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产品侵权归责原则的法经济学考察——兼评欧盟《人工智能责任指令》

AI产品是以AI技术为基础,以销售、使用为目的,依赖研发者设定的固定程序,通过计算进行决策并完成相应任务,被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动产领域;AI产品侵权归责原则大致可分为共同责任侵权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和过错侵权原则三类。在适用侵权归责原则时,常见的困境包括共同侵权责任原则缺乏归责上的“共同性”,严格责任原则具有“片面性”,以及过错责任原则难以确定“过错”与“因果关系”。此外,责任主体尚不明确。基于社会成本与委托代理理论,AI产品侵权归责理论可从制度激励、信息不对称与风险分散三个维度解析归责的基本逻辑,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欧盟《人工智能责任指令》在一般条款外仅规定了举证责任、证据披露和因果关系推定等要素,对产品侵权问题的规制存在漏洞,它所确立的严格责任制度仍具有补充和提升空间。为实现欧盟《人工智能责任指令》下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尝试将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生产者,将剩余责任即严格责任原则适用于驾驶员,即若生产者存在过错,驾驶员和生产者将以各自的责任份额分担责任;如果生产者被证明遵循了应有的注意义务,那事故损失必须完全由被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驾驶员承担。

论网络平台版权内容过滤义务的适用与实施

过滤技术发展在促进网络版权治理的同时引起“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困境,以及网络平台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之争议。过滤义务本质上是注意义务的延伸,设立过滤义务有助于约束平台权利滥用、发挥治理优势,规制自发过滤行为。具体适用过滤义务时,应针对大型信息存储与发布服务提供商的特定内容,制定明确合理的过滤标准并采取分类过滤措施。为保障过滤义务有效实施,应建立与“通知—删除”规则的体系衔接机制、类型化成本分担补偿机制,以及算法运行全流程人机联合审查机制。

侵权损害赔偿间接损失的认定与计算

侵权损害赔偿的间接损失存在认定不准、保护不足的困境,需从赔偿范围、举证规则、计算方式等路径来解决损失填补不足的问题。间接损失计算需遵循全面赔偿与受害者不得获利规则、确定性与不可预见性免责规则、法官自由裁量与主客观计算标准相统一规则。进一步完善间接损失动态修正计算方式,确立定期发布动态修正系数制度,可促进间接损失认定与计算更加满足社会预期。

智能汽车交通事故侵权的责任主体研究

智能汽车交通事故侵权的责任主体认定作为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受到了各界广泛的关注,也是“人—机关系”难题的集中体现。但就目前的社会发展程度而言,赋予智能汽车以法律主体地位的制度成本太高,可行性不强。在此背景下,按照国家现行技术标准对智能汽车事故侵权的责任主体展开分级研究显得更为切实,即根据具体情况分级适用驾驶人责任与保有人责任,并引入智能汽车生产者作为该类交通事故侵权的责任主体。

非充分条件之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责任研究——《民法典》第1172条的解释论考察

《民法典》第1172条适用按份责任的规范思路,削弱了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客观关联,不利于侵权法损害填补功能的发挥。它不仅影响了我国数人侵权体系的严密性,还窒碍了条文理解适用与司法裁判统一。相较而言,适用连带责任具有多重维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以“关联共同性”为理论基础,能够充分救济受害人所受损害,顺应了大陆法系各国的立法潮流,并且能够修正现行规定之不足。鉴于此,应当依托“客观关联共同说”对《民法典》第1172条予以解释完善。对于造成同一不可分损害的非充分条件之客观关联共同侵权,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原则。在内部关系中,已经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的侵权人,可以按照责任大小进行追偿。

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理论辨正与立法回应——兼论《民法典》第1168条的解释

我国有关共同侵权行为的民事立法一直未能明确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是否包含其中,导致相关学理解释形成了“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对立观点。由于“肯定说”在保护受害人权益上顾此失彼,在对共同侵权行为区分上泾渭不明;“否定说”在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认识上以偏概全,在对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类型划分上逻辑断裂,因此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理论证成亟须从分类逻辑的确立和样态种类的识别两个层面予以展开,其立法回应亟须通过细化解释《民法典》第1168条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纳入其中,并将“无共同故意、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同一损害”共同作为认定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辨识要件予以实现。

个人信息“守门人”义务的行为构造及其规范路径

为有效应对“守门人”所带来的新型风险,有必要重新审视既有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虽然规定了“守门人”条款,但对义务的具体内容却未作展开。在解释论上,应明确“守门人”行为方式的特殊性,厘清“守门人”行为方式的内嵌性与外置性。区分“守门人”行为构造的两个层次,构建数据处理义务、经营管理义务的合规体系。通过事前规制与事后惩戒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动态的规范路径。

名誉权侵权事由的体系化构建——以社交媒体时代消费者的负面评价为视角

社交媒体的发达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消费者通过社交媒体对商品服务进行批评所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日益增多。我国名誉权领域民事立法历来具有概括性过强、用语模糊、体系化明显不足的特点,更没有对名誉权侵权抗辩事由作出明确规定,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从立法看,“诽谤”“侮辱”实际隐含了“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二分。应当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厘清名誉权侵权抗辩事由体系化的逻辑进路。在对司法判例进行实证观察的基础上,尝试对名誉权侵权抗辩事由进行体系化构建,有益于提高司法裁判的稳定性、可预测性,为言论自由和名誉权划定权利边界。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探讨

知识产权是企业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创造的无形资产,提高对知识产权的认知与保护能力,制定并落实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把知识产权战略提高到经营战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成果的保护与运用。以知识产权战略促进企业知识产权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帮助有效规避法律风险,增强市场竞争力,取得更多经济效益。

《民法典》监护人责任的性质再论与规范统合

明确监护人责任的性质是解决监护人制度现存问题的前提,基于法定监护义务之违反,监护人责任的性质应为特殊的自己责任而非替代责任,此特殊性在责任构成和承担上皆有体现。监护人责任是只有减责没有免责的特殊过错推定责任,其构成要件需满足“客观侵权+未尽监护职责”,其中对监护人是否尽到监护职责要结合“实际监护与否+客观标准”来综合判断。从规则分析,《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是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完整规范,而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也需承担部分责任的正当性来源于监护义务外延的广泛性;第二款是在监护人减轻责任的前提下基于公平责任的补充赔偿规则,且第二款的赔偿规则不应影响监护人侵权责任的性质,也并非意味监护人承担的是补充责任,只是为实现监护人、被监护人一方与被侵权人一方之间的利益平衡而作出的特殊规定。

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法律责任——以《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为中心

高空抛物曾是我国社会和法学上关注的重要热点之一。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没有使用高空抛物的范畴,而是使用“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表述。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增加规定了高空抛物罪。高空抛物的含义范围比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含义范围大。民法理论中通常使用的高空抛物并不能与刑法中的高空抛物等同,其含义在法律与法律之间、法律规定与法律事实之间、法律规定事实与社会生活事实之间并不完全吻合。高空抛物与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各自有不同特点,所适用的条件具有范围区别。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责任与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责任也具有不同的法律事实根据。加强和完善对高空抛物恶行的综合治理,除刑事、民事法律责任外,还需要填补行政法律责任;另外民事责任上也需要更加深入细化,如可以由填补性赔偿增加至惩罚性赔偿,责任人范围上可由可能加害人拓展为直系亲属的连带责任。

违约损害赔偿限制规则中与有过失规则的体系定位

相较于违约损害赔偿基本限制规则可预见性规则,作为特别规则的与有过失规则在受损方与有过失时具有优先适用性,不宜考虑与有过失所致损害是否不可预见。而与有过失规则与减轻损失规则以当事人认识到违约事实发生为区分基点:前者适用于违约之前,后者适用于违约之后。在预期违约的情形,违约事实应根据预期违约是否被承认、是否明确、是否已无合作可能性来确定。鉴于我国《民法典》已经规定了与有过失规则,不应随意类推适用并增加双方违约规则的法效果,而应使与有过失规则充分发挥分担违约责任的功能。

《民法典》第1186条(公平责任规则)评注

《民法典》第1186条对公平责任规则作出实质性修改,强调法官判定无过错的当事人分担损失,应当严格遵循法律的特别规定。从《民法通则》到《民法典》,公平责任规则在我国已经存续三十多年,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坚实的法理依据。通过对《民法典》第1186条进行体系解释和文义解释,可以得出公平责任规则是分担损失的一般规则,而不是归责原则。关于“依照法律的规定”的指向范围,应当仅包括《民法典》第1190条无过错的暂时丧失心智者的补偿责任和第1254条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补偿责任两类,其他类型的补偿责任均不在公平责任规则的适用范畴之内。

数人侵权中过失相抵规则的类型化适用

数人侵权中过失相抵适用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多个主体间的过错衡量方式及责任划分方式。首先应考量数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过错衡量,对此存在“整体衡量”与“分别衡量”两种方式。其次,应考量具体的侵权责任在数侵权人之间如何分担,对此存在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两种方式。对数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过错衡量与责任划分方式的适用应为递进式顺序。我国司法裁判对数人侵权中过失相抵的适用尚未出现较为完善的裁判思路,应结合《民法典》对不同类型数人侵权的规定,形成过失相抵在数人侵权中适用的类型化规则体系。

事后追认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法律效果

事后追认型夫妻共同债务属于连带债务。配偶作为非举债方的事后追认是配偶自愿作为债务人对债权人负责的意思,即债务加入。配偶的部分履行可能成立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履行。配偶同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以清偿债务的意思、为举债的夫妻一方提供保证的意思、代夫妻一方清偿债务的意思均非事后追认。在无法确定配偶是否具有清偿自己债务的意思时,应将配偶的部分履行推定为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履行。事后追认的法律效果,在外部关系上,配偶作为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负责,并可援引夫妻一方的抗辩,但不是合同当事人。在内部关系上,除夫妻双方另有约定外,在不能证明债务用于满足夫妻共同利益时,该债务按照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处理,由引起债务的夫妻一方终局负责,夫妻之间可适用补偿规则。

驰名商标侵权认定中损害类型的区分与适用

鉴于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条款中损害要件“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明确以及司法解释将淡化保护引入其中,司法实践对于损害要件的适用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分歧源于对基本概念认识的不清晰。认定被诉行为既导致混淆也导致淡化是常见的适用模式,然而混淆与淡化在内涵、本质、发生机理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在基于混淆可以救济的情况下,则无必要适用淡化。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这三种类型在保护的利益方面有所不同,减弱显著性和贬损声誉关注的是驰名商标受到的损害,不正当利用关注的并非损害而是对不正当利益的获取。全面认知和区分适用驰名商标侵权认定中不同的损害类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最佳威慑为主导的侵权法混合理论研究

侵权法的多元理论学派认为侵权法可能受多个不同目标或者价值共同支配。由加里·施瓦茨提出的以最佳威慑为主导的侵权法混合理论,是该学派的重要组成。施瓦茨通过迥异的案例判决结果发现,矫正正义和最佳威慑会在不同案件中混合使用。施瓦茨认为侵权法的不同价值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平衡关系。侵权法的规制实现效果存在时间顺序:矫正正义从威慑力停止的地方开始。最佳威慑理论能够被解读为一种“保护正义”的伦理涵义,应被视为实现效率和正义的混合目标。

高空抛物致害救济问题研究——有效实现“以受害人为中心”

高空抛物事件中受害人的救济问题在理论界颇具争议,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单靠侵权法不能有效救济受害人。在我国暂时无法实行多元救济的现状面前,如何既达到以“受害人为中心”之目标,即在无法找到真正侵权人时填补受害人损失的目的,又要克服现有立法之不足,令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承担主要救济责任,从而有效分散风险、分摊责任,是民事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侵权法视角下亲密关系中自杀防免注意义务的引入

亲密关系中产生的纠纷,尤其是恋爱纠纷诱发自杀死亡案件中因被告招致责任的行为不明确,侵权责任要件认定存在模糊性。这促使法官认定被告负有情感疏导义务、防范自杀义务以及救助义务等作为义务,违反该等义务可能承担责任。这些义务来源于特殊关系,责任施加以维护关系中的信赖起点,以风险防免为落脚点。注意义务的引入体现了尊重生命和预防自杀的政策考量,同时,注意义务以可预见性为其范围的划定标准,体现了对交往自由的保护。

中国媒体侵权责任案件法律适用指引——中国侵权责任法重述之媒体侵权责任

本文不是一篇法学论文,但却是一部重要的民法学特别是侵权责任法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它从中国媒体侵权责任案件法律适用的司法实际出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从审判实践上总结经验,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形成了这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法律适用的规则,方法敢于创新,体例新颖别致,内容丰富多彩、切合实际。这种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与《美国侵权法重述》的研究方法相似,作者将其命名为"中国侵权责任法重述之媒体侵权责任",是完全有道理的。本刊刊出这部条文式的研究成果,意在鼓励和支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法学研究方法,倡导注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研究态度。相信在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本文总结的法律适用规则不仅在指引媒体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同时对规范我国媒体传播行为,保护媒体合法权益方面,也会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