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权视角下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以值班律师“同案不同援”问题为切入点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这彰显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理念。法律援助作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均等化更是在诉讼中实现公民平等权的应有之义。然而值班律师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法律援助形式之一,其实践运行中“同案不同援”的问题显著,具体表现为值班律师个体能力参差、尽职程度差异明显以及诉讼权利受限等,这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平等权保障。而且,值班律师是“认罪认罚从宽”“律师辩护全覆盖”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提升法律帮助效果直接关涉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值班律师的公设辩护人化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应推进值班律师队伍构成的一元化建设,提升与优化配置值班律师的津贴补助,同时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值班律师的各项职责。

互联网+背景下乡村法律服务问题探析——以贵州为例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作为信息交换平台的互联网的功能也变得更为强大。互联网与法律服务连接,可助推乡村法律服务提质增效,切实增强乡村需求群体的获得感。目前,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贵州乡村法律服务有了较大的改善,已经建立了一些覆盖城乡的法律服务平台,但是“互联网+贵州乡村法律服务”在政企合作、人才供应、信息技术以及监督考评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制约着贵州乡村法律服务“生态性”“智慧性”“高效性”“公开性”的实现。对此,可在完善政企合作机制、加强互联网+治理能力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健全绩效考评和监督管理制度等方面努力以解决这些问题。

医院合规管理中“规”的内涵及其应用

医院合规管理的“规”是既指医学法律规范,又指医学伦理规范,在缺乏法律规范与伦理规范的情况下还要按照“爱”的戒律进行判断与行动;合不合“规”要进行审查(医生自查与合规部门审查),就需要借助这些标准和戒律,以防范、化解医疗风险,保障医院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总法律顾问制度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

作为全面推进法治国企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总法律顾问制度的目的在于强化合规管理从而有效防控企业内外部风险。基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总法律顾问制度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总法律顾问制度有助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且在总法律顾问专业胜任能力较强、权力较大的公司实施效应更佳。进一步研究表明,总法律顾问制度的正面作用在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较大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总的来说,本文为总法律顾问制度实施效果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支持,同时从微观主体自身法律制度建设视角丰富了“法与金融”的研究文献,并对如何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进而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参考价值。

兑现久远的承诺:侦查早期辩护律师介入机制研究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以来,我国就通过立法承诺犯罪嫌疑人有权在入所羁押前的48小时期间获得律师帮助。但因犯罪嫌疑人自行委托的通讯障碍、家属代为委托和办案机关转达委托的时效性障碍,导致该权利难以兑现。鉴于入所前阶段在口供获取方面的极端重要性和易发生非法取证的现实,刑事诉讼法后续修正时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在该阶段的电话权和会见权,并在远期修法时逐步确立该阶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和侦查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是农村实现现代化应有的题中之义。加快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解决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问题;通过精准回应服务需要,解决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针对性不强问题;通过规范精简服务流程,解决公众知晓率和使用率不高问题。

认罪认罚制度下有效法律援助辩护的现实检视与理性回归

认罪认罚制度下强调有效法律援助辩护,旨在保障受援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效果不甚理想、指定辩护服务尚未达到预期水平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完全建立等问题仍较为突出,相关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援助辩护实践因素、立法规范因素以及司法观念与诉讼制度因素。为实现认罪认罚制度下法律援助辩护的有效性,在实践供给方面,需要强化法律援助律师内部管理的规范性及跨区域协作机制,调适辩护定位并优化司法观念;在规则续造方面,应当健全获得法律帮助权规定、有限允许侦查讯问的律师介入、保障值班律师权利顺畅行使,并明确量刑建议生成机制;在制度依托方面,可从判断标准、程序适用和法律后果三个层面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效辩护制度,从而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质量。

拓展还是维持:技术时代下律师称职义务的边界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律师称职义务的边界带来了新变化。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通过引入律师技术能力与技术称职性的概念对律师的称职义务进行了拓展,但也因拓展进程较为激进而受到批判质疑。与美国律师职业伦理相比,中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仍维持对律师称职义务的既有要求,但对规则文本的维持不应等同于对称职义务边界的维持。在技术时代,根据律师执业中涉及的不同技术种类对律师称职义务的边界做相应拓展具有适正性。首先,应对现行律师称职义务规范内涵做扩大解释以囊括“技能”类技术;其次,应列明律师对“技艺”类技术的掌握要求以初步拓展称职义务边界。同时,为了实现好律师技术称职性内涵的合理拓展,还应同步构建对其他利用技术的法律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配套规制措施。通过综合施策以重构律师称职义务的边界范围,确保律师拥有与技术时代相称的技术能力及技术称职性。

共同富裕视角下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特色化发展研究——以江苏省M市为例

近年来,在公共法律服务的建设过程中,乡村地区存在着发展不均衡、人民群众法律意识薄弱、供给方式单一、大量法律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微法小分队”积极响应依法治国和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号角,前往江苏省 M 市展开实地调研。以 412 个行政村为调研对象,针对实践过程中发现的乡镇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困境,从特色化发展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行动研究法、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分析该地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的现实状况和服务的建设情况,同时以线上宣讲、制作视频的方式普及公共法律服务,并结合当地目前发展状况,积极探寻公共法律服务的特色化优化路径,助力共同富裕。

非律师提供法律服务问题研究

目前,社会上广泛关注的“碰瓷盈科”和“赤脚律师”等事件揭示了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中非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现状、必要性及面临的挑战。非律师法律服务在提高法律服务的可及性和促进法律知识普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服务质量保证、有效监管建立及市场结构优化等方面的不足。为提升非律师法律服务的专业水平、保护消费者权益,并促进法律服务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迫切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资质认证体系、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增强公众意识以及加强监管等。这对于构建一个更公平、高效与和谐的法律服务体系,推动法律服务的普及化和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法律援助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微信小程序因其易用性和广泛的用户基础,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新选择。为满足公众对法律援助的便捷性、高效性需求,文章旨在探讨基于微信小程序的法律援助平台的设计与实现,并分析其对公众法律服务的影响。通过对现有平台的深入研究和用户调研,微信小程序法律援助平台在提高法律援助的可及性、效率及用户满意度方面有显著的优势。

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逻辑与模式转型

律师庭外言论是律师法庭辩护的必要延伸,对于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自媒体时代律师庭外言论的特点也决定了规制律师庭外言论的必要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规范律师庭外言论、确立庭外言论的衡量标准。我国对于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属于司法秩序模式,以司法秩序的维护为价值导向,应当由行政管控转向审理公正的规制逻辑,实现审理公正的模式转型。具体而言,在衡量律师庭外言论正当与否方面,应确立实质危险与道德性相结合,即主客观相统一的评判标准,实质危险是指律师庭外言论可能或已经对司法公正造成实质损害,这是非正当庭外言论的形式特征;道德性与非道德性相对,律师基于法律职业伦理为当事人谋取合法利益,在相对意义上即具有了道德性。此外,法律还应明确规定“禁止区”与“安全区”,为律师庭外言论的发表提供清晰明确的规范指引。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智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逻辑与优化——以“宜律帮”平台为例

公共法律服务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与保障性工作,数字赋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有利于实现覆盖城乡、均等普惠、便捷高效、专业可靠目标。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结合“宜律帮”平台建设案例,智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行动逻辑是问题呈现、网络创建、利益赋予与多元互动的,建设实效是引领公共法律服务模式创新,形成智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经验。但是,“宜律帮”平台建设还存在数字鸿沟、智能差距、行动者互动不足等问题,需要建立数字弱势群体保障机制与法治人才深度参与平台建设机制、健全智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织体制、政企合作机制与沟通反馈机制,进而优化智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路径。

公益维权律师的职业性与制度化——以典型案例的“过程-事件”分析为视角

律师的职业化进程紧跟中国法制建设的步伐,在法律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下不断展开,转型社会的公益维权实践逐渐催生出公益维权这一新兴律师群体。公益维权律师积极介入社会利益纷争,推动公益维权,实现个体权利诉求的满足或群体利益目标的达成,进而指向政策优化乃至制度变革,具有显著的职业性。在公益维权实践中,通过将具体个案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外部化”操作,公益维权律师赋予具体个案以舆论影响力,将案件变成事件,在成功获得“维稳关注”之后,就应该再将事件变成案件、盘活制度资源,使公益维权个案“再法律化”,从而能够最终在制度化渠道之内得到妥善处理。把握公益维权事件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凸显公益维权实践的目标指向,扩展公益维权的制度变革效应,有利于增进公益维权律师的群体内聚与职业整合,最终实现公益维权这一新兴律师职业的制度化。

公司律师定位与执业效能提升路径

随着公司律师制度的顺利推行,公司律师执业人数逐步增加,公司律师队伍已经成为企业风险防控、法治文化宣传贯彻的重要力量。公司律师需要综合运用法律思维、商业思维,深度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承担企业参谋助手角色。公司律师执业中存在的问题是,虽受多方管理,但未形成统一的考评机制,工作成效不明显,执业影响力有待提升。完善公司律师管理机制、提升公司律师执业效能,建议从优化公司律师管理方式、提高公司律师业务素质着手,全面提高企业风控能力,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独立辩护权的限度与规则调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设置,承担着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职能。律师辩护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屏障。通过审判实践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的对立紧张关系。认罪认罚案件中独立辩护的恣意行使将不可避免对案件审理效率带来实质性损害,进而影响该制度的有效施行。在保障律师庭前有效参与等配套制度完善的基础上,独立辩护应当有所限制,进而推动形成广泛司法共识,推动形成立足于认罪认罚制度下的辩护规则。

以高水平法律服务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律师行业响应时代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担当,是落实司法部党组对广大律师提出的“五点希望”的实践行动,更是律师行业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责任。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与权利保障

随着法治建设的持续深化,刑事诉讼程序日益强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值班律师作为该程序的关键参与者,其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对于维护被追诉人权益、推动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浪潮中,关于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究竟是“法律帮助者”还是“辩护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同时,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履职重心发生偏移、诉讼程序间衔接不顺畅以及值班律师的收益与其承担的职责之间存在明显失衡等问题。为了确保值班律师职能的实质化,应及时查漏补缺,明确值班律师的精准定位,充实其权利内容,界定其职能范围,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的保障机制。通过多方协同,补齐值班律师制度中的短板,更好地发挥其在诉讼中的积极作用。

军队律师“保健-激励”因素分类与激励对策研究

军队律师是中国军队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工作积极性关系着法律专业支撑保障的质效,也影响着个人的职业发展和军队法治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完善军队律师的激励机制,提高他们的工作满意度,促进军队律师个人目标与军队组织目标统一,文章根据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基于176份样本数据验证该理论对军队律师群体的适用性,分析该群体工作影响因素在“保健-激励”视角下的分类,并根据分类结果,针对性提出完善军队律师激励机制的对策。

我国信用修复机制立法存在的问题与完善路径

信用修复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失信主体权利和实现诚信社会目标的重要机制。对于尚处于探索中的信用修复机制面临着立法位阶过低,权威性不足;修复方式单一,权利间冲突;信用修复程序设置不一,统一性不足;监督机制薄弱,公权力失控等问题。对此,提出信用修复“微观式立法”;以失信行为类型设置信用修复方式;明确信用修复时限,通过内部异议与外部诉讼完善信用修复救济;确立信用修复的问责考核机制和申请人的追踪调查机制,完善信用修复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