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事司法标准供给的理论阐释与制度构建——以涉外海事审判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为视角

在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工作中,制度型开放成为核心任务,而服务保障海事领域内的制度型开放成为我国涉外海事审判工作的职责使命。本文立足制度型开放对我国涉外海事审判工作的新要求,在检视现阶段我国涉外海事审判实践、分析掣肘其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海事司法标准供给制度。该制度依托国际习惯的国际法渊源理论、习惯的经验主义归纳需求以及司法裁判的公共产品属性,通过从“司法案例到裁判规则、合同规则、商业实践、商事习惯”的四重优势转化,在实现国内规则国际化和提升我国制度性话语权的同时,为我国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和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指引。在具体制度构建方面,需配套以司法裁判规则为支撑、国际海事规则为补充、例证解读为保障、市场经济规则为基础的四层规则体系;同时结合客观实际,对形成的规则可择以“推荐级、指导级、参考级”的形式分级推广。

尽快设立国家知识产权法院 助力中国创新发展

知识产权是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要素,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和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3》显示,当前我国保障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日趋完善。

海事法院集中管辖航空案件的路径构建——以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为视角

航空案件(1)专业性较强,传统管辖模式无法保障案件办理效果,当前对航空案件集中管辖的探索存在合法性不足、诉讼便利性减弱等问题,原因在于制度设计偏离其功能定位。集中管辖有利于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提高治理效能、优化司法资源,应当厘清管辖制度的功能定位,从诉讼经济、司法效能等维度设计其运行框架。海口海事法院(以下简称海事法院)在专业化审判、跨区域管辖及政策支持等层面具有集中管辖该类案件的可行性。据此,从集中管辖的顶层设计、案件范围、配套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构建路径。

服务国家战略视角下海事派出法庭职能的类型化构建

海事法院派出法庭服务国家战略的职能日益凸显。然而,囿于“全类型”审判职能的路径依赖,海事派出法庭的同质化管理与国家战略的异质化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导致职能模糊和退化。从空间属性出发,派出法庭的职能变迁与两便原则从耦合到脱耦,最终依靠空间优势转向审判和服务国家战略。按照履行时是否具有空间优势为标准,可以将派出法庭职能分为具有空间优势的职能和不具有空间优势的职能,前者包括海事保全、基层治理与风险防控、自贸区制度创新保障和海洋环境保护职能。派出法庭应主要审理其优势职能案件,并在职能类型化基础上,按照组织逻辑、个体逻辑确定共性规则,并分别制定四项具体职能履行所对应的个性规则。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知识产权法院现代化建设——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实践与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近十年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专门法院建设的相关部署要求,坚持专业立院,不断推进审判机制改革,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能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深化对外交流,在知识产权法院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实践与探索。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审判应当进一步转变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加注重保护规则的国际化,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以更加优质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赋能,为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知识产权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城市层面系统性评估了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显著促进了该地区的企业创新,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通过提升该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来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丰富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创新、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供参考。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基于南京知识产权法庭案件的实证分析

随着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高和计算机软件行业的高速发展,近年来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维权诉讼大量增加。与此同时,企业在维权以及法院在审理中,涉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认定难点也愈加凸显:如权利基础如何审查,侵权主体如何明确,侵权证据及侵权判定的标准是什么。为有效准确地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进行保护,本文根据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案例,从权利基础确定、侵权证据取得、侵权事实认定等方面,对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难点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海事强制令法定条件与反担保关联问题研究

海事强制令是一项重要的海事诉讼法律制度,对保护海事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海事强制令的法定构成要件作为制度的核心内容,实践中要严格把握适用标准的尺度,须在申请人最终获得救济的效果与被申请人在终局判决前免受不当限制之间求得平衡。在海事强制的令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责令请求人提供反担保,以作为被请求人牺牲利益的保障,但反担保不能超越法定要件成为影响司法实践的主要因素,要防止通过担保的严格审查来淡化对海事强制令法定条件的审查。

金融法院的运行状况与法理审视

2018年上海金融法院率先登场,2021年北京金融随后设立,2022年成渝金融法院也挂牌亮相。对于金融法院法律性质,按照由浅入深的认识路径,可概括为递进的三个层次:属于人民法院体系,与普通法院相对称的专门法院,与传统专门法院有着明显区别的新型专门法院。金融法院的设立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题中之义,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金融法院的设立与运行,在司法制度、利益选择、审判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金融法院的健康发展,需要采取改善金融审判体制,保持客观公正立场,提升法官审判能力等方案。

互联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实践样态与功能实现

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大势所趋,它与建设网络强国、法治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内涵一致。在法院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彰显互联网法院的核心价值,应强化其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之功能定位。目前,互联网法院在探索民事领域诉讼规则方面已有较多尝试,但在行政诉讼领域,却鲜见涉网案件诉讼规则的创制。部分涉网行政案件属于互联网法院受案范围,但由于司法解释列举的范围有限,司法实践呈现出实质审理案件少、案件类型单一化、上诉率高、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样态,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互联网法院在探索涉网行政案件诉讼规则方面的成效。从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层面分析,未来应进一步扩大互联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范围,完善相关配套体制机制,并赋予行政相对人程序选择权以跨越其与行政机关间可能存在的数字鸿沟,以进一步实现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

最高人民法院海事海商审判综述(2010年至2011年)

2010年2月1日至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南召开了全国第三次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精品战略的总体要求,今后审判指导要重点解决好实践中存在的"新"、"特"、"难"问题(新类型案件、特殊问题、疑难问题),进一步推进审判的规范化、统一化、精品化,提高涉外商事审判的社会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了规范和统一海事审判工作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27日发布《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自2010年9月15日起施行),于2011年5月4日发布《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关于构建有中国特色少年法院的思考

建立独立的少年法院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未成年人案件在法律适用、办案主体、社会影响等多方面特殊性的必然要求。在坚持法院专门化、职能专业化、机构综合化等原则的指导下,在符合条件的大城市中先期设立试点的专门少年法院体系,有利于为今后少年法院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设置积累宝贵经验。

论环境法庭的裁判程序

环境保护合议庭、环境保护审判庭、环境保护巡回法庭等形式的环境法庭的成立和运行对我国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环境法庭实行了民事、行政、刑事案件裁判的"三合一"。这种"三合一"不仅仅是对涉及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案件集中裁判,更主要的是对涉及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民事与刑事交叉案件进行统一审理。环境法庭要建立合理的案件管理程序,以确定每一类交叉案件的裁判程序,同时要建立诉讼和非诉讼的衔接机制。

互联网法院定位之回归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对社会各领域影响的深入,互联网法院作为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创新制度,自设立即引起世人的瞩目。然而,检索分析北京、广州与杭州互联网法院设立至今的全部裁判文书,不难发现,在对互联网法院诉讼便捷、司法高效过多渲染之下,却忽略了互联网法院审判发展的瓶颈,甚至淡漠了互联网法院应承担的专业化审判的司法责任。破解互联网法院审判受制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诉讼制度与程序规则困境的关键,在于以'网上案件'超越物理空间地域的本质特征为基础,走出互联网法院系集中管辖'网上案件'特殊法院的误区,使互联网法院回归审判专业性案件专门法院的定位。

环境审判制度初探

近年来,随着各地环境法庭、环境审判合议庭等相继成立,其在环境案件审理过程中遭遇相应的瓶颈制约,由此有关环境审判制度建构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司法实践部门乃至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了由此引发的争论焦点,并通过分析现代社会的特征、环境纠纷的特点,来阐述建立环境综合审判制度的重要性,并指出环境审判制度与一般审判制度相区别的主要特征,并对环境审判制度拟解决的若干问题进行思考。

赋予海事法院刑事审判权之正当性分析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海事法院缘起于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迅猛的远洋经贸以及附随其后的海事海商纠纷,海事法院成立之初只审理海商案件和海事行政案件,刑事案件始终没有纳入其管辖范围,导致我国对海上犯罪疏于刑罚制裁,海洋生态环境与海上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当下,依法治国、海洋强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战略都对海上法治环境提出更高标准的要求。因而,提升国家公权力对海洋的管控能力,建立民事、行政、刑事"三审合一"的海事审判格局,巩固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1已是大势所趋。

铁路运输司法机构存废论

铁路运输专门司法机构的司法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司法不公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表现不但在理念选择上片面强调国家利益甚至是企业利益,牺牲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而且行为方式上将行政权置于司法权之上,使国家司法行为蜕变为企业司法行为。由此带来诸多弊端并亟待消除。在改革的方式上,取消铁路运输法院是较为现实的选择。

涉海环境案件审判:现状与对策——基于近十八年418例涉海环境案件的分析

本文对近十八年中国法院受理的418例涉海环境案件进行了分析,对中国海事法院和其他各级法院为涉海环境审判工作专门化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由于涉海环境案件本身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综合性等特点,如果按照现有的模式去审理,就会割裂案件内部的关联性,降低审理效率。较之一般的环境案件,涉海环境案件对司法专门化有更为迫切和具体的需求,在实践层面也更具可操作性。中国海事法院、有关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考虑加快涉海环境案件审判专门化建设步伐。

论外国法查明责任的分配--兼涉外海事审判视角

基于不同的法理念,各国关于外国法查明责任的分配存在较大差异。我国有关外国法查明责任的分配不明确,致使我国涉外海事审判中的外国法律适用工作比较消极被动。基于公正效率原则、当事人处分原则、举证便利原则、司法资源合理配置原则等要求,我国应由当事人承担基础查明责任,但法官应例外地承担若干勤勉的查明责任。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的专门法院建设

我国专门法院是国家治理需要的产物,因治理结构调整而被改革。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专门法院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专门法院在特殊领域发挥着专项治理功能,是政策落实的有力工具。专门法院的中性(专才)优势有利于审判质量与效率双提升,有助于实现法律统一。多元化的专门化审判程序还能提高司法适应性。但地方法院利益驱动可能让专门法院建设盲目扩张,而政策导向与治理逻辑可能牵引专门法院审判偏离司法规律。未来专门法院建设应当以系统论为指导,找准专门法院在新型治理格局中的位置,防止专门法院地方化、行政化。专门化审判应遵循司法规律,着重发挥程序的作用,保障司法裁判的形式理性的同时又具有实质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