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辅助审判的潜在风险与防范路径

大数据辅助审判技术在提升审判质效、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应用该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样不应被忽视。大数据辅助审判在技术赋能层面面临着数据基础不坚实、信息安全存在隐患和算法运用产生风险等问题,在技术应用实效层面又存在着技术僭越辅助地位、部分特殊场景的强行应用引发负面效果等风险。风险产生的缘由主要在于大数据系统开发行为缺乏统一指引和规范、审判人员应用大数据技术存在思维误区以及技术瓶颈难以突破三个方面。为此,我们应加强对数据开发共享的统一指引,提升司法数据信息安全保护力度,完善针对算法的法律规制,通过原则确立、权限与程序设置将技术应用限制在辅助地位,构建大数据辅助审判技术动态分层适用制度。

基于正交试验的金尾矿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研究

目的:为了有效解决金尾矿的处理问题以及缓解砂石资源短缺的现状,探索利用金尾矿替代部分天然砂制备金尾矿混凝土的可能性。方法:通过立方体抗压强度测试,结合正交试验方法,深入分析了水胶比、金尾矿代替率、砂率以及粉煤灰掺量这四个因素对金尾矿混凝土28 d抗压强度的影响。运用极差和方差法进行了系统分析,确定了各因素在影响金尾矿混凝土28 d抗压强度方面的权重;此外还基于正交试验的数据,建立了金尾矿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多元回归方程。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水胶比对金尾矿混凝土抗压强度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金尾矿代替率、粉煤灰掺量、砂率。建立的回归方程R^(2)为0.872,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抗压强度。意义:研究结果可为金尾矿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民事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

民事诉讼是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虚假诉讼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危害司法公正并侵害他人权益。对民事虚假诉讼进行检察监督,具有维护司法正义和法律秩序的重要意义。在探讨民事虚假诉讼的概念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总结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为加强民事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改进司法实践、提高司法公信力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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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万方、维普、超星等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上述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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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检察定位与作为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检察机关推动法治现代化的使命所在,有效实施法律的要求所在,履行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所在。检察机关按照办案环节和流程,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中承担着程序启动的主导者、沟通协调的推动者、磋商化解的主持者的角色。总结司法实践有益经验,构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制度,需要进一步明确案件适用范围,坚持以适当性和必要性原则综合选择最匹配案件化解的方式,并从管理、素质、机制三个方面完善检察人员业绩考核、提升检察队伍专业素养、强化内外协作办案机制等配套措施。

网瘾戒治机构的法律规制问题探究

近年来,网瘾戒治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而如豫章书院一类的网瘾戒治机构也频频被曝出体罚学生而引起较高的社会关注度。豫章书院案反映出目前我国网瘾戒治规制严重滞后,网络戒治机构普遍存在资质认定混乱、监管网瘾戒治机构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网瘾戒治机构市场准入处于“失控”状态,严重影响网瘾戒治的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运行。需要规范戒网瘾机构的权利义务、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对网瘾戒治者的司法救济,规制网瘾戒治机构的戒治行为,建立科学、合理、竞争有序的网瘾戒治行业秩序。

监督管理过失问题研究

研究监督管理过失是为了能够在实践中追究处于上位的监管者的责任。国内与域外各国对监督管理过失的立法以及理论研究都有自己的特点。监督管理过失不同于一般过失,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存在介入因素,这使得监督管理过失在注意义务、义务来源、监督者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存在特殊性。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善我国的立法,进而使此类行为的规制机制更加成熟。

错案追究制的法理思考与制度构建

错案追究制作为一项"中国特色式"法官问责机制,适用不当会引发诸多负面效应。我们需要反思错案的内涵和问责的范围,在制度构建的层面上界定错案概念,并以此为基础从理性与现实两个角度论证错案不可避免之命题。司法实践中以上级法院裁判结果作为认定错案的标准不够科学,并亟待厘清错案与问责之关系。鉴于我国目前审判独立不够完善等现状,对错案追究制的改革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鉴于中国的司法现状,应有限度地保留以事实性司法错误为基准的责任追究;第二步,明确确立"违法性"的问责标准。

审判中心与监察体制改革——以证据制度为视角

《监察法》要求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应与司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监察制度需要从证据裁判原则、证明标准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角度进一步细化或完善。

论《监察法》实施对刑事实体法的影响及完善

《监察法》定稿中将刑事责任追究条款单列成一条体现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范围扩大化特征。只有结合当然解释原理,从职权论角度而非身份角度将监察人员属性解释为司法工作人员,才能解决目前可能出现的刑事责任条款虚置的问题以及相关犯罪的司法适用问题,而部分无法通过解释论渠道解决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还有待立法论的完善与对接。

监察委员会的设置与检察权的重构

中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性质一直存在诸多分歧,其中,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之间的冲突和调适乃是正确定位检察权的基本问题。随着监察委员会改革的推进,中国面临修宪的契机,在修宪过程中,将检察权予以重构,剥离职务犯罪侦查权,从而将检察权定位于为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而设置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系列权力,有助于消解关于检察权的分歧和争议。

论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缘起于英国,盛行于欧美国家。我国近年来也开始探索社区矫正并开始试点,作为一种非监禁化的刑罚执行方法,它也应该受到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在于社区矫正措施和程序的合法性。

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我国检警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检警关系是最基本的刑事诉讼关系之一,对检警关系的准确定位和优化调整,对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检警关系存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发挥不够充分与检警未能形成追诉犯罪的有效合力两大问题。从学理视角、实证视角和可行性视角进行考察,透析检警一体化模式,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制度现状,结合以审判为中心基本理念,构建新的检警协作模式是更为优位的选择。新型检警关系的构建,应从"大控方"追诉格局的构建,基于协作理念的侦查机制调整,以及立足于协作和监督的检察机制变革等三个方面展开。

失地农民城市融合的一个分析框架

我国学者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体现在征地补偿、安置方式和城市融入三个方面,呈现多学科多视角的结合,研究逐渐深入,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等特点。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宏观研究,采取的多是"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把失地农民看作一整体,缺乏更多的中观和微观研究,特别表现在对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方面。为了使失地农民顺利市民化,应该对他们进行分类,并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制度和政策,这样不但可以使政策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而且可以节约社会及政策资源。在实践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资本-年龄"两个维度将失地农民分类,并分析不同群体在城市融入方面的特点,以期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更具针对性,同时推动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由宏观转向微观。

人大监督司法之困境及其消解

人大监督司法的职能一向处在较为薄弱的状态,这不仅影响了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职能的全面发挥,同时还制约了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享有的其他法定职能之发挥。目前人大监督司法的职能亟待强化,以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制度体系,提升司法公正性和权威性。突破的重点应当置于法律监督深入化、工作监督常态化和人事监督实质化等三个层面加以考虑,并同时强化人大监督司法的公开化、规范化和民主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论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监督与救济机制的构建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目的在于构建良好的司法生态,适应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的结构变化,落实人权保障、审慎用权的要求,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推进羁押必要性审查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的重要抓手,可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减少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救济,有利于及时恢复被羁押人正常的权利状态,保证审查程序的公正性。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监督与救济机制的构建需要从审查程序的内容、标准、责任、构造等方面着手,精准把握、统一适用审查羁押措施的条件,以社会危险性为标准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可量化审查,转变既往的错误办案观念,构建正确羁押观。

中国司法信息公开:实践、问题与对策

近二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积极推行司法公开、检务公开和司法信息(包括案件信息)公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为此应当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完善,包括确立司法信息的概念,重构司法信息的类型,革新司法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序、平台和考评机制等,以促进司法信息的全面公开,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充分实现。

对我国执行公开的思考

执行公开是法院义务,也是公众权利;对社会公众尤其要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公开;程序和实体都要公开。这样,才能促进执行公正、增强执行权威、提高执行效率以及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当前执行公开的问题是单方主导而救济阙如,内容虚化,机制不配套。我国应当确立执行公开中的权利本位理念,走向形式公开与实质公开的统一。

论中国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的进路转换

由于性质的根本差异,新闻媒体与司法机构经常发生冲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框架内,新闻媒体需要改变监督进路,从以直接监督司法活动为主转变为以促进立法完善为主,进而达到间接监督司法活动的目的,为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社会发展目标发挥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