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视野下的婚检制度变革与完善——基于《民法典》第1053条告知义务的履行

《民法典》第1053条对禁婚疾病传统作出重大调整,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婚检制度设计的重要法律依据。在婚姻宪法保护框架下,“婚姻自由—私人告知—自愿婚检”的传统思路忽略了比“婚姻自由保护”更为根本的“婚姻传统功能保护”。婚姻的公共性及解决相关司法实践难题的客观需要,使得婚检融入履行环节成为可能。从《宪法》到《民法典》再到《婚姻登记条例》,民法典时代婚检制度设计应沿循“婚姻保护—法定告知—弱强制婚检”设计思路,采取“程序强制+形式审查”模式,即当事人于婚前相互告知专业健康检查结论,婚姻登记机关仅要求当事人填写知晓声明并进行必要口头提示而不对告知内容及其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

被误解和误用的家事代理——《民法典》家事代理规范体系基点再阐释

在《民法典》引入家事代理规范后,从体系视角出发,厘清其与相关规范的关系,是对其进行解释适用和法律续造的前提。司法实践对家事代理的误用主要表现为不当放大其功能和作用,这主要源于对其规范目的和构造的误解。作为婚姻效果,虽然家事代理与所得共同制下夫妻共同债务规范存在一定的交叉,但二者分属于不同领域,在效果排除上亦具有独立性。家事代理之效果不限于连带债务之形成,尚包含其他内容。在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内,代理具有排斥家事代理之效果,此种排斥效果需满足特殊的公开要求;在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外,虽然夫妻身份对知情沉默的认定具有影响,但家事代理并不是此种情况下信赖保护之基础。应根据行为名义及性质的差异,分别考虑适用表见代理、默示意思表示以及善意取得等规范。作为与代理完全不同的特殊涉他性规范构造,家事代理既不包含信赖保护之规范目的,亦不能承担信赖保护之重任。

民法典实施过程中的婚检备案审查疑难问题研究

主持人语:自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12月听取《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以来,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机制在我国逐渐发展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化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出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基于这些制度发展,备案审查制度研究近几年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法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同时,《民法典》自2020年颁布实施以来,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比如,针对现行《母婴保健法》与《婚姻登记条例》围绕当事人结婚时是否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存在的规范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关于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将“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沟通,推动根据民法典精神适时统筹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但迄今为止,“民法典精神”究竟是什么,又如何“统筹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依然并不明确,需要开展深入研究。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困境与法律纾解

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以性别中立为政策框架,在保护妇女权益的同时也关注对家庭其他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2016年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后,多个省市纷纷在该法基础上制定或修订相关法规,形成了以《反家庭暴力法》为核心的反家庭暴力法律体系。在近年来的家庭暴力预防、干预和制止责任履行的实践中,《反家庭暴力法》暴露出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未能更好适应现实的需要,强制报告制度与告诫书制度的操作规则不够明确以及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架构存在缺陷等方面。因此,在立法及适用上唯有承认当前社会中出现的新型家庭暴力,细化强制报告制度与告诫书制度的操作规则,并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体系,才能适应反家庭暴力的现实需求。

合同僵局:破解视角转换与应对体系重构——基于对《民法典》第580条的解读

违约方解除权总是在破解合同僵局的意义上予以使用,但《民法典》第580条未能涵盖合同僵局的所有情况,存在着规则与实践问题不匹配的偏差。在破解合同僵局之时,应注重转换视角,将合同僵局这一实践概念转化为“不合理地行使履行请求权”这一权利行使视角的法学概念,区分排除与限制履行请求权两种情形,构建以《民法典》第580条排除守约方履行请求权的违约方解除权和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指导下的以《民法典》第591条减损义务为法律依据的履行请求权限制规则为架构的周延的合同僵局应对体系,填补《民法典》第580条之规定的漏洞,通过赋予违约方解除权与损害赔偿减额以实现双方利益均衡这两种路径,体系化解决合同僵局这一实践问题。

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强制执行制度的证立与展开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强制执行制度的构建进行了初步探索,但由于该草案意见分歧较大已终止审议,致使该制度在立法层面未能得以确立。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强制执行制度的构建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在对该制度进行构建时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强制执行既可以采取间接强制,也可以采取直接强制,在顺位上应优先适用间接强制;二是如果存在未成年子女明确表示反对、强制执行会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以及判决自生效后满一定期限未及时履行等事由,可以产生阻却强制执行的效果。

家庭整体主义的婚姻法文化释读

中华文化总体而言大体经历了从神话文化、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理性文化的演变。家庭整体主义、夫妻共同体是中华婚姻法文化的基本表征。自传说时代“伏羲女娲”夫妻一体思想,到新石器时代北斗和日月自然律从而男女牉和一体,再到商周祭祀文化“婚媾协天”之家庭一体,复到礼乐文化汉学“阴阳和合”家庭一体的思想,及至近现代科学理性时代之民法典中均从未放弃家庭整体主义、夫妻共同体思想。文章认为现有《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受到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以自由为圭臬,以原子化个人(自然人)为主体和价值取向,背离我国婚姻家庭法领域的家庭整体、夫妻共同体的实践品格,背离婚姻家庭法自身的利他、合作、互惠、伦理、整体的价值取向,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维护婚姻家庭法的整体主义法功能,推动婚姻家庭编领域的社会法化,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实施中必须认真面对的命题。家庭整体、夫妻共同体是当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原始基因和最基本单位。

离婚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受抚养真意的保护

未成年子女的受抚养真意是影响离婚诉讼中抚养权裁判的关键因素,保护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真意是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核心要义。我国目前在保护离婚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受抚养真意方面尚存在立法规范不完善、程序建构缺位、指导性判例欠缺等问题,给相关司法裁判带来诸多困境。强化离婚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受抚养真意保护,应当从完善实体立法、健全程序规则、形成指导性案例等方面综合施策,以实现离婚诉讼抚养权裁判中“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真正落地。

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性权利保护的基本问题

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因在认识能力和防卫能力方面的缺陷,其性权利受到侵犯的事件屡有发生。性权利是一项天赋的权利,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当然享有性权利,但因为生理上的特殊性,其性权利的实现和保护存在着一些现实难题。加强对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性权利的保护,应当完善支持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婚育权实现的制度体系,推动对性防卫能力鉴定以及性同意能力判断的个案化,对符合条件的适用推定同意理论,建立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遭受性侵后的救助补偿制度,为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的性权利保护打造一个从法律到社会、从教育到救助的全方位的制度体系。

试析夫妻财产归一方所有约定的法律效力——以《民法典》为基础

正确处理夫妻财产关系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制度基础。夫妻财产归一方所有约定是夫妻财产关系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应当定性为我国《民法典》第1065条认可的夫妻财产制契约,是一种基于身份关系、伦理关系的夫妻财产安排,依附于婚姻关系而存在。认定夫妻财产归一方所有约定的法律效力,应充分考虑夫妻伦理、婚姻功能等因素的价值影响,结合内外效果的不同对其法律效力进行区别对待:在夫妻关系内部,一般情况下应认可该约定在夫妻之间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从外部效力来看,需要区分债权取得人和物权继受人等情形,并结合第三人是否知悉、时序上的先后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法典时代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审理制度的重构

我国传统婚姻登记制度属于公法强制型制度,通过行政诉讼审理婚姻登记瑕疵案件的制度设计并无不妥,而现行婚姻登记制度属于私法自治型制度,婚姻登记机关职权范围、婚姻登记与婚姻之间关系均有所调整,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审理制度也应当相应调整。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的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当事人应当提起民事诉讼,先行处理婚姻关系效力问题;若是不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的程序瑕疵案件,当事人可直接请求婚姻登记机关先行处理。若是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的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先行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在婚姻登记机关不履行职责的情形下,再行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的实施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作为教育调解与行政处罚之间的过渡措施,旨在有效预防、制止家庭暴力升级,教育疏解双方当事人矛盾,避免婚姻家庭纠纷引发“民转刑”“刑转命”案件。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的实施难点在于执法弹性边界、文书性质界定、文书证据能力等方面重点问题。应当围绕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的整体流程,即家庭暴力全覆盖—规范接处警—公调对接—告诫警示—查访回访—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告诫后其他工作,探讨公安机关在告诫制度实施过程中所需的部门联动方案,明确告诫制度与上下游关联制度的关系,采用数字技术、数据对接的方式协同治理轻微家庭暴力。

协同联动:反家暴治理效能提升的逻辑与进路

预防和消除家庭暴力是防止衍生棘手社会问题,维护人格权益、社会文明、社会安定的必然要求。由于涉及的协同主体较多和部分受害者的落后思想观念,尽管已经进行了许多创新,但仍存在案件发现难、治理主体单一、协同效率不高、处置效率低等问题。借鉴国外以及国内反家暴联动干预机制的做法,考察并检视国内家庭暴力防治实践,提出反家暴联动机制的优化路径:健全协同治理制度、构建“秦家护e线上平台”或小程序、完善社会支持网络和联动机制、建立受暴者治疗和施暴者矫治中心、提供保护性与支持性的社工服务、创新反家暴社会工作宣传。

论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兼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20条》

离婚时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对生活困难的另一方提供适当的经济帮助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须符合若干条件,需要正确解释“一方生活确有困难”。长期以来,经济帮助以保障当事人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法院判决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和程度普遍较保守,需要予以适当加强。法院通过判决确认对房屋的居住权是离婚经济帮助的一种恰当方式。

正确认识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核心要义及其价值追求

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和男女平等都是我国的重要法律原则;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是促进男女平等实现的必要手段,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必须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是家庭和睦的重要基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夫妻共同财产知情权制度构建研究

夫妻共同财产知情权是夫妻一方有权知悉对方名下或者管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情况的权利。夫妻共同财产知情权是夫妻共有财产制的应有之义。目前全国十余个省市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知情权,但这些地方立法存在法律位阶低、适用范围有限、客体范围狭窄、缺乏程序性保障等问题,有些还面临违背公平原则的责难。建议将夫妻共同财产知情权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进行体系化制度构建。从构成要件来看,夫妻共同财产知情权主体为夫妻双方,客体为夫妻共有财产,内容包括询问权、查询权和调查取证权三个层面。最后针对法律的现状,提出完善夫妻共同财产知情权的立法、司法和配套制度建议。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司法适用及完善

随着《民法典》的实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迎来了变革,其适用条件得以调整。然而,实证研究发现,该制度的有效执行仍面临适用范围有限、补偿标准不统一、请求时限较为苛刻以及当事人举证困难等诸多障碍。因此,可以根据夫妻财产制度的不同形式,差异化设定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条件,并且重视人力资本对补偿数额的影响,充分考虑婚姻期间一方在提升家庭整体经济价值中的贡献。在补偿的方式和内容方面,应灵活适用一次付清和分期支付的情况,增加除货币外其他财产及财产权益作为支付内容,同时根据夫妻财产制类型,区分用于补偿的责任财产。在请求时间上可以适当放宽限制,但需加强法院对申请的审查力度。

基层治理家庭暴力的实践与完善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家庭暴力模式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源头上化解家庭暴力,要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加强家庭文明建设,不断健全完善各项反家暴工作机制。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家暴存在责任部门落实责任的制度建设不足、家庭暴力的处置和调解不清、强制报告执行不力等问题,相关部门需建立《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长效机制、明确处置措施和调解适用的标准、强化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完善社会工作者介人机制,以期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家庭暴力能力。

我国家事司法中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体系建构

家事司法中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制度回应了家事案件特殊性、实现家事司法正义和发挥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的要求,其设立具备相应的理论根据和正当性基础。尽管2022年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了家庭教育指导制度,但与家事司法中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制度还存在很大区别,我国应当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在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以后,法院立案之前,法院可以建议当事人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在家事案件立案以后的诉讼全过程,法院都可以建议或者要求当事人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在法律规定强制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不参加,法院可以对其进行训诫,并可以将当事人不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情况作为家事案件裁判,特别是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一个参考因素。我国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实施家事司法中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

授权资本制度下公司董事不当发行股份的规制考量

公司授权资本制度包含公司资本与公司治理制度内容,兼具经济功能和治理功能。授权资本制度赋予董事股份发行权限,实践中往往产生以稀释特定股东的持股比例并巩固董事对公司管理控制权为目的的发行股份、突破股东平等原则发行具有歧视性质的新股,以及违反程序性规定发行股份等董事不当发行股份行为。故立法须妥善考量公司董事不当发行股份的有效规制。应该从公司治理视角化解股东过度授权和董事不当行权问题,合理配置董事发行股份权限;从利益衡平视角为因董事不当发行股份行为而遭受利益损害的股东提供适当救济;从安全与效率视角系统规制董事不当发行股份行为,健全信息披露以及内外部监督等相关配套制度,兼顾公司投融资效率和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