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的实践审视与体制机制创新

立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的基础性模式和规则衔接的基本路径,其不同于理论与实务界热议的“规则衔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准一体化、多中心、多平台的整体发展路径初步成型,但囿于粤港澳三地政治制度、法律传统以及立法权限的差异,大湾区规则衔接主要采取“整体规划,集中突破”的策略,以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为原则推动政策型规则衔接,立法型规则衔接则极为鲜见。本文认为立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制度整合和规则衔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立法协同是指涉及大湾区发展的各个有权主体包括中央以立法方式协调构建大湾区法治环境,强调中央统筹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区别于仅限地方间进行立法协调的“协同立法”方式。就目前来看,大湾区立法协同整体上仍然面临着“存异”与“趋同”的平衡、立法权限分配层差明显等巨大挑战。因此,面向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综合运用地方单独立法、区域协同立法和中央统一立法这三种方式,从制定立法协同促进规范和设立立法协同促进机构两个方面完善立法协同体制,从常态化规则清理机制、规则衔接摸排和评估机制、示范法制定机制等方面创新立法协同工作机制,以立法协同突破规则衔接的重要领域。

台湾地区“大法官释宪”对警察权转型的影响

从1990年至今,台湾地区“大法官释宪”制度在限制警察权和保障人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保障方面,“大法官”议决坚持法官保留、正当法律程序、法律明确性和比例原则,使威权时期极度扩张的警察权受到严格规范和制约,进而实现转型。近年来在警察执法的隐私权保护领域,“大法官释宪”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台湾地区“大法官释宪”制度的升级,将继续影响台湾地区警政制度的发展与走向。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的实践审视与路径优化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双重意涵和定位,在经济层面旨在实现要素高效有序流动,同时型构动态综合体系化的三圈层法治秩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五年来,规则衔接从多个维度出发,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于多个领域内逐渐铺开,初步打破地区间壁垒,但仍存在未实质性打破行政壁垒、衔接缺乏融贯性、各地协同性不足,以及要素流动全链条衔接和湾区法治体系全面建构不足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为湾区间法治体系差异较大,主要原因是统筹协调不足导致规则衔接顶层设计缺失,直接原因则是体制机制不健全制约规则衔接的实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纵深发展新阶段,宏观上应当以宪法为统领构筑湾区法治秩序,中观上应以全要素有序流动为具体标准构建规则衔接体系,并依托体制改革和微观机制创新达致规则衔接的根本突破。

《新时代坚持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四川实践研究》书评

“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胡业勋教授主编的《新时代坚持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四川实践研究》,吸纳融汇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四川省委党校、西南财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多家单位法学研究者的理论与实务经验,出版后收获了学界肯定性评价和社会良好反响。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演变历程、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长三角一体化主要经历了初步探索、合作深化、持续拓展、高质量发展四个发展阶段,并实现了治理模式从分割式治理到一体化协同式治理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区域治理组织、区域治理内容、区域治理形态三个方面。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不断取得实质性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绩效日益显现,但仍存在“行政区行政”产生区域分割和地方主义、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障碍、一体化的领域发展不够均衡等现实问题。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应围绕建构跨域治理模式、优化区域一体化体制机制、有序推进各领域一体化建设等方面综合施策。

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现实困境与纾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跨级区域协同立法作为区域协同立法的特殊形态,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而推动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跨级区域协同立法具有巨大的现实需求,2023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为区域协同立法制度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但在实践中,由于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各立法主体间存在层级差异与权限差异,在立法合法性、立法权限、立法主体平等性、立法程序方面仍然存在问题,阻碍区域协同立法制度的发展。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方法、遵循地方立法权的“最大公约数原则”、建立健全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特殊备案与生效机制来纾解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现实困境,完善区域协同立法运行与保障机制,有效适应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要求。

新疆四片区协同立法机制探析

新疆划分四片区以局部协同治理谋求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片区协同立法可协调地方利益,提供法治保障。四片区地理区位的自然链接、齐头并进的共同事务与法律文件深层支持三项事实基础为协同立法提供施展的空间;共同事务的治理需求为片区内的共性利益,缺乏协同立法规则机制使得片区内地方间利益均衡难以达成。为此需要建立联席会议作为定期会议机制、确定监督职责以支撑日常组织机制、明晰协同立法工作制度构建合同规则约束机制,方可实现四片区协同立法的有序利益关系。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角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理论上,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建设内在统一并共同受益于法治化思维这一交集。既有实践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正在形成匹配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体制、机制、制度,呈现出以法治化为方向、营商环境为坐标、系统谋划为理念、高位推动为动力、试点示范为抓手的鲜明特点,但也存在着制度系统性、执法周延性、司法便捷性、主体协同性、监督持续性、保护意识法治性“六个不足”。重塑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契合协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必须突出系统性,重塑静态规范支持体系;突出协同性,重塑动态保护支持体系;突出融合性,重塑社会要素支持体系;突出拓展性,重塑外部互动衡平体系。

供给侧视角下乡村法治理念现状与深化路径研究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乡村法治建设是重要任务之一,而法治理念在其中具有根本性的支撑作用。据相关调研显示,乡村社会的法治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仍滞后于法治乡村建设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现代法律制度尚未在乡村中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控制规则。在面临深刻变革的当下,建构主义进路效率更高且符合既定改革目标,因此,深化乡村法治理念必须以建构理性为主导,并由政府从供给侧角度积极作为。在制度供给、文化供给和技术(物质)供给三个方面提出深化乡村法治理念的具体措施,旨在为建设法治乡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观念引领和支持。

善终权: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与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对善终权的专门立法,明确尊重病人的自主并保障其善终权益,其内容主要包括贯彻病人的知情同意权、意愿人预立医疗决定、设立医疗委任代理人、病人拒绝医疗时所必经之程序的严谨等,所呈现出的特点可凝练为告知义务的对象主要是病人、仅病人本人有拒绝医疗的权限、拒绝医疗后的处置范围较广等,对我国内地地区未来善终权立法及当下之善终权相关制度的构建,立法规范善终权利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建立善终权代理制度和确立善终权的侵权责任和相关救济措施等方面,均不乏启示。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法律困境与进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区域合作与发展过程中,由于粤港澳三地制度、法系、规则和观念的不同,不可避免地遭遇法律冲突与法制困境。目前,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要以行政协作为主要形式,多以政策性文件作为实施基础和依托,缺乏高位阶法律保障,并未形成具有体系的跨域法律框架。粤港澳三地的制度性差异与冲突在多元主体复杂交汇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进一步加剧了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制约着经济合作走向纵深以及法治体系的衔接与融合。本文集中讨论大湾区建设的法律困境与进路,认为只有通过加强中央在协调三地关系和促进合作方面的主导作用,打通三地法律和政策壁垒,有目的地完善法律框架和规则体系,才能补齐现有合作短板,突破法制壁垒与困境。在机制创新方面,建议设立中央主导的常设行政机关,建立长期立法协作机制,创设新的法律冲突机制,促进法律服务业合作深度融合。在制度创新方面,可实施“软硬法兼施”治理模式,正式授权三地立法,灵活适用以法制为基础的制度衔接方式,建立法律冲突法规范体系。未来应将建设“法治湾区”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长远目标,着力提升大湾区整体法治水平,推进大湾区建设迈向新的高度。

新疆国家认同教育立法的文本考察、问题分析与因应路径

运用法治化手段加强新疆国家认同教育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选择。当前,新疆国家认同教育立法存在体系化不足、部分条款可操作性弱以及实施效果考察机制缺位等问题,需从出台新疆国家认同教育专项立法、细化隐性立法规范、全面构建实施效果考察机制三方面着手,以推动新疆国家认同教育立法的发展完善,进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与推动作用,着力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实现。

地方立法社会治理功能的强化

地方立法可以吸纳地方社会治理探索经验、规范地方社会治理运行、形成地方协同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当前实践中,地方立法权限不明、立法质量有待提高、立法过程民众参与不足、立法特色不鲜明等因素制约着地方性法规的社会治理效果。为此,应通过厘清地方立法权限范围、规范地方立法活动、拓宽民众参与地方立法渠道、提高地方立法精细化程度以凸显地方特色等路径,强化地方立法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功能。

依法治疆视域下的“法治—文化”同构探究

做好新疆工作,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共同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积极培育依法治疆的文化底蕴,即法治文化。这就关涉到“法治-文化”的同构建设问题。法治的精神需要文化的积淀。从新疆的社会实践来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文化建设,特别是法治文化的建设,引导新疆各族群众崇尚法治、遵守法治和捍卫法治的文化建设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在长治久安愿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情况关乎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面临着复杂的国内环境、严峻的国际形势,因此以法治化路径建构基层治理体系愈发重要。鉴于此,须从法治的价值导向出发,保障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和谐有序、改革创新的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进一步迸发和贯彻。对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有了正确认知后,要进一步消解与规整。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发展的实践路径可能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落实执行权责,加强司法联动,创新文化普法,以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之治”。

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下“地方法治竞争”范式的反思

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建构受制于国家治理结构。“地方法治竞争”范式能否成立,需纳入整体性的国家治理制度逻辑与观念传统之中进行考察。通过“地方法治竞争”推动法治国家建构,实际面临诸多现实制约和实践难题,受限于观念上的工具主义法治观、体制结构中的一统格局和国家权力的功能主义,这三者具有深层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根源。因此,探索法治国家建构的中国道路,需深入国家治理观念与政治社会结构,更新对法治理念及其构成元素的理解,走出工具主义法治观,在中国国家治理架构下自上而下推动,逐步走向“治理主义”法治观,认知法治的治理功能,并且将“法律正义”视为一种公共产品。

高质量推进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要高质量。要以立法高质量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和程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为了推动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高质量发展,本期笔谈组织了来自立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专家,共同探讨当前地方立法工作所面临的一些较为紧迫的实务问题。同时,我们也期望,这些来自立法实践的鲜活经验与案例能够让法律人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法治秩序的上游——立法活动,回应中国立法实践,生产出更多的立法理论作品。

我国地方立法体制变迁及能力创新

国家治理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分层分级,省域是中国行政区划的顶层,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基本单元,市县治理和乡镇基层治理都是以省域为边界展开的。地方人大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双重角色,合理调整“地方性事务”是地方立法的宗旨,地方法治扩散的对象通常带有“先行先试”的试验性质,“地方法治扩散”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和外生性驱动。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体制变迁方面,经历了从全国人大为唯一行使立法权的立法体制,到推行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体制,再到《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变通立法”和“先行性立法权”的不同发展阶段。立法能力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根本保证,立法协商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高质量立法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主要手段。

台湾地区跟踪骚扰行为犯罪化的体系构建与价值镜鉴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跟踪骚扰行为法律治理的逻辑起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跟踪骚扰行为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社会问题。为有效应对跟踪骚扰行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犯罪化的形式加以回应。台湾地区借鉴国外相关法律规定,修改传统分散式规制模式,制定专法“跟踪骚扰防制法”,对跟踪骚扰行为进行统一而全面的立法规定。内地地区同样面临跟踪骚扰行为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难题。因此,应当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制定跟踪骚扰行为专门法律。在完善法律机制的进程中,应当防范网络科技为犯罪行为注入的新元素,加强立法的前瞻性,发挥法律的预防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提供丰富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根据。

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型立法研究——以陕西省生态文明促进条例立法为例

加快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型立法不仅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不断推进生态文明法律体制完善的重要举措。结合促进型法律具有内涵的特殊性和行为的鼓励、引导、激励性,手段的非强制性和责任规定不过于严厉等特点,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型立法应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强调政府责任和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注重制定引导激励措施,突出政府责任和社会资源整合的设定。在法律内容上主要包括总则性规定、政府责任、生态安全治理、激励与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五个方面。加快陕西省生态文明促进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将会给陕西省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等各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和显著的综合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