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资立法的国内法国际化原则

国家外资立法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应当遵循“国内法国际化”原则。该原则要求国家在制订和实施国内法时遵守国际规则,也可以让国内法对国际规则产生影响。全球治理格局已经变化,国内法性质的外资立法面对国际上性质不同、程度差别的投资竞争性规则,亟需坚持“立基于整体、从个体切入”的共同体利益。一方面,国内外资立法的健全和实施不能忽略国际规则,也应科学合理地设定东道国的“剩余控制权”;另一方面,还应坚持国际上的义利平衡和兼顾,在关键议题上把握高水平与适应性、渐进性之间的均衡,以此形成对国际公法产生影响的中国方案。

外资立法的投资便利化创新之路

历经WTO成员方多年努力,由中国倡导并助推,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非贸易领域的投资便利化协定应运而生。这不仅预示着国际投资法的聚焦已从投资自由、投资促进、投资保护等传统领域,转向投资便利化这一新型议题,投资便利化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新趋势,还标志着中国在多边机制尝试设置议题、推进议题、提供公共产品、抵御任何脱钩断链的重大突破。在此背景下,中国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作为外资立法的延伸,其升级的动力机制已经形成,理应在透明度、简化程序、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等方面形成合力。与此同时,国内立法作为履约机制的重要载体,更应注重国内行政程序简化的自身改革,加快电子政务的创新力度,与双边投资条约形成“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海南开创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期冀先行先试、以地方立法“星星之火”,为各地投资便利化形成“燎原之势”。

《投资便利化协定》透明度规则:发展、比较与中国履行

《投资便利化协定》的签署是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突破,改变了此前投资透明度条款较为混乱分散的局面,整合与细化了透明度规则,对未来透明度规则的制定与透明度义务的实施起到指导性作用,对于国际投资营商环境的改善有着重要作用。为回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透明度改革的需求,《投资便利化协定》规定了整体上较CPTPP与CAI更高的透明度要求,但强调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与过渡期,在义务履行上有较强的灵活性。对标《投资便利化协定》,我国的透明度实践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梳理并公开地方投资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加强通报制度体系建设、提升行政裁定信息公开水平,以高质量履行《投资便利化协定》透明度义务。

美国对华301措施的美国国内法审视和中国应对启示——以HMTX公司诉美国案为例

美国对华301额外关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一系列诉讼,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将HMTX公司诉美国案指定为样本案件。CIT的该案判决没有支持政治问题排除原则的适用,肯定了CIT对301关税事项的管辖权,进而认定中国的报复行为构成了与特定的不公平贸易政策“相关”的行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没有越权。CIT认为USTR未完整履行充分论述征税理由的义务,责成USTR对充分回应利害关系方提交的评论意见做出进一步解释。CIT最终认定USTR的重审决定符合美国法,但标准过于宽松。从本案观察,中国企业需充分利用公众评论程序、求诸关税排除程序,以及协助美国企业诉诸美国国内司法程序,从而尽可能减少额外关税的影响。

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的中国涉外法治回应

经济制裁发挥效力以制裁方能否实现预期的政治目的为判断依据。受制于经济制裁的成本代价、持续时间、内容方式以及目标对象的制裁反应等多元因素影响,制裁方难以完全施加制裁压力,目标对象在有限的制裁威慑下往往不会按照制裁方意愿改变外交政策,经济制裁存在效力困境。在对俄制裁实践中,美西方尝试通过加强联合制裁、实现“非对称”打击等方式,以期补强制裁效力迫使俄罗斯尽快作出政治妥协,但囿于经济制裁固有的内生弊端及外在矛盾,美西方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制裁的效力桎梏。以此为背景,我国应当明确涉外法治建设在应对美西方制裁效力困境中的内涵及重要作用,通过国际话语规则博弈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实力发展,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进行“阻断+反制裁”的规则构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进行关键节点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反制裁的阻断威慑力,对抗美西方的不法单边制裁。

中国企业对日本投资及日本纠纷解决机制

对外投资是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企业或取得既有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权益的行为。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曾经历过几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国际商品贸易;第二阶段开始对国外的实物资产进行投资.

海外投资环境争端解决之中国模式与优化

伴随中国涉外法治的不断完善,中国解决海外投资环境争端的模式已经从被动防守阶段发展到主动运用法律工具维护合法利益阶段。中国作为负责的大国,政府不断优化国内立法,规范海外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中企在东道国积极与当地政府和民众沟通,并努力通过当地法院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因环境问题产生的纠纷。在中国政府和海外投资企业共同努力下,中国在应对海外投资环境争端方面已形成“事先预防,协商为主和政府辅助”的争端解决中国模式。该争端解决模式虽然能够帮助中企解决大部分的争端,但也存在低效率、中国管辖权缺席等问题。在中国主导新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困难的情势下,中国应该积极行使域外管辖权,在商务部下设立海外投资项目申诉制度,促进“政府辅助”向“制度化的多方辅助”模式发展,以便提高争端解决的效率,实现争端解决模式的优化。

西双版纳州优化营商环境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西双版纳州”)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坚决破除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力激发了经营主体蕴藏的活力。但精准对标对表先进,西双版纳州作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奋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仍是其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

美国制裁与国内阻断法下企业的困境及出路

在美国制裁不断扩张的背景下,阻断体系的建立使企业陷入遵守制裁法和阻断法的两难境地。为了维护企业利益,应当从企业自救和完善国内阻断法体系两个角度出发。企业方面,在面对制裁时,应加强同其他企业的合作,并积极寻求美国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救济途径。同时,企业应严格遵守阻断法,并将其作为自我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方面,为更好地维护企业利益并释放更多的生存空间,我国的阻断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发布禁令上,除了被动报告外,还应赋予工作机制主动认定的权力,即主动发布属于禁令范围的法律,以供企业参考。在豁免机制和政府支持上,应落实相关的实体及程序的规定,并明确违反阻断法的处罚标准。此外,阻断法中的追偿诉讼也应更好地与国内民事法律体系相衔接,为诉讼提供合理、正当的法律依据。

中德两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比较分析

中德双边投资在密切的经贸联系基础上整体稳定,但也承受着合规性因素的扰动。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的颁布为标志,我国正式出台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商务部牵头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近年来,德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二者居于相同的时代背景,但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从制度内容上看,中国后发的制度与德国的制度设计有着较多的共通性,但各有优势和长处,并且都面临着制度协调的问题。通过对比两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可以发现对国家利益解读的变化,国家安全概念确实有泛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安全审查制度有后发优势,在原则性规定和程序简明上更胜一筹;但在制度的周密性、跨部门衔接和跨法域协调方面尚有值得反思和提升之处。

The Rule of Law Builds the Best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Global Business and Law Conference 2024 set up three parallel forums,one of which was based on the theme of"Compliance Construction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Yu Jianlong,Vice Chairman of the CCPIT,said at the forum,"In order to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 up,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rough compliance construction,establish a compliance mechanism that i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and create a market-oriented,rule-based and 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provide effective prot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industrial supply chain.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对海外腐败的策略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腐败成为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绊脚石。中国企业面临着类型化的腐败风险、不均衡的腐败风险和不完善的执法监管等挑战,由此也带来阻碍海外项目落地实施、提升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和损害国家名誉、企业声誉等后果。对海外腐败发生原因的准确认识、对域外经验的合理借鉴有利于预防海外腐败,可以通过设立专门机构与强化硬性规范、激活举报机制与充实合规体系,搭建企业海外腐败多元共治体系等方式,助推“廉洁之路”的建设。

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展望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目前,中国自贸试验区“1＋3＋7”多点开花的建设局面正式起航。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既是《总体方案》对自贸试验区提出的总体任务之一,也是自贸试验区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载体与保障。

由合同效力认定案例引发关于负面清单适用的思考

随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和外资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的具体实施,我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并实现内外资平等对待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然而,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在合同效力认定过程中,裁判文书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负面清单却出现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对此,只有立足于负面清单适用实践的类型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合同生效要件理论,通过对负面清单法律位阶予以合理、准确的定位,明确其在合同认定中的适用策略,推动涉外司法实践发展。

中国海关实施AEO制度面临的问题及路径选择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贸领域互认合作的不断扩大,由世界海关组织发起的AEO守法认证制度,让越来越多的各国企业在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获得了实际优惠。本文在分析世界各国AEO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从保障供应链安全与便利的视角,提出了我国海关实施AEO制度的具体策略与路径。

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立法改进与完善措施

从依附于产业政策审查和反垄断审查到发展成为独立的审查制度,中国国家安全审查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这直接导致了其在覆盖范围、权限配置、责任设置等方面存在不足。在新外资管理模式下,国家安全审查应填补因产业政策审查淡化所出现的制度漏洞。当前,应通过立法方式提升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权威性,改进国家审查程序,促使权责统一。在虑及国际条约义务的情况下,应积极稳妥地扩大国家安全审查的覆盖范围,从统一外资立法的高度建立一个全面、高效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治保障

建设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目标是加快市场取向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打造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这就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为区内各项改革有序推进和自贸试验区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和保障。本文就辽宁自贸区法治保障的目标、法治保障亟须处理的问题和法治保障的基本内容等进行分析论证,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辽宁自贸区建设提供法治方面的智力支持。

从欧盟对华铸铁井盖反倾销案看价格承诺的运用

价格承诺既是与临时反倾销税和反倾销税并列的反倾销措施,又是反倾销调查结案方式之一。价格承诺通过进口国当局与出口商、生产商或出口国相关行业协会签订协议的方式实施。由于各WTO成员方都是在WTO《反倾销协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反倾销制度,从立法层面看,有关价格承诺的规定大同小异。但是,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中由于欧盟反倾销机关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所涉及欧盟成员国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等原因,价格承诺结案方式在欧盟对华反倾销实践中的运用就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以欧盟对华铸铁井盖反倾销案为例,探讨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中价格承诺的运用问题,以期为我国政府和相关出口企业提供借鉴。

中国补贴现状与面临反补贴措施的法律应对

本文是一份有关中国入世后面临的欧美对华反补贴措施的法律预警与对策分析研究报告,旨在通过对WTO补贴国际规则的研究与中国各种补贴政策现状的总结,分析SCM协定反补贴豁免对我国的适用性,以及中国“非市经济地位”与补贴调查程序的关系,预测中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后面临来自欧美各国反补贴措施的可能性和应采取的救济程序措施,并提出对我国补贴政策的调整方案,为我国补贴政策法律化和决策机制程序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