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逻辑脉络及其展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工作,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确定是该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集体所有权不具有共有和总有等所有权构造类型的特征,同时投资关系说和类比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论都不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生渊源进行合理解释。在民法规范语境下,应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确定为集体所有权主体。就成员资格和成员权利的关系而言,两者相伴而生,成员资格实质上是从权利主体角度对成员权的描述,为成员权在主体面向的表达。基于此,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法律实质是对农民所享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予以确权。我国农村传统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户是基本经营单位,从逻辑上应当将家庭成员与以家庭为单位取得权益的关系确定为按份共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应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非农户。城乡二元体制导致户籍这一本质上与成员权利取得不具因果关系的因素被纳入认定标准之中,其证明作用不应被忽视。在传统路径下,应构建以出生事实为核心、其他亲缘关系为辅助的主体判断路径,同时明确列举其他除外情形,形成正反双向的认定机制。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基于股权类型设置,集体固有成员与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在范围上并非完全一致,未来应以恢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成员权的私法属性为目标,分阶段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制度进行渐进性改革。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宅基地通常指农村农民集体成员所有的土地,用于农村居民建造住宅和附属设施的建设用地,是承载农民居住功能、生活功能及生产功能的重要场域。当前,宅基地制度的完善与建设,是以维护村民权益为宗旨,以居者有其屋为指导,能够确保农村各项活动有效、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结合农村宅基地流转的概念、特征与流转问题,探讨了强化宅基地流转的立法建构、完善流转方式及流转配套、加强宅基地流转的监督等对策,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提高农村宅基地流转质量。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使用权”的分置路径及权利构造

“三权分置”是我国宅基地政策改革的既定方向,确定三权中宅基地“使用权”的分置路径和权利构造是当前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各种分置路径中,用益物权模式、租赁权模式和权利转化模式均存在缺陷,偏离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文章认为,次级用益物权模式既契合“三权分置”的政策目标,有利于物尽其用,又能以地上权理论和缓和的物权法定主义补足缺陷。在次级用益物权模式下,分置后的宅基地“使用权”应称为宅基地利用权,不受权利主体的身份限制,用途仅受到必要限制,在发生权利变动时采纳登记生效主义,其存续期间可参考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

“三权分置”视野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探析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属性限制了其财产属性的实现,因此,为解禁宅基地使用权财产属性,党中央与国家从政策层面对宅基地制度改革给予支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宅基地使用权“三权分置”制度,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实践中各地探索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路径弊端渐显。从现有实践案例来看,各地方案存在诸多无法弥补的根本缺陷。目前大陆法系的地上权理论可为“三权分置”制度构建提供充足的学理支撑,故在落实、强化宅基地所有权后,应当根据分离论明晰宅基地资格权来源于《民法典》中的宅基地使用权,并且其权利性质为人身性权利。还应明确宅基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用益物权,并且通过解禁流转范围的方式以落实用益物权应有的权利。

宅基地资格权法律属性与实现路径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但是中国现行法缺乏宅基地资格权的术语表达。作为新兴权利,宅基地资格权并不成熟,实践中对其法律属性、权利内涵、主体认定颇具争议。归纳了学者们对宅基地资格权概念的阐述,分析了理论界盛行的剩余权说、用益物权说、成员权说等观点,认定宅基地资格权法律属性为成员权并进行详细分析,针对宅基地资格权实现的困境,提出了合理的实现路径。

农户承包地“小田并大田”改革中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小田并大田”是针对现实中承包地细碎化问题而实施的改革措施,对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和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益意义颇大。但“小田并大田”改革也面临着土地权属、流转合同、流转收益分配等方面的法律风险。为确保“小田并大田”改革在法治轨道内进行,并最大程度化解法律风险,应着重从法治底线和疏解路径两个层面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应当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集体成员权益的基本法治底线;另一方面,应当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的功能,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依法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确保集体成员公正合理地分配集体收益并构建多元化的承包地纠纷解决机制。

宅基地使用权抵押问题的审视与厘正

抵押是实现用益物权收益权能的重要手段,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符合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实践需求,也是城镇化进程中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必要手段。结合我国各地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试点的现实做法,我国应在房地一体及抵押登记的原则下设计科学可行的抵押规则。具体而言,应当基于确权登记确定适格的抵押人,将申请抵押前提限定在抵押财产外申请人仍有其他稳定居所;在宅基地使用权担保价值方面,应建立宅基地使用权价值评估平台,规范评估担保价值;考虑到宅基地资格权的身份限制及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权益的需求,建议引用强制管理理念创新抵押权实现方式,同时逐步放宽抵押财产受让人范围,并通过设定赎回权为农户创设回复宅基地使用权的渠道。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完善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建设用地市场的供应以政府为主,农村土地难以直接进入用地市场,因而农村集体可获得的土地收益较为有限。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制度,需要立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的法律规定、国家政策安排以及实际出让情况。当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面临出让主体制度不完善、增量范围不清晰、出让收益分配制度不明确、处分权能不健全、统一交易市场未形成等方面的制约。为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应当从完善出让主体制度、增量机制、出让收益分配制度,以及保障处分权能、构建统一用地市场等方面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制度加以完善,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助力乡村振兴。

法律视角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提高农村土地整合利用、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然而,当前土地经营权流转仍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因此,需要从法律角度对农地经营权的入市交流和流转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分析经营权流转的基本现状和法律困难的基础上,从明确土地经营权权利性质、健全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优化农地经营权融资制度、强化经营权流转法律保障等方面,探讨了健全和完善农地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经营权登记制度研究

土地经营权作为农地产权分置后的一种新型权利类型,其登记客体的明确对于土地经营权登记规则的制度设计具有重大意义。依据不动产用益物权理论,应将土地经营权的客体界定为农村承包地。土地经营权人对承包地享有直接支配权,在物权体系中属于一项完整的用益物权,故其登记层级应为自物权登记,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土地经营权登记可借鉴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先前经验,但囿于两种权利结构体系的差异性,土地经营权设权登记规则需要依其自身权利属性进行制度设计。土地经营权流转登记应当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的设立模式,以此实现土地经营权设权登记规则的内部统一。

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证成与规则构造

宅基地使用权继承困境之症结在于“两权分离”架构下宅基地的保障属性与财产属性共存于宅基地使用权之中。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宅基地资格权承接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属性,宅基地使用权则回归纯粹用益物权属性。作为行政管理层面的规制手段,《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不构成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限制性因素。宅基地使用权能够在私法层面被构造为可供继承之遗产,进而适用《民法典》继承编相关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继承人并不受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限制,且国家、组织亦可成为宅基地使用权受遗赠人。宅基地使用权期限应当采纳“固定期限+自动续期”规则,其中固定期限可以参照城镇居住用地70年的标准。因继承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不享有地租豁免权,但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决议通过后,可减免特殊群体的宅基地使用费。

论农地征收中的利益兼顾——国家权力本位向被征收人权利本位让渡之限度

我国农地征收有强制征收与自愿协商征收两种模式。强制模式下,地方政府单方主导征收、不尊重被征地农民意愿、强制剥夺其合法土地权利、住宅不予单独补偿、未经补偿即先行征收,追究不服征收人的法律责任,凸显国家权力。自愿协商模式下,政府就征地公告、补偿安置协议、征收风险评估等反复听取各方意见,农地住宅先补偿后征收,让渡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改善了被征收人的生活生存条件,国家征收公权力得以维护。未来的农地征收立法,应在公正合法补偿前提下,在坚定不移完成既定征收目标的同时,增加被征地补偿方式,固定土地价值增长收益分成比例,增加被征地农民个人收入,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利益,完善国家与被征收人共赢的自愿征收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耕地刑事司法保护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指引

加强耕地保护是夯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根基。在我国,耕地行政保护是耕地保护措施系统中的第一道门槛,但由于耕地行政保护手段受主、客观方面的影响呈现出疲软性,难以独立承担起耕地保护的重任,故而应重视利用刑事司法手段为我国耕地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目前我国的耕地刑事司法保护实践面临着因犯罪行为隐匿性强、行为方式复杂导致案件线索发现难,因犯罪构成要件设置模糊导致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存在认定争议以及因恢复性司法理念贯彻不足导致“惩治+修复”的耕地保护机制实效性不足的问题。对此,应当健全违法占用耕地犯罪行为线索发现机制、明晰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构成要件并重视对被破坏耕地的有效修复机制构建,以刑事司法手段筑牢国家耕地保护的法治屏障。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意蕴及法律规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潜藏问题愈发暴露出来,如土地经营权流转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不完善等。为了保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规范化,切实保障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推动农耕用地可持续利用,需要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法律规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意蕴进行梳理,其次从法律制度、工作机制、农民法律意识、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机制等方面,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所面临的问题,最后对相关法律规制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耕地保护视角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与法律对策

加强耕地保护是实施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基础,降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对耕地保护的不利影响,有利于鼓励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提高耕地产出效率。本文分析土地经营权流转影响耕地保护的内在机制,理清土地经营权与耕地保护的关系,从耕地保护视角探索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土地产权关系变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法律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发挥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提供参考。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合宪性分析

随着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和地方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受到学界关注,相关论争背后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合宪性命题。现行立法坚持农户居住自用、禁止向集体外流转的基本立场,反映出成员居住保障、农地农用、涨价归公等基于集体所有制的目的制约,彰显宅基地作为“公共财产”需要“合理利用”的宪法意涵。同时,宅基地使用权应当是集体成员的一项基本财产权利,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以“扩权赋能”为基本方向,正是还原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基本权利属性。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与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并不矛盾,现行法上相关限制性规定不具有合宪性。宅基地使用权在赋权流转的同时,应基于“合理使用”受到规划和用途管制之限制。

农村经济变革下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律构造

宅基地资格权的设置是我国农村经济变革过程中的一环,应符合我国农村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即在时间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传统农业保留,在空间上与城市经济相融合。基于此,宅基地资格权应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权益和提高农民收入为价值目标,从而具有私权利、集体权利和公权力三重属性。而其中的宅基地利益请求权是资格权私权利、公权力以及第三权的权源,并在行权后形成程序性的资格权和实体性的第三权。在此逻辑下,未来法律应首先对当下农民进行身份分类并赋予其不同宅基地资格权权能,之后按照宅基地资格权取得、行权的这一流程设定对应的法律制度。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践意义与制度设计——以广西生态农村为例

高闲置宅基地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利用农村资源禀赋激发宅基地财产价值,探索合乎国情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方案,是打造富有活力的生态农村,激发宅基地制度改革内生动力、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制度设计层面,为促进宅基地使用权适度有偿流转,从“权利分解”视角切入,设计“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次级使用权”的权利构架,在维持原有制度稳定的同时彰显对城乡经济共振的合理关切,维护社会公平。此外,创新适用《民法典》物权编新增居住权制度,通过在农房上设立经营型居住权,以居住权的“物权性”化解当前宅基地“债权性”利用中的“隐形流转”以及“短租期”限制产业发展等盘活难题,从制度创新上为改革成效加码,建设美丽乡村。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的“统”与“放”——安徽金寨、江西余江与湖北宜城三地对比观察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旨归意蕴在于破解两权分置范畴体系下主体身份限定与客体流转收益间的不兼容和不适配问题,逐步实现由“重身份保障,轻财产流转”向“兼顾身份福利保障与物权价值属性流动双向并重”的功能导向转变。以“三权分置”视角下中部三地传统农区试点实践为观察样本,随着试点改革的不断深入,宅基地权能架构呈现出以下困境:所有权主体虚置弱化、资格权能体系构造及关联运行机制保障缺失、使用权“适度”机制不活与“放活”机制不畅等。应以“三权”内部权属逻辑脉络为始点,在理顺“三权”各自权能属性的基础上,畅通权能交互衔接运行机制,实现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之路。

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治理路径

通过对近年来的办理的案件进行分析发现,G省司法机关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行为人的处理呈现不捕率高、不诉率高、缓刑率高的特点,这种司法现状有理论和现实上的依据。但是,透过这种现状却能够发现行政执法力度不够、司法裁量标准尚不统一、法律有关规定等深层次问题。细化刑法有关规定、建立行政处罚“双罚制”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统一司法裁量标准,更加注重综合治理,是加强我国农用地保护的适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