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资本制度下公司董事不当发行股份的规制考量

公司授权资本制度包含公司资本与公司治理制度内容,兼具经济功能和治理功能。授权资本制度赋予董事股份发行权限,实践中往往产生以稀释特定股东的持股比例并巩固董事对公司管理控制权为目的的发行股份、突破股东平等原则发行具有歧视性质的新股,以及违反程序性规定发行股份等董事不当发行股份行为。故立法须妥善考量公司董事不当发行股份的有效规制。应该从公司治理视角化解股东过度授权和董事不当行权问题,合理配置董事发行股份权限;从利益衡平视角为因董事不当发行股份行为而遭受利益损害的股东提供适当救济;从安全与效率视角系统规制董事不当发行股份行为,健全信息披露以及内外部监督等相关配套制度,兼顾公司投融资效率和交易安全。

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侵权风险与法律应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数据的来源、使用和输出均有一定的不可控性,故其在训练中的各个环节和不同阶段均存在侵权风险。传统法律制度中的法定许可、强制许可无法适用于大规模训练数据获取和使用情形,合理使用条款虽涉及特定情形下的责任豁免例外,但并未对训练数据行为本身进行有效规制。“三步检验法”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各要素的具体认定标准和裁量规则。域外“转化性使用”标准虽可资借鉴,但其标准的具体考量因素亟待甄别。有必要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体系及其配套措施,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保障版权人的合法权利,进而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论独立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之优化——基于260家上市公司年报的实证研究

独立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核心问题是,一方面过分依赖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结果,径直认定独立董事需承担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虚假陈述损害后果过分高于独立董事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尚无适当的责任减免规则。原因在于,现有规则错误地将独立董事定位为“全能型董事”。基于实证研究,我国应当塑造“监督型独立董事”,并构建与监督角色相契合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规则。在责任认定上,以勤勉义务为基础差异化判断独立董事损害行为,科学计算虚假陈述损害后果,采“相当性”原则认定独立董事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并优化无过错抗辩事由。在责任承担上,强制上市公司为独立董事购买责任险,使其覆盖独立董事轻微过错时的赔偿责任;在独立董事具有一般过错时应承担“差额倍数上限”赔偿责任;而在独立董事具有故意、重大过失时不能享受责任减免。

股东权利行使基本问题规范研究

2005年《公司法》修订,股东权利始成为法律概念,但学界研究不足。股东权利从理论上可以被尝试性地定义为公司股东对公司依照法律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公司法上的民事权利,股东权利行使则可以被尝试性地定义为公司股东为实现股东权利而依照股东权利内容和范围实施的民事行为。类型化股东权利行使是深入研究公司制度的基础,可以探索性地类型化股东权利行使为股东权利直接行使和股东权利间接行使等不同种类。据此,在公司法上规定股东权利直接行使、股东权利间接行使等内容,界定公司组织机构等制度,增加公司法规范的可操作性。

直播平台内观众与主播间法律关系的性质研究

直播打赏关系的性质界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纠纷预防具有重大意义。直播打赏关系中虚拟货币的转移作为实质上的财产转移值得法律评价和规范,该关系完全符合合同成立的要件,应被认定为独立的合同关系。直播打赏基本运行模式为“非强制性付费”商业模式,基于对主播与观众之间真实意思表示的尊重,直播打赏合同不宜被认定为赠与合同,而应是网络服务合同。相较于平台和观众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直播打赏网络服务合同在格式、主体、权利义务、履行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可以考虑引入打赏冷静期作为配套措施,但在其具体规则的设计上应注重规制消费者的“恶意反悔”。同时,直播平台作为网络服务交易平台提供者,在不能提供主播的有效联系方式时,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承担对消费者的先行赔偿责任,以辅助相关纠纷的妥善化解。

海外代购电商经营中商标侵权法律风险防范

海外代购电商作为跨境电商的一种主要运作模式,推动我国跨境进口电商交易额迅速增长。近年来,海外代购电商的商标侵权纠纷频发。海外代购电商是在传统代购的基础上不断演化发展而来的,其在交易主体、交易模式和法律关系性质方面与传统代购存在着本质区别;传统代购的法律关系是有偿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海外代购电商的法律关系性质需要根据不同交易模式进行分析判断。在有偿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中,海外代购电商经营者作为受托人无须承担卖方责任;而在合同法律关系中,作为出让方的海外代购电商经营者以及电商交易服务提供商,可能面临商标侵权法律风险。海外代购电商的商标侵权行为认定及法律风险防范主要从海外代购电商经营者和电商交易平台服务提供商的角度进行探讨。

PPP风险规制的立法完善研究

PPP作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新模式,根本目标是通过公私合作来保障普遍性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持续供给。合作共赢是双方共同的价值取向。PPP风险规制的立法应当紧紧围绕PPP实施过程中的风险节点,确定立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PPP风险规制的立法完善应当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依法配置规制PPP风险的立法权,并重点建立健全政府特许经营法律制度,完善政府对PPP项目的风险监管。实现立法创新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创新PPP风险规制的具体机制,实行风险的公平合理配置,从而预防和化解可能产生的PPP风险,推动PPP更好更多地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大福祉。

有限公司中夫妻股权单方处分的效力认定及其救济

夫妻股权单方处分问题的核心在于平衡交易安全与婚姻财产安全保护之价值冲突。夫妻股权共有应当限于对股权权属的共有。股权处分权行使主体的认定在公司法或婚姻家庭法下会产生不同的适用结果,为完成两者之间的衔接,需以夫妻共同财产管理权规则作为制度工具,基于对《民法典》第1060条和1062条的解释重构,建立起以共同管理为原则,各方单独管理和推定一方单独管理为例外的管理权规则。显名方单方处分夫妻股权原则上应被推定为显名方单独管理而构成有权处分,但需受到善意相对人要件的限制。相对人明知显名方无权单独处分或与显名方恶意串通的,以及显名方以不合理的低价或无偿处分股权的,处分行为皆属无效。隐名方对于显名方滥用其推定管理权的单方处分行为,可通过婚内或离婚时的共同财产分割以及侵权制度进行救济。

赋能新质生产力:数据要素资产化的法律配置

数据要素资产化是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前提。数据要素具备虚拟替代性、多元共享性、跨界融合性,其转变为数据资产的关键在于,能被拥有或控制、很可能带来经济利益以及能够得到可靠计量。在此基础上,数据资产可以培养新质劳动力、孕育新质劳动对象、催生新质劳动资料,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质态。当前数据要素在资产化进程中,面临着权属界定不明确、安全保障不充足、会计确认不清晰、合规审查不完备之现实困境,阻碍数据资产乘积效应的发挥。故而,应立足于实际,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从“赋权”向“行为”转变,调整数据资产权益分配模式;完善数据资产保护体系,优化隐私数据评估机制;细化数据资产的价值计量与列示披露标准;基于数据来源与利用层面,改进数据资产合规审查机制。以此确保数据要素资产化在国家经济转型中发挥正向驱动作用,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保理合同的法律适用及完善路径——以现代商法思维运用为视角

在界定现代商法思维基础上,对保理合同的金融商事属性作了辨识分析,并结合《民法典》保理合同的制度创新及实施问题,提出中国特色民商合一体例下应尊重保理业特殊规范性,运用现代商法思维予以解释论和立法论路径的进阶完善:针对保理合同适用主体、票据债权可否为保理标的、“将有债权”认定标准、保理融资利息/服务费等提出了商法解释论路径的解决之道;针对无保理商资质要求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提出通过典外立法(特别商事单行条例)对保理商的金融主体属性、业务监管予以立法跟进,促其有良法可依,以更好防控风险、合规运作、稳定交易预期。

代持股权不得强制执行原则的规范构造

代持股权能否强制执行的核心争议是代持关系的定性。委托说与公司法相悖,导致能否强制执行股权存在评价矛盾。股权代持符合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财产权的要件,应解释为意定信托。根据信托法解释论,实际出资人在显名前不是股东或普通债权人,而是受益人,信托说能够融贯解释股权代持的内外部关系。比较法和利益衡量表明,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优先性符合受益权的独特构造和效率标准。信赖法理和借贷经验也表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通常不会因信赖权利外观而授信,不具备信赖推定的规范与事实基础。法院应适用《信托法》第17条明确代持股权不得强制执行的原则。该原则有两项例外:名义股东的债权人证明其因信赖权利外观而授信或受让债权;股权代持违反法律或公共利益。

商业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私权构建与实现

商业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私权建构是算法私人治理中的关键一环,个体赋权的核心在于保护“人”在技术威胁中的主体地位。算法权利能够保护决策相对人的正当利益,捍卫人的独立性与自治,其为概念标准之满足;具体的算法权利或被明文规定于法规中,或可用权利推定的方法从基础权利中派生出,并具有实现可能性,其为实证标准之满足。用“权利束”作为分析权利的实用主义方法,算法权利可被视为决策相对人享有的一系列旨在增强个体抵御算法风险能力的权利类型,具有开放特征和规范弹性。然而,权利理论若向实践转化,需借助算法“权利束”中各个权利的制度化实现,从算法知情权、算法解释权和算法决策拒绝权出发,构建权利实现路径。

论国家出资公司“集团治理特殊性”的分类裁判规则

国家出资公司集团中部分子公司经营决策受集团母公司统一控制,与强调子公司意志独立的现行法规范出现冲突。但有的国家出资公司为实现公共利益,遵循母公司统一控制具有必要性,部分司法裁判以社会科学形式认可了该类集团治理特殊性,引致较多类案不同判情形。对此,明确公共利益作用场域成为厘清国家出资公司“集团治理特殊性”司法适用的前提,而分类改革政策区分市场竞争、公共利益作用场域的特点与该前提相契合。“集团治理特殊性”裁判规则在市场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分类适用如下:商业一类应当恪守竞争中性原则,与私营企业法律适用保持一致,排除特殊性规则适用;公益类豁免适用竞争中性原则,认可其集团治理因政策差异存在特殊性;商业二类分离出“特殊业务”,仅认可该类业务治理特殊性。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失权法律研究

股东失权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版)引入的制度,有必要将其和股东除名制度进行区分,不能认为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否定其研究价值。本文从股东失权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程序和法律效果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并分析,在立足我国公司法制度的法律基础上,适当地对德国法上的相关制度进行法律移植,并结合实务中案例对该制度相关内容的认定以及学者们对该制度的诸多见解中分析目前制度存在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商品房限购政策的经济法理基础与实施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经济法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了商品房限购政策的法理基础及其在实际实施中的问题。研究揭示了限购政策在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打击投机炒房行为以及保障居民基本住房需求方面的重要性。尽管限购政策在调控市场和遏制投机行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地方政府权力来源不明确、法律依据不足及政策灵活性和适应性不够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规范限购令的制定程序、多方位定位房市投机行为及完善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具体建议,以期为进一步优化限购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手产品网络交易规范问题研究——以ACG周边产品为例

随着二手市场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产生碰撞,可分为C2C模式和C2B2C模式的二手网络交易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在这种法律关系下,需要确定认定经营行为的标准以及规范保证金条款,同时也要进行一定的商法与民法的交叉适用;另一方面,通过对博弈论视角下C2C模式与C2B2C模式的比较,并构造重复博弈的触发策略,来给买方与平台一些具体的建议。

公序良俗在我国金融领域的司法适用

近年来公序良俗在金融案件中适用增加,问题也随之凸显。包括以金融领域内规范性文件确定违背公序良俗导致不公平、对公序良俗内涵的理解错误、对违背公序良俗的构成要件判断错误。以金融领域内规范性文件确定违背公序良俗虽可能导致不公平,但基于公序良俗原则本身的开放性、作为裁判规则的相对确定性等特点,运用金融领域内规范性文件确定公序良俗有其正当性。公序良俗内涵的理解错误,主要是因为其本身内涵的不确定以及缺乏统一标准所造成。因此,需要先明确对被引用的金融规范性文件的标准,再充分论证金融规章的规定为金融领域的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构成要件判断错误产生主要归因于金融领域内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存在滞后性严重、修改周期长等,以及金融领域内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导致裁判者以金融领域内规范性文件作为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唯一要件。因此,需要明确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因素,同时结合比例原则,类型化适用公序良俗。

民法典视野下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基于对股权性质、变动模式和法律适用的分析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将善意取得制度引入了涉股权案件的司法审判,使我国股权的善意取得也有法可依,但股权能否适用善意取得以及具体应如何适用仍被不少学者质疑,其主要困境在于股权性质不明、股权变动模式存在争议、法律适用不清晰等。在后民法典时代,厘清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股权性质的明确,将股权流通性和物权流通性进行类比,结合民法典框架下股权变动模式的现实选择以及法律适用,对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进行补强论证,力图探寻股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

母子公司框架下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理论证成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通过扩大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范围的方式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了规定。侧面反映出我国对该制度引入的趋向性。但在母子公司运营模式已经常态化的今天,在法律层面上仍然缺乏与其匹配的制度,同样,在实务中也仍存在诸多法律适用的困境。因此,研究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理论和实务上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成为目前争议焦点为背景,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本土化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期待从制度层面上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个人破产中债权可免责性的类型化构建——以社会风险分配为分析视角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构建不仅涉及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概括性债务清理,更是一次对违约风险的社会性再分配,会产生社会整体经济层面上的事前效应。就具体规范构建而言,应采用一般破产主义以实现对于所有自然人的平等保护。然而,出于实质正义与社会效率上的考量,应根据债权债务关系的固有属性进行分类、根据债务运行以及危机救助的基本规律提供不同的救助免责体系,依据社会风险分担理论,将债务违约风险交由能以最小成本预防的一方承担,以促进社会效率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