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提前介入研究

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的特点以及当前侦查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凸显了提前介入对于此类职务犯罪侦办质效提升、助推检察监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价值。检察机关应当明确提前介入的价值导向与功能定位,坚持以引导侦查为主,兼顾监督侦查与准备公诉;合理限定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围和时机选择,以防权力行使的恣意和任性;对提前介入的主体、启动、方式、终结等作出程序规定,以规范提前介入的实施。为保障此类职务犯罪侦查提前介入的顺利进行,还应构建包括备案、回避、考核奖惩等在内的配套制度。

监检衔接中相关问题研究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当前捕诉合一的办案模式中,越来越需要加强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衔接,当前监检衔接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引导调查、监检证据转化和先行拘留执行机制三个方面。引导调查工作中存在立法滞后、法律指引欠缺和提前介入适用尺度不一的问题,需要完善引导调查制度体系,规范提前介入调查;在监检证据转换中存在证据收集衔接机制不畅通和自行侦查与非法证据排除存在障碍等问题,需要按刑事诉讼的要求全面、客观、合法、及时地收集证据,特别是在提前介入与案件补充调查阶段,要使检察机关充分参与,更好地收集证据,同时不断完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检察机关办理先行拘留不畅,先行拘留与追回补充调查不协调,需要理顺监察机关送看守所程序,确保强制实施的连贯性。

检察机关履职困境与措施改进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宪法赋予的。近年来,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引发了学界对检察机关职能定位的重新思考。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行使法律监督权不仅可以从职务侦查入手,还可以深化对“四大检察”的监督。目前,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社区矫正监督、公益诉讼监督以及诉源治理方面存在现实困境,应加强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提升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力度,拓宽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并深化诉源治理,以提高检察机关监督能力。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逻辑体系

“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新格局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形成鲜明的逻辑体系。政治逻辑层面,新时代检察权在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中承载着特定的价值,这些价值统合于检察机关和法律监督的政治性中。治理型司法所具有的“协同”“能动”等特征,以及均衡型司法围绕“权利”产生的权力制约的要求,都在不断形塑着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政治逻辑。法理逻辑层面,以法律监督为面向的检察权一元论成为检察与监督的逻辑基点,进而也分化出检察权在国家治理中的逻辑关系。历史逻辑层面,公权力发展中监督性权力的强化,刑事诉讼制度中检察官权力的增长,以及检察职能中诉讼的发展诉讼之外法律监督的不断拓展,都共同作用于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结构变迁。形式逻辑层面,“四大检察”外部的执法司法权之间的制约监督,自身的法律监督基本功能的实现,以及内部检察权运行的有机融合,都表明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在职能统合上所作的努力。

检察建议的谱系脉络及分类发展构想

检察建议作为中国检察实践的原创,是基于法律监督的属性要求和检察职权的发展需求在不变与变中相互融通、统一表达的生成结果。通过构建检察建议谱系图,可将检察建议的发展脉络分为三代:“法律守护人”角色、“法律守护人”“公益维护人”双角色、“法律守护人”“公益维护人”“治理参与人”三重角色,并呈现出“从监督者的督促纠正方式到建议者的协商共治方式”“从整体发展到分类发展”的趋势。检察建议的分类发展,应按照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和法律监督类检察建议重构:法律监督类检察建议是依附于相应的检察职权的一种可选择的“刚柔并济”的非诉监督方式,而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应通过立法成为检察职权外延发展下的社会治理检察职权。

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质意涵与路径构建

“依法能动检察”理念顺应检察工作大局和国家治理全局,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的客观要求,具有较为坚实的政策和理论基础。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增加了“能动”权重,坚持“依法”的底线要求,要在充分保障检察履职能动性的同时,通过有效规范和制约检察权运行的方式实现社会治理目标。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应当立足“四大检察”,聚焦治理理念的开放性、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协同性以及治理规则的科学性,通过检察建议、检察听证、司法救助、检察案例指导等有力抓手凝聚社会治理最大合力,健全检察权内外部监督机制,推动检察履职能动变革与风险防范同步并行。

刑事辩护律师调取证人证言的困境与出路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据之一,刑事辩护律师调查获取证人证言是律师的一项诉讼权利。然而,由于立法规定不够合理、获取证言规则缺失、制度保障弱化及救济途径虚化等原因,刑辩律师调查获取证人证言的制度并不成熟,导致刑辩律师难以有效地行使该项权利。法律应当明确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建立律师询问证人规则,避免《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律师伪证罪的滥用,使律师调查取证制度得以完善,从而保障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刑事检察工作现代化的建设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系统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该怎么走等一系列本源性问题,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根本立场、专业理性和改革精神,为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标习近平法治思想,刑事检察工作在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运用法治专业思维、推进刑事检察改革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刑事检察工作现代化建设应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范式,科学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式”和“现代化”两个维度,坚持党对刑事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坚持刑事检察工作的群众路线,坚持优化专业思维及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发展的时代精神,更好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刑事检察实践。

新时代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的实践进路

为维护司法公正,切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与正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党的二十大再一次提出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在现行体制下,设置跨区划的检察机关,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逐步完善试点,明确跨行政区划的层级、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级别、办理案件的类型以及如何为其提供制度保障。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之一是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关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基础较少,尤其是理论研究部分尚存空白。基于此,文章以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属性定位为契入点,针对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内涵、依据以及原则展开全面论证分析,并结合当前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全面总结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实践经验,重点找出实践中的问题与不足之处进行深入剖析,围绕监督刚性、问题发现机制、监督工作发展、监督范围、监督能力、监督质效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议。

检察机关深度参与下知识产权综合保护的关系协调

我国通过刑事、民事、行政立法确立了侵犯知识产权的保护途径,虽然三者形成了知识产权的综合保护格局,但三者交叉部分如何衔接,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完善立法和程序衔接等方面进一步改善行刑衔接、刑民交叉工作,从而实现行、民、刑的均衡融合。检察机关作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的重要主体之一,应当加强履职、主动履职,建立专业化的检察办案团队,认真落实“一案四查”工作机制,加强检察机关纵向协同,同时加强对案件背后具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剖析,推动知识产权的源头保护,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为知识产权保护贡献更多检察力量,更好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

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抽样证明规则的确立与完善

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面临着大量信息、海量数据证明困难问题,由此出现了多种证明方式,如抽样证明、综合认定、直接认定等,但综合认定、直接认定等方法过于笼统,对证据审核验证不足,相比之下,抽样证明不仅便捷、有效,并且具有解释学上的优先适用地位,应当普遍加以适用。但实践中抽样证明表现出抽样方法不规范、样本比例过低、形式载体不合理等问题,阻碍了规则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在规则完善过程中,应当明确抽样证明属于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报告,配置不同的抽样方法满足不同的情形需要,以置信区间方法确定抽样样本数量,并根据案件难易程度建立不同的抽样程序,最后以规范化的报告呈现抽样调查结果,特殊情况下赋予辩方直接抽样证明的权利,从而推动抽样规则客观、中立、高效运行。

涉案企业合规数字化转型的反思与探索

数字检察战略的提出赋予了新时代检察工作新的发展机遇,数字化、智能化的数据分析可以清晰地量化检察数据,为检察决策提供重要的参照。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下,传统涉案企业合规的模式已不能满足数字检察战略的需要,合规实践中存在涉企案件的识别仍是以人工识别为主、企业合规数字监督平台匮乏等问题,线下监管在疫情防控时期尤其力不从心。为此,检察机关主导下的涉案企业合规应主动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优势,同时对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预防,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大数据赋能涉案企业合规的路径,增强涉案企业合规工作的主动性与前瞻性。

大数据背景下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实证问题研究

行政检察监督重点是以行政诉讼监督为基石,以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为延伸,提升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质效。而司法实践中,因未有效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职能作用发挥尚不够充分,主要表现在立法层面、监督体系、监督效能等方面。检察机关应积极研究大数据背景下解决相应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依法、全面、有效、智慧实现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效能,夯实行政检察监督“基石”,为大数据背景下的司法办案实践提供有效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检察公益诉讼实施模式的构建

检察公益诉讼实施模式是影响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目的的重要机制,几种单一的实施模式各有优劣。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中存在减弱制度效能、无法实现制度初衷、制度虚置的问题,一体化模式没有实践积累难以适用。近几年来的单行立法“民事化”倾向与司法实践“行政化”倾向之间张力明显,应当以中国式现代化考察检察公益诉讼,秉持谦抑理念,坚持行政优先原则,在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时开展监督,树立系统观念,注重诉讼不同阶段的衔接路径细化。

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

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法律措施,具有立体化追责、高效解决纠纷等独特价值。当下,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适用罪名集中、审理基层化等特点,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导致该程序出现了定位不清晰、管辖存在法律冲突以及取证困难等各方面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要结合理论和现状分析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明确程序的定位,规范诉前公告程序,推动专门管辖,发挥海事法院在审查海事案件证据等方面的优势,创新海上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办案模式,实现该程序精准打击海上犯罪、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与行政公益诉讼之界限厘定

在行政检察监督框架下,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界限厘定,对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检察机关应立足于两者的重合点,通过行政主体的监管职责划分,对照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结合现有的法律法规,将行政公益诉讼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中剥离,厘清两者的界限;通过事前、事中、事后工作机制的衔接将两项监督工作融合发力,建构行政检察监督多元化格局,汇聚检察监督合力。

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作用机制研究

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一种重要的法律监督方式,根据功能大致可分为法律监督和社会治理两大类。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是推动诉源治理、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检察机关实现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主要方式。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应当着眼于社会实际、凝聚多方合力,坚持求善的价值导向,通过立法方式使检察建议刚性得以确定;探索构建科学办案机制,确保监督精准发力;利用大数据平台,加强数据研判,拓宽检察建议线索来源,同时要及时与相关单位沟通协调,重大问题公开问询,提升检察建议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

“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的内涵诠释

“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是中国检察权行使的宪法基础规范。理解该原则的规范内涵,需要分四个部分予以考察,“依照”是对检察权独立行使的法律规定的指引,“法律规定”为检察权独立行使依照的根据,“独立行使”为检察权依照法律规定的运行方式,“检察权”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的权力内容。“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具有内在逻辑,共同形成了对“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整体规范内涵的学理阐释,体现了该原则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并以此构建了相对系统的检察权运行的中国理论。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的法治内涵及制度完善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具有监督和规范侦查活动的功能,对确保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方向的精准性、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贯彻以及降低刑事案件“案-件比”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然而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仍面临着立法供给不足、检警沟通机制不畅、介入时机和内容难以把握以及缺乏可靠的成效评价机制等现实短板。为此,需要推动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的立法完善,依托数字化技术打破检警信息壁垒,明确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的实体和程序性条件,建立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将提前介入刑事侦查的成效纳入检察官工作绩效考核,从而推动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功能的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