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与破解

刑事跨境电子数据获取是治理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环节。我国现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取证制度难以实现对境外电子数据便捷、高效获取的目的,而单边跨境远程取证制度和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制度又易产生司法主权方面的争议。国际上对构建何种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制度形成了“数据存储地”和“数据控制者”两种模式。从维护本国数据主权的国家利益出发,我国应采用“数据存储地”模式,从四个方面完善刑事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制度。一是简化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取证制度,实现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便捷、高效;二是在比例原则下借由“危难或危急情况”“权利人授权的行为”“存储地不明”三种例外情况的取证路径,灵活开展单边跨境远程取证;三是以保存加协助的方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四是依法认可非官方提供的电子数据。

刑事证明中的预测性算法证据研究

预测性算法证据是由算法将个案与类罪行为模型对比后导出的异常行为数据,可以预测并提示潜在的犯罪风险,通常作为侦查线索适用。但实证考察发现,其亦作为指控证据使用并对法官定罪心证产生影响,同时存在法律资格不明、审查方式混乱无序等问题。预测性算法证据本质上属于裸统计证据,与待证事实的相关性较弱,推理链条不牢固,若直接将其作为定案证据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为了平衡预测性算法证据在刑事证明中适用的积极价值与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在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探讨预测性算法证据的证据准入资格、定案证据资格审查以及证明机制构建等问题,以形成科学合理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审查规则;另一方面,从侦查重心主义视角出发,明确侦查机关对预测性算法证据的初步审查和随案移送等义务,以及对全案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保障实体真实。

论证据种类的划分标准——以视听资料的概念界定为讨论范例

视听资料被确立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已将近30年,但带给司法实践的困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我国法律赋予视听资料独立证据地位的合理根据是什么,这一问题必然涉及证据种类的划分标准问题,通说所认为的以"证据的存在方式"为划分标准并不妥当,而应当是"与证据的存在方式紧密结合的证明机理"。只有这一标准能够合理的解释我国赋予视听资料独立证据地位的立法意旨,同时能够较好的界定视听资料的概念,便于和其他证据相区别。

初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图像证据

在日常生活和刑事侦查、刑事审判中,电子形式的图像证据已经成为主流。在刑事诉讼中,应对这种与传统图像证据截然不同的证据形态,需要从证据规则、证明过程等角度进行新的探索。电子图像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认定,具有鲜明的技术特征,为证据规则和刑事证明的理论提供了新鲜的内容。

证据制度国际性准则与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

证据制度国际性准则是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及有关国际性组织根据法治国家国内立法和国际公认的一些人权保障原则确定的,刑事司法中证据制度设计和运行应当遵循的最低限度规则。这些规则是无罪推定原则、证明责任、取证手段文明化、人道化、司法令状规则、证据排除规则。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理论上概括为“实事求是” 的证据制度。但立法对证据的规定很少,没有系统的证据规则,实践中随意性较大。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证明责任分配不合理,其改革应着重在法治理念下,注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充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困局与完善路径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基本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1条对此进行了规定,包括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是由于立法对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不明、相应的操作性规范缺位、律师执业保障不足、社会认识偏差等一系列原因,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遭遇制度和实践的双重困境。我国应当充分认识到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特殊意义,加快完善律师的执业保障机制,明确规定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及其范围和方式,进一步规范律师刑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机制。

杜培武案的证据学思考

举国震惊的杜培武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该案随着对肇事者的处理已尘埃落定 ,但该案蕴含着丰富的证据学内容却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 :测谎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 ?有没有医治刑讯逼供的良方 ?警察能否出庭作证 ?被告人翻供之后程序应如何进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由谁来承担 ?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证据开示是对抗制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程序 ,我国在借鉴对抗制刑事诉讼的一些做法后 ,应当建立证据开示程序 ,建议设立刑事预审法庭 。

刑事法官视角下测谎证据的审查与采信--以2010~2018年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

测谎意见作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广泛适用,但在刑事诉讼中长期处于有效但无证据资格的尴尬地位。对2010~2018年刑事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表明诉讼双方特别是辩护方对测谎的认可程度和申请数量正迅速提升。少数法官采信测谎证据并在文书中说明理由;多数法官认定或排除测谎证据时态度模糊。近半数测谎由侦查机关依职权实施,且未向法庭提交书面报告或意见。未经法庭质证的测谎证据,在刑事司法中处于隐性适用状态,不利于测谎技术的发展和当事人权利的保护。测谎的证明对象是犯罪事实,而非证据事实。测谎意见作为鉴定意见具有科学性,但亟需规范适用条件和程序,并接受法庭质证。

论我国打击有组织犯罪中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缺乏保护证人的专门性规定,证人保护制度在保护证人的机构、对象、内容和手段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强化证人保护制度,既是我国打击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的现实需要,又是贯彻《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要求的必然选择。对此,我们应以《公约》的规定为指导,借鉴典型国家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从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建立证人保护专项基金、适当扩大证人保护的对象范围、完善证人保护的程序与措施四方面着手,完善我国打击有组织犯罪证人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见证人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中见证人的资格、权利、义务、责任,及其法律地位等均缺乏明确、系统的规定。侦查实践中见证人制度流于形式,究其原因在于立法与对刑事诉讼中见证人制度的功能认识模糊,定位不清,以致实践中对之重视不够。在"完善见证人制度"的目标要求下,有必要明确刑事诉讼中见证人制度的功能定位,以及见证人的诉讼参与人地位。

香港毒品犯罪调查的证据运用——与香港缉毒警察的对话

香港警察根据当时环境确认嫌疑人拥有毒品,《危险药物条例》中允许推定,参加办案警察要出庭作证,并采用污点证人制度。

论刑事拒绝作证特权中的利益衡量

拒绝作证作为一项特权，是在刑事诉讼中查明案情、追求实体真实的需要和另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益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法律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利益协调。本文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拒绝作证恃权中的这种利益冲突与协调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作了初步的探讨。

DNA样本强制采集与隐私权保护

DNA包含决定人体生理、病理特征,甚至行为特征的全部遗传密码,DNA信息被视为人的"终极身份证"。随着世界许多国家相继建立和发展DNA数据库,DNA样本与隐私权保护问题备受关注。为取得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平衡,西方国家均先立法后建库,对DNA强制采样的对象与程序、DNA样本的保留与销毁做出明确的规定,并通过不断修改立法以适应DNA数据库的发展。我国DNA数据库正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应尽快对DNA样本强制采集的对象、程序及样本保留、销毁等问题进行立法规制,以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

对被告人家属妨害作证问题的思考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家属私自介入刑事诉讼,妨害作证现象日益突出,其原因则有刑事处罚、量刑幅度、妨害成本、侦查技术、证据采信、法律服务等多方面的因素,并涉及到法律信仰和法律权威等深层次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强化对被告人家属妨害作证行为的甄别和处罚,加强对此问题的规制,以维护法律尊严、确保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从宪法权利保护的视角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移植这个完全泊来品的过程之中,其负载的许多理念性问题使得该规则在中国产生一些水土不服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比如,确立该规则是否会束缚住侦查机关的手脚,导致刑事司法机制惩罚犯罪目标的落空。也就是说,社会环境的不同、法律文化的差异使得我们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如何使得泊来品尽快"本土化",进而产生我们预期中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对此,从文化历史背景探讨在宪法权利视角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显得颇为重要。

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国际刑事证据规则之比较及其现实启示

国际刑事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在模式、证据种类、证据的收集和披露、证据的采纳和评价、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但其基本内涵对我国改进完善刑事证据立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鉴价值。我国可在刑事证据立法的方向上借鉴国际刑事证据规则,即确立在证据采纳和评价上的自由原则和证据收集、出示和质证上的对抗式模式,具体制度上可借鉴证据种类、书面证言的采纳规则、证人保护措施等制度。

论刑事电子证据保管链的建构

随着信息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电子证据大量涌现,这导致刑事电子证据保管链日渐具备实际价值。设置刑事电子证据保管链的必要性在于信息社会电子证据运用范围越发广泛,构建系统的刑事电子证据保管链能有效保证信息社会刑事诉讼公正。对刑事电子证据保管链的具体建构设计,可以由明确电子证据保管链长度、明确电子证据保管链的证明要求、明确鉴定人范围与判断结论采纳标准三环节展开。

附带监听资料之证据能力分析

附带监听所获资料究竟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即其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尚未定论。以监听的基本原则衡量各附带监听类型所获资料之证据能力,同时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进行价值权衡,同一对象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与不同对象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所获资料具有证据能力,但事后必须补签附带监听许可令状,同一对象不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与不同对象不可监听的附带监听所获资料不具有证据能力。

刑事错案:构成要件外情节认定失误分析——以S市某区二审、再审改判案件为样本

司法实践中,犯罪人前科及自首、立功等在犯罪构成要件情节外却影响其刑罚裁量的情节存在着被忽视的风险。通过对S市某区法院近五年的二审、再审改判案件的分析,可以发现该类问题已经成为导致刑事案件误判的重要因素。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司法机关的传统观念及惯性思维密不可分,更反映出相关证据收集、监督、审核和认定制度的缺失与不足。为此,应当树立客观义务的司法理念,并建立和完善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通过引导监督制度和附卷移送制度规范侦查取证活动。对审判人员而言,则更应当强化调查核实能力、明确证据审查标准,把好证据认定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