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东北抗日剧的概念界说与历史逻辑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来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影响甚大。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决定了此后中国政治的格局与走向,那么抗日战争则超越了当代中国政治架构,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强化了人民的国家意识,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和世界观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抗日战争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深刻影响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武器弹药来源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武器弹药的来源秉持争取外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依靠红军原有、国民党供给、国内外进步人士援助、缴获敌伪顽军土匪、军工生产等五种方式获取。尽管来源方式多样,总体而言,新四军在武器获取方面仍遭遇诸多阻碍,导致新四军武器与日军武器相比数量少、质量差,但这些未能阻止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最终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牵制大量日军,取得了华中战场的胜利。

“铁军”和“铁军精神”内涵二题

“铁军”,专指起始于北伐战争时期的叶挺独立团,随后延伸至抗日战争的新四军;而与之相同步,“铁军精神”,包括独立团和新四军前后一脉相承的铁一般的军魂和思想境界。在赞同学界有关“铁军精神”内涵论述的基础上,依据对《叶挺文选》中叶挺本人的文章、谈话、电稿、声明、告民众书、总结、回忆录、信函等第一手资料的领悟、概括、提练,新增“重民为民的使命担当”这一内涵加以补充叙述。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与党的民族工作实践及影响研究

“巧渡”金沙江是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期间的一次战略性转移的重大胜利,对中央红军跳出国民党追兵的包围圈、转战川西,并最终赢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北上抗日具有重要意义。“巧渡”金沙江的成功,根本原因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并形成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同时,党中央还立足于云南多民族的省情,“巧”做民族工作,为渡江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机遇、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红夷大炮传入与晚明战法更新

明朝启祯时期,随着西洋火器被广泛运用于军事实践,中国军队已逐渐摸索出围绕红夷大炮的水陆新战法。在攻城方面,基于传统城墙高大坚厚的特点,明军将红夷炮击战与旧有穴城战结合起来,创造出“上推垛,下穴城”的攻城新战术。在守城方面,明军初步形成以敌台、角台之西式红夷大炮为点,城墙之上中式轻型锻铁炮为面,点面结合、远近兼备的新型城防火力体系。在野战方面,明军的车营战术也显露出类似城防作战的新思路,红夷大炮不仅用于镇守车营“阵门”,也被用来压制敌人炮兵火力。在水战方面,明军将以红夷大炮为核心的炮击战术和以火箭、火砖等为核心的纵火战术有机融合,不断完善,推动了侧舷炮舰与炮击战术的协同发展。晚明时代围绕红夷大炮展开的水陆新战法,是西洋军事技术与中国军事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战术特征,彰显了中国军事的创新能力和整体活力。

东南海岛解放进程中的环境挑战、支前难题与中共应对(1949—1950)

新中国成立前后,跨海解放东南海岛成为中共重要工作。为此,中共和解放军需应对诸多环境挑战,包括跨越汪洋大海险阻,应对风浪、潮汐袭扰,适应海岛生存环境。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共开展大规模民间船工动员工作,但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具体难题,如沿海船工和船只因战争遭受严重损失,船工和船只动员、运用殊为不易,木帆船作战稳定性不强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一方面完善支前机构、注重思想动员、保障基本权益等,另一方面着力训练军队水手、赶制机帆船、加强海洋环境知识学习、提升海岛后勤保障,从而为继续推进岛屿的解放创造基础。

万历援朝时期的明军系统与战争态势

万历援朝是明朝自永乐以来唯一一次跨越国境的用兵,始而对朝鲜、日本的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继而应朝鲜国王请求仓促出兵,再而陷入与日军的长时期对峙与胶着之中,前后延续七年之久。当战争发生在朝鲜北部地区时,辽东兵及蓟镇、宣府兵尚能应对;当战争推进到朝鲜南部地区时,由于战线的拉长、日军的投入和战事的延续,明朝调动了国内各地区、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并且动用了半数以上的战略总预备金,才在日本国内发生突变的状况下,与朝军一道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明军及明朝在战争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则对晚明政局特别是辽东形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知情几许:长征决策的形成与释疑

1934年10月,为应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万里长征。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改写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长征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取得重要进展,推出了一些新结论,澄清了一些争议,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疑点。2024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在这一特殊时间节点对红军长征尤其是长征出发相关疑难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明晰长征决策相关重要史实,总结长征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启示,对于进一步深化长征历史研究、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我刊特邀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何友良、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蒋建农、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凌步机,分别就长征决策的形成与释疑、红军长征前准备工作及启示、毛泽东出击赣闽浙皖地区方略与长征决策等问题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西汉“施刑士”的役使及其政策演变

“刑徒从军”,即动用刑徒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或屯垦戍边活动,乃秦汉时期军事动员制度的一大特色。汉初至武帝,刑徒作为补充兵力主要被用作平叛,乃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施刑士”产生于昭帝初期,后被重点用于屯田,在居延、河湟及西域屯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汉王朝经营河西、平定羌乱及维护西域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施刑士”还作为“长罗侯军”的主体参与西域战事并参与塞外“海廉渠”的修建。“施刑士”政策既是汉代罪人役使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也是后武帝时代解决西北边疆开发过程中劳动力不足问题的一次有益探索。

明清海防意识觉醒及海防政策变迁——兼及对明清时代经济社会的影响

海防问题关乎国计民生,是海疆政策的中心环节。由明及清海防意识的觉醒及海防政策变迁,乃因应波谲云诡的海上局势变化的产物,海防政策的实施调整有效地维护了海疆安全和王朝统治,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沿海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此同时,海防政策的变化也影响着沿海百姓的海洋生计、民间贸易乃至与海外世界的深度交流。唯有深入理解时人的海防思想,动态地观察海防政策的变迁,才能设身处地理解其效果和局限,从而更好地汲取历史上的海防得失经验。

新观念、新资料与福建事变研究

福建事变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偏重革命理论阐释到史学研究的转变。学界基于新革命史、民国史以及民国史与革命史交融等史学观念,运用海内外相继开放的新资料,对福建事变各种细部的实证研究成果丰硕,对既往一些片面、偏差、模糊认识的澄清,颇具进展。其中关于十九路军反蒋的特殊性、中共因应福建事变的复杂态度与实际过程、国民党蒋介石处理福建事变的心态与策略、西南与福建事变的关系、福建事变之于南京与西南关系的影响等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在资料运用从“发现”到“发明”、研究内容从“求真”到“求解”、以新的历史叙事推进整体研究等方面,福建事变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与探索。

共产国际、中共与北伐战争期间的蒋唐之争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势力急遽崛起,蒋介石的军事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希望维持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的首领地位,中共中央虽赞成“扶蒋”政策,但反对“抑唐”,有意在北伐军内部寻求蒋唐“均势”。江西作战结束后,蒋介石日益右倾,唐生智的战略地位降低,苏联顾问仍只将唐生智作为迫使蒋介石左转的外部压力使用。由于中共中央对唐生智的好感加深,要求苏联顾问改变对唐生智的消极态度,破除军事上“以蒋为中心”的局面。随着蒋唐交恶与赣汉冲突加剧,鲍罗廷作出抬唐代蒋的新决策,引发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反对。共产国际、中共对蒋唐之争的策略因应与分歧,折射出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新旧各势力关系变更的复杂面相。

蒋介石、胡宗南与山城堡战役研究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国民党“围剿”红军态势不断演进,红军面临形势极其危险。在此背景下,胡宗南所部第七十八师孤军深入,被中共和红军设伏于山城堡等地。山城堡战役是国民党“围剿”红军进入关键时期的一次重要战役,此战中国民党各路军队未能协同配合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战后国共对抗不断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山城堡战役评价过高是不适当的。山城堡战役后,蒋介石、胡宗南对山城堡战役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调整了战略部署。因西安事变爆发,国共才结束了对抗,实现了国内和平。

新中国成立后敌后战场研究的历程和反思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敌后战场研究经历了确立叙事框架、初步学术化、日益深化等三个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敌后战场研究的突破,需要逼近战争进程,围绕战争进程设置议题;借用其他学科的思想和理论,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解读战争.追求真相和真实,始终是推动敌后战场研究向前发展的动力.

秋收起义部队芦溪宿营和移营问题研究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一度攻克湖南醴陵、浏阳等城镇,但随后迭遭失利,不得不退至浏阳文家市,并经萍乡、莲花、永新等地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途中,即9月24日,秋收起义部队抵达萍乡东部重镇芦溪宿营。学界对于秋收起义部队芦溪宿营这段史实研究不多,且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争议。爬梳史料,可以发现部队24日下午3、4点抵达芦溪街,下午6点左右已扎营完毕,因获知敌情而连夜转移至“芦溪南面的山地”宿营,移营过程比较艰难,但部队却得以安全宿营。芦溪宿营和移营,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早期实践,是“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雏形,对其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南京沦陷后日军的军事葬仪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举行所谓入城式和祭祀战殁者慰灵祭,以“显彰忠灵”;对于战殁者的遗骨,则出台详细的遗骨送还规定,或存放于战地的奉安所、神社等,或供于靖国神社,或葬于家乡的护国神社。日军的军事葬仪对战场上的官兵、日本国民都起到了宣传鼓吹和战争动员的作用。同时,日本军政当局在南京地区修建各类纪念碑、“表忠碑”、神社等设施,大力宣扬攻占南京过程中的战争遗迹及日军的“英勇事迹”,鼓吹军国主义,宣扬日本的“国威”。日本内外一体的军事葬仪体制促使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膨胀,从而加速了日本走向失败的进程。

《黑图档·道光朝》所见盛京官地之军务用地管理

盛京官地之军务用地在《黑图档·道光朝》中主要是指盛京围场,盛京围场设置于顺治帝时期,直至清朝灭亡,其一直承担的向朝廷纳贡的使命才彻底完结。在《黑图档·道光朝》中记载着围场管理的诸多事宜,论文通过对《黑图档·道光朝》与其他相关史料的梳理,从人员管理、日常事务管理及纠纷处理三个方面探讨清朝统治者对盛京围场的管理。

重温历史 接续奋斗 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历史事实表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海峡两岸中华儿女更加需要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艰苦的革命历程,更加需要重温黄埔军校师生团结奋斗的历史,更加需要铭记两岸共同走过的历史岁月,更加需要同心共创、接续奋斗,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共同追求两岸统一美好未来,把中华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一道平冈是九边

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设施,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进攻的重要防线。明代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尤为明显。明太祖开国时期,西逃蒙古余部势力还在,东北女真部落逐渐壮大。为应对边患危机,明代加强长城修筑,形成“九边”军镇的抵御体系,大小堡垒数百座,构筑了一条较为坚固的防线。清政权建立后,长城内外各民族交往频繁,关外少数民族与清廷不再是紧张的对峙关系,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发生了改变。

万里长城护京师

明朝建立后,为防备蒙古残部对北方边疆一带的袭扰,朱元璋一方面让自己的九个儿子驻守在甘肃至辽东的各处军事要地,另一方面开始修建居庸关及周边的长城防御设施。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夺取皇位迁都北平后,边境安全形势比洪武时期更为严峻。为解决这一隐患,朱棣决定修建边墙以便连接各处堡垒、关城,建成系统的防御体系。这一工程规模宏大,自永乐直至万历年间,历经一百余年才基本完成。在此期间,明廷也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军事防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北方边境的基本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