建设。

金融法视阈下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规定了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正在为金融领域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法律依据。与此同时,虽然行政和解暂未形成理论共识,但金融法视阈下行政执法和解的实践已然先行于理论。针对金融风险处置和证券期货领域中的金融纠纷,行政机关在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下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借助协商民主、公众参与等私法化手段采取的行政执法和解措施,可有效化解纠纷且实现各方获益的经济及社会效果。通过对金融领域行政执法和解措施的实践检视,提出以各方均可获益作为启动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前提,通过举证责任的倾斜、“自认”的可适用性与行刑衔接的合规机制相结合,将有助于构建更加符合实践理性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

论普惠金融的数字司法源头治理

普惠金融纠纷已成为数字化源头治理的重点领域。普惠金融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已接近不良贷款率的容忍限度。因此,既要从本源上诊断该类矛盾的成因,又要关注不良处置存在的挑战。数字化对社会联结的再定义,因其具有深刻鲜明的动态性、精准性、协同性特性,故可以有效提高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和不良资产处置效率。数字化不仅影响了普惠金融纠纷治理的主体之间关系,而且亟须进一步完成普惠金融矛盾治理的范式转型,包括“宽框架”的双体系协同、全链条的数字化平台构建、司法裁判指引的功能定位。当然,普惠金融矛盾的解决需要完善社会化协同的宏观治理体系,创新普惠导向的微观治理机制。其中,数字化源头治理需要从供给侧、需求侧和外部环境等多个维度出发,通过创新和改革来解决现存的挑战。

ESG背景下我国金融立法核心目标的补缺

落实ESG理念已经成为当前贯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在ESG背景下,我国金融法的核心目标面临挑战,传统的效率、安全、公平三大核心目标并不能完全涵盖ESG的各项因素,亟须进行补缺。为此,可持续目标应当成为我国金融立法的又一核心目标,其不仅对我国金融发展至关重要,而且逐步成为国际金融法重要的发展方向。在ESG背景下,金融法应当设定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强制性、激励性、调控性规则,以实现可持续目标与效率、安全、公平目标的协调与相互促进,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技术赋能加密数字货币穿透式监管的路径研究

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区块链技术及其衍生的加密数字货币正逐渐成为金融领域的一大革新产物。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加密数字货币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生态自治等特点,不仅为金融交易提供了新的模式,也给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监管架构缺失、基础设施不足以及监管手段落后等问题逐渐暴露,给投资者带来了潜在风险,也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构成了威胁。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下,打破美国经济霸权、推动经济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传统“一刀切”的监管政策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因而需要寻找更加有效的创新性监管方式,以适应加密数字货币的发展。为此,可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穿透式监管体系,遵循“基于一项技术核心、面向两类监管对象、坚持三项基本原则”的基本框架,其中技术核心指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监管对象包括参与主体与交易平台,基本原则分别为全面覆盖原则、风险为本原则以及技术驱动原则。在具体实施路径上,根据加密数字货币的流通性与接受度进行分层分类,引入链上实体发现、画像与异常交易发现以及异常交易追踪等技术手段,建立全球性的区块链监管网络平台,从而实现更加精细和高效的监管,确保加密数字货币市场的安全发展,为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

“金融监督管理法”核心内容的基本构想

按照我国本轮修改金融法的最初设想:将《证券法》完善成为“资本市场法”,《商业银行法》修改为“银行业法”,形成货币市场法,以此构建我国金融法的核心业务体系。与之相对应,将原金融监管机关进行合并,以解决监管全面覆盖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问题。由于前期条件不够成熟,相关法律修改仍然保留了原有名称,只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完善。为此,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全部金融监督管理。从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中国证监会在金融监管上应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保持协调或者合并。因此,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改成为“金融监督管理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作为一次系统性的全面修改,应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相关范畴界定、目标原则、机关设置、监管职责、实施措施、监管协作、法律协调等进行统一完善。

数字时代我国可持续金融融入ESG体系的法治路径

ESG(环境、社会、治理)体系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以强大的信息供给能力满足了资本市场各类主体对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的紧迫需求,从而成为当下各国金融发展的基本范式。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积极融入ESG体系不仅是我国可持续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是加快解决我国可持续金融发展面临的标准缺乏、信息不对称、“漂绿”现象严重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以法治引导和规范可持续金融融入ESG体系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应在深刻理解和把握ESG国际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以完善可持续金融法制为根本,以增强透明度为核心,以提升披露和管理能力为保障,促进我国可持续金融在ESG理念与数字时代交融背景下获得高质量发展。

地方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整合再造

随着金融突发事件的潜伏性与危害性愈发加剧,区域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地方金融突发事件的单次危害相对较小,但是多频次高发事件的叠加效应极易引发区域性,甚至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地方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对于金融稳定的维护至关重要。当前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存在诸多层面上的问题,这根源于体制上权责错位塑造的无限属地责任与有限监管权力之间的冲突,以及机制上地方政府因主动经济选择和被动能力锁定而产生的路径依赖。为整合再造地方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应当以应急管理与金融风险处置二分为总体框架,以地方金融突发事件的多源风险为目标定位,确定应急权力综合化的任务型模式选择。在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具体构造上,需要塑造与金融风险处置相协同的应急管理机制,并以属地管理原则为核心提供体制保障。

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改革研究——以全面注册制推进为主线

我国实施全面注册制改革对于释放证券市场活力、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全面注册制下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也存在监管主体职责不清、信息披露质效不佳、股东恶意套现、配套机制缺位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侵害了投资者利益,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金融以及社会安全造成影响。在“聚焦强本强基,推动高质发展”“强化严监严管,筑牢安全屏障”的总体思路下,通过压实监管主体责任、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规范股东减持行为、畅通退市渠道、创新补偿形式等治理措施,推动证券市场现代化治理能力水平的有效提升,保障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