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理涉诉信访治理中适用听证制度的路径思考——基于H省L市法院信访案件处理的实证分析

无理涉诉信访是当前困扰各级法院的重大难题,它具有信访层级向上偏好、线上途径占比较高、重复访现象普遍、信访终结难度大等特征,并在实践中主要呈现谋利型、偏执型和复合型三种典型形态。无理涉诉信访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浪费社会资源、破坏诚信体系,必须在法治轨道内进行治理。在涉诉信访治理中适用听证制度具有特殊法治意义,它有助于保障当事人理性表达、促进信息公开、形成认知共识,进而实现程序正义。现阶段存在听证制度适用标准不明确、适用程序不规范、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应明确听证制度的启用标准、优化听证的重点环节、深化听证结果运用,强化无理信访惩戒等配套制度,从而提升无理涉诉信访处理的效能和法治化水平,促进信访治理现代化。

行政诉讼中公序良俗原则之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边界具有模糊性。通过NVivo质性分析可得出,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件数量增加,案件类型的范围显著扩张。对法院、原告与被告就该原则的判断标准或描述性方式及其裁判文书中位置梳理可得出,不同法官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不同,当事人对该原则也有不同的理解。公序良俗原则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成因,一是法院对该原则的论述理由不具有说服力,应适当考虑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描述性方式,并对此予以适当回应;二是法官缺乏将原则具体化的思维工具,宜通过“比附”和“还原”方式厘清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边界,进而搭建起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及其新规则的路径。

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的反思与优化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63条首次在国家立法层面专门规定了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该规定对于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维护不特定主体无障碍权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反思与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通过研究发现,要正确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维护不特定主体无障碍权益的目的,应以《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为依据,在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领域优先适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63条的规定,并通过科学界定违法行为的范围,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民事公益诉权,确立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优先、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补充的诉讼顺位以及明确检察建议的类型与制发对象等方式,全面优化我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

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标准判断——以安全生产领域案件为考察对象

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社会各界对检察院在安全生产领域提起公益诉讼的重点关注。对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行政机关履职审查基准进行专门研究具有必要性,如何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是当前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公认的难题,当前多以“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和“复合标准”进行讨论。鉴于安全生产事故的严重危害性,在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履行职责时,应重点从其客观上是否阻碍危害结果发生或是否遏制潜在危害源的视角出发,从其是否调尽行政资源方面进行审查,以此构建修正“行为-结果”判断标准,结合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法律本质、宗旨及功能,不断改进完善行政机关整体履行职责的判断基准。

健全行政复议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行政复议体制机制”。2024年1月1日,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正式实施。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机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法治政府的形象和效能。然而,目前我国行政复议体制机制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行政复议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因此,要深入分析当前我国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

诉源治理语境下对规范性文件的检察监督——以生效行政裁判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原告一并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的立法目的,在于从源头和行政行为依据上避免违法行为、解决行政争议。规范性文件检察监督既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检察机关作为“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的职责所在。规范性文件检察监督,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启动,也可以依职权发现启动。人民法院合法性认定错误是否属于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范围,需要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判定: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认定错误,导致“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按照监督规则应当提请抗诉,也可考虑以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在适用《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97条时,则需要从立法体制和备案审查制度发展的角度全面检视、理解、把握。

行政诉讼的二审裁判及其具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评注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是有关二审裁判的规定,其相较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做了较大修改与完善。二审裁判根据其针对的是一审判决还是裁定区分为两类,前者的裁判类型包括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发回重审以及作为例外的裁定驳回起诉;而后者的裁判类型则包括维持和撤销变更原裁定两类。二审裁判的适用标准关联二审的审查方式和审查范围,同样参考了提高二审监督能力的现实考虑。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虽未明确写入《行政诉讼法》中,但其不仅适用于变更判决,同样适用于二审裁判。二审裁判具有终局效果,但其既判力的拘束程度又取决于再审事由的判断,取决于实质正义与法安定性的价值权衡。

行政规划行为可诉性的类型化研究——以“湛江喜强公司案”为分析中心

行政规划是现代行政职权行使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断行政规划是否可诉时主要借助普遍约束性、实际影响两种标准。对此,应当首先厘清行政规划的法律性质,并将其定位为与行政行为并列的新型行政活动方式。对“湛江喜强公司案”裁判理由及其他类案的分析表明,在行政规划可诉性问题的把握上,法院业已形成了行政过程论、成熟性原则以及救济实效性三重思考路径,并辅以对象具体特定性、内容权利限制性和效果直接明确性三项构成要件,这为司法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行政规划案件提供了较为统一的裁判尺度。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规划进行类型化分析,有助于权利保护和纠纷解决。

浅析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展

为适应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趋势,有必要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展进行审视。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展应有效监督行政权、维护制度公益、维护行政客观法秩序,目前其在拓展过程中存在具有主观性、呈现无序性、带有片面性等现实不足,应通过多种路径予以完善,具体包括:监督检察机关并发挥审判机关应有作用,克服拓展主观性;由碎片式拓展转向兜底条款设计,明确拓展方向;发展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提升拓展格局。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功能定位和制度设想

目前,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对行政争议诉前调解进行了探讨,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机制上,当下的调解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功能上看,它是行政诉讼繁简分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国范围内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实现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平衡,也是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一种有效手段。就调解机制的构思而言,应从调解的主体、纠纷的适用范围和启动方式三个方面入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应考虑到诉前调解与司法确认、诉讼程序的衔接等问题,以期达到诉源治理与实质解决纠纷的目的。

行政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的困境及功能优化

行政复议法规定了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呈现出当事人申请意愿低、复议机关抵触情绪大、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效果差等诸多问题。上述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包括审查主体定位不当、审查标准与行政诉讼趋同、审查机制与审查后果不匹配等,而根本原因则在于该制度的功能定位偏离了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定位。根据行政复议法,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的首要功能是预防和纠正不合法、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而不是辅助行政争议的解决;同时,该制度还需兼顾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目标。这与行政诉讼中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以及备案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存在明显差异。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的功能应当与复议制度的整体功能保持协同。以此为指引,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主体应被限缩解释为对规范性文件有监督权的上级机关,审查标准应被扩张解释为广义合法性审查标准,审查程序应在考虑有效监督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作平衡性设计。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基本定位、制定义务与适用逻辑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权自我规制的基本方法,基于其控制裁量权的功能性作用以及具“规范”外观,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权力行使的直接依据。在同时满足合法性的实体要件与司法审查的程序要件时,裁量基准也是行政审判的“认知渊源”。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负有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选择性义务”,即“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制定裁量基准,但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不制定。”而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同时应秉持“严格适用为原则,偏离适用为例外”的态度。

论行政复议的适当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是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被申请行政行为的两个审查标准。适当性审查与行政诉讼合理性审查表述不同但内容一致。合法性审查是形式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是实质合法性审查,因此,适当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构成了一种从“从形式违法到实质违法”的双阶审查方法。在形式合法性已经确认的前提下,针对被申请行政行为的内容,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从合目的性、结果可接受性和利益权衡三个面向作适当性审查。

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运用

2023年《行政复议法》修改的重要内容即构建了以变更决定为核心的行政复议决定体系。这一修改更加贴切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行政复议也能够进一步避免程序空转,真正发挥出解决行政纠纷的“主渠道”作用。但是,抽象而出的规则面对复杂具体的个案,仍会存在诸多理解和适用上的不确定性,有必要对新法中的变更决定条款作出解释,进一步细化其实践运用。具体而言,在事证明确类案件中,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基于两种理由作出变更决定,一是适用依据正确,但是行政行为内容不适当,包括明显不当和一般意义上的“不适当”,以是否具有规则性条款或者裁量基准,建立双重审查标准体系;二是未正确适用依据,包括违法和不当适用依据的情形。在事证瑕疵类案件中,行政机关原则上适用变更决定,但事实认定过程对专业性要求高以及案件事实疑难复杂的情形,可以适用撤销决定。

自然单一行为的处断处罚及其法定化——李某诉乙地公安机关案判解

乙地公安机关对连续五日违法停车的自然单一行为处断为两个违法行为加以处罚,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法院据以支持的法理是,一事不再罚原则中的“一事”系法律单一行为,自然单一行为只有通过法律评价才能确定是否属于法律单一行为,才能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当自然单一行为被处以一次处罚违反过罚相当原则时有必要予以处断,处断的要件事实包括时间、距离、新的违法故意、查处行为或处罚决定等情形。行政机关可以运用要件裁量实施处断处罚,裁量处断应受处断要件事实和比例原则的约束。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裁量处断并处罚有违行政处罚的处罚法定原则。但自然单一行为的处断处罚、构成要件及其裁量限制在某些领域确有必要,可以作为今后法律修改或立法的参考。

行政执法视角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设定——对美国环境公民诉讼时效的借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法诉讼,有别于民事私益诉讼,然而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在理论探讨与司法实践中仍沿用民事诉讼时效的框架或规定,无助于解决该制度面临的困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为解决行政失灵应运而生,应回归到公法制度下考察。本文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之间的制度架构共通,救济手段可相互替代,同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与环保署执法行动间的关系类似。因此,可考察和借鉴美国环境公民诉讼适用行政执法时效的制度规范与实践,通过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的考量,证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行政处罚时效的优越性,并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性和行政处罚时效的规定,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的期间长度、起算点、终止以及延长规则。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规范行使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行政机关享有基于优益权的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行政机关依据公共利益优先、平衡公私利益及契约精神等理念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文章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发现了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依据不清晰、程序适用不规范、赔偿补偿标准不明确、与民事合同的变更解除区分不明确等问题,指出须明晰权力行使依据,规范行使程序,明确补偿方式及标准,区分单方变更解除权与民事变更解除。

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从技术嵌入到制度融合

在数字法治的命题下,数字检察旨在赋能法律监督,解决其“权”与“能”的不匹配问题。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并非仅是数字技术的援用和辅助,乃是技术与制度、组织的结构性碰撞。数字技术在嵌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最初表现为技术对制度层面的程序步骤和监督方式进行逻辑修正,前者表现为将发现、调查核实以及诉前程序(检察建议)统合在同一逻辑层面,后者则指向于以数字画像拓展案件范围,监督视角可深入行政裁量,也投入数字空间。随着互动的逐级演进和议题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置身于“许可网络”,数字信息与技术成本抵消治理效能,数字思维超越法律立场等问题开始涌现。因之,需要在组织层面予以回应,在不改变原本组织单元的情形下,对数字技术做新的理解、安排、保障,主要包括实施数据过程集成模式,借助数字技术深入介入“行政乱作为”,推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融通共享,从而实现技术与制度充分融合。

论行政复议在化解税务行政争议中的主渠道作用

实质化解税务行政争议有利于和谐税收征纳关系、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相比于税务行政诉讼,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的税收专业性更强、审理权限更大、审理范围更广。但因部分纳税人难以按税务机关的要求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无法取得行政复议权,导致中国税务行政案件不多。`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的分散导致专业化税务行政复议人才队伍的建设存在困难,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的公正性、独立性等受到质疑。无条件赋予纳税人行政复议权,集中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等措施将有利于充分发挥税务行政复议化解税务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论“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反思与优化

负有环境资源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对其生效的行政决定怠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无果的情形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于法有据”,但司法实践案例中呈现出的“诉讼的耗时性与环境公益保护的紧迫性存在冲突”“检察机关的胜诉对生效行政决定的执行仅有间接影响”以及“挤占虚耗司法资源”等问题却一再表明,对“怠于申请非诉执行的行为”不加区分地提起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欠缺合理性。“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泛化适用,既是对检察机关“全链条式”监督理念的误用,也是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有限监督原则”的违背,还与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理论”存在冲突,建议将“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区分为履行职责类诉讼与确认违法类诉讼,对于前者国家可通过立法直接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执行申请权的方式予以“赋权替代”,对于后者检察机关可通过提起确认违法类诉讼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主管部门怠于履职行为的违法性予以“宣示”,实现“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分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