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中小企业生存:促进或抑制?

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促进中小企业生存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结合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的2014—2021年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中小企业生存能力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小企业生存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小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代理成本节约效应,即数字经济通过优化中小企业自身融资能力和外部融资环境缓解融资约束,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降低代理成本,进而促进中小企业生存。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中部地区、制造业和管理效率高的中小企业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

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加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IFR数据库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在科学测度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细致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有效处理机器人应用的收入分配效应能为高质量增长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协同共进提供重要支撑;工业机器人应用会通过提升就业技术结构高级化水平和资本利润率两个渠道,加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高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内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较为显著;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激发产业结构服务化及合理化的演进动力,并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具有催化剂作用。为此,中国政府应及时和准确地预判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影响,并在享受人工智能时代红利的同时,平抑其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负面冲击。

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消除城乡间信息壁垒,促进建设现代化乡村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2011—2020这十年间的中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入手,采用面板数据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于城乡间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将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和市场化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中介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间共同富裕的作用。得出结论如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按照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划分,东部已经到达倒“U”型趋势的右侧,数字经济的发展开始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3个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都不过半,整体上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还是直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劳动偏向型再分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劳动偏向型再分配是普遍提高劳动力再生产质量、持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利用2007—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劳动偏向型再分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偏向型再分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劳动偏向型再分配通过扩大内需、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科技创新等机制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劳动偏向型再分配并未阻碍资本积累,反而促进了资本积累;财政可持续性有助于强化劳动偏向型再分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

正确理解按劳分配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按劳分配曾经因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被贬低,后来又作为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分配形式而被抬高。按劳分配实际上表明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客观规律,只是在存在剥削的社会里,劳动成果被不同的剥削阶级所掠夺,劳动者只能得到其中一小部分。按劳分配不是“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要注意与级差地租区别开来,与利润平均化区别开来,与妨碍利润平均化的垄断收入区别开来。要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首先要合理地或充分地占有收入。要严禁企业拖欠工资,严禁超出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长度,规范财政转移,调节级差收入,调整国有企业布局,实行第三次分配信息互通共享。

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应对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全球收入分配带来新一轮的挑战。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更从互联网、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人工智能三方面深刻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其主要在要素收入分配、城乡收入分配、地区收入分配、性别收入分配、技能收入分配对我国产生影响。应在发展数字经济规模的同时,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积极弥合可能存在的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普惠进程;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数字素养,以数字经济推动收入分配合理化。

发达国家应对居民消费不振的政策比较及启示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对居民消费行为亦产生较大影响。在当前我国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的背景下,居民消费需求不振问题凸显,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居民消费动力修复亟须从财政端继续发力。文章通过系统梳理美日英等发达国家在经济下行期,应对居民消费不足而出台的系列财政刺激举措,研究发现从居民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入手,多措施协同配合,能有效推动居民消费需求的恢复。基于此,文章借鉴国外经验及做法,从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收入、支出”端入手提出政策建议。

互联网普及对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影响了人们就医方式与就医行为,文章基于互联网发展现状,深入挖掘其普及程度对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机制与作用,依据二者内在联系,针对性提出互联网与医疗卫生领域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有益建议。方法:基于2014~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stata14.0软件分析互联网普及程度与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机制。结果:互联网普及对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具有抑制作用,政府行为对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有显著影响,人口结构、医疗技术水平和自然环境对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促进互联网技术与医疗深度融合,严格行业准入标准,发挥医保优势,实现全周期健康管理,以提高居民整体健康水平。

共同富裕视角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与推进策略

缩小收入差距、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内在要求。长期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也逐渐凸显,这种现象有悖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因此有必要从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出发,以建设共同富裕为目标,探索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实践路径:在充分认识到我国收入分配过程与结果存在不公平的基础上,以“控制两端、培育中间”为原则,努力提升“两个占比”,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并重点关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终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同时,对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提出政策建议,以此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进程。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谁在谈?谈什么?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研究现存政策、理论与实践三种取向。主流政策派聚焦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顶层设计,围绕其历史必然性、提出必要性、实施机制、规避误区展开论述。学术理论派重点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内涵与立论基础,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意蕴,形成整体与内部二维视角解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论、百年乡建承继论、城乡融合发展论、外部风险应对论与“和”文化继承论等立论基础,并瞄准农民村庄复合向度探讨其内生动能。基层实践派主要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保障,认为应以县乡村三级干部、企业和社会组织为实践主体,根据其各自定位承担不同职责,实现优势互补。然而,作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主体的农民却被排除在话语体系外,导致政策、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断裂。此种断裂与理论阐发、现实关涉、国际对话缺位等共同构成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理论深化与实践效能提升的制约因素。因此,未来研究应聚焦农民、理论、现实、对外和整体视角,提升研究实效性、学理性、针对性、包容性及系统性,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践—理论—政策”大循环。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新进展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自提出以来受到广泛而持续关注,但现有文献缺乏对中等收入陷阱最新进展的述评。文章从增长、发展和国际环境多个视角回顾、总结和评述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外延扩展,给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新的定义,并针对既有研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性的争议,进行了新的回答。在此基础上,基于新古典及内生增长理论、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假说、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产品空间和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以及中心外围理论,系统审视了不同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何以及如何导致陷阱的发生,又提出了怎样的跨越路径,并据此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展望。本研究将增进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认识、科学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体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而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与收入分配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十四五”时期的战略目标。基于统一框架对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理论刻画,并对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展开定量评估。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驱动因素,老龄化显著扩大了收入不平等;从整体来看,发展不均衡、支出规模偏低等因素限制了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其再分配功能有待进一步优化;此外,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分配存在交互效应,随着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提高,老龄化对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将逐渐弱化。因此,要逐步扭转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造成的负面冲击,应在强化共济性原则的基础上适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

农业生产托管可否助力农民共同富裕?——基于家庭收入和幸福感的研究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从家庭收入和幸福感两个层面,考察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差异。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处理其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定。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业生产托管对不同收入组别农户的共同富裕均产生了显著提升作用,且两者间的促进效果差异不大;对高人力资本组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小农户家庭的共同富裕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发挥着促进“共享”的分配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农业生产托管主要通过提升农作物产量、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经营规模及促进非农就业转移来提升农户的收入水平,并凭借提高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和选择与行动的自由来提升家庭幸福感,收入及幸福感的双重提升促进了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研究结论对于助力农业生产托管政策顺利实施、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水平的持续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为农业生产托管与农民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据。

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贵州省居民收入差距预警评价研究

在全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地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势必会阻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构建完善的居民收入差距预警机制显得非常迫切。鉴于此,文章利用基尼系数进行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度,并采用3σ方法进行相应预警情况分析,同时,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府政策以及民生保障四个方面选取了23项指标构建居民收入差距综合指标预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时差相关性分析找出对居民收入差距具有影响的先行预警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居民收入差距综合预警指标分析,并选择贵州省进行了具体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单指标预警还是综合指标预警,贵州省近几年的居民收入差距的预警值均处于中度预警或轻度预警之内,应围绕先导性关系的影响因素指标,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对贵州省居民收入差距的合理控制。

困境女性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研究——基于“芙蓉花开”项目的考察

文章以KY社工机构“芙蓉花开”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探讨困境女性(指因为经济贫困、教育缺失或是就业限制等问题陷入生活困境的女性)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文章发现,该项目破除了困境女性参与社区治理的结构性限制,在时间和空间上平衡了作为社区护理员的困境女性在照顾家庭与走向社会之间的矛盾。通过参与社区治理,困境女性一方面获得了工作报酬,改善了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得以融入社会生活,实现社会价值,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涉农信贷投放与城乡收入差距——乡村生产要素变迁视角下的理论与实证

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处于较高水平,厘清涉农信贷如何影响乡村生产要素变迁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分析涉农信贷投放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定量检验我国涉农信贷投放、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乡村生产的“人”与“物”两个要素之间的效应关系。研究发现,总体上,涉农信贷扩张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乡村就业结构渠道方面,涉农信贷扩张将促进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提升,反而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遮掩效应;农业生产条件渠道方面,涉农信贷扩张将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条件,进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中介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乡村就业结构相对稳定,可通过劳动力乡村内部产业转移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部地区乡村就业转移趋势显著,乡村生产条件改善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有待发挥;西部地区乡村就业转移趋势不显著,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也难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此,文章提出加大对乡村配套基础设施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发挥金融合力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乡村地区金融产品供给和服务等政策建议。

从亚当·斯密到托马斯·皮凯蒂:效率与公平视角下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演变

研究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脉络,能够为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提供理论参考。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持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仍存在收入分配有差距、分配制度需完善等问题。该文将西方经济学中亚当·斯密的分工和资本积累理论、凯恩斯的总需求理论和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阐述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在研究方法、历史背景、效率与公平方面的差异。

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发生转变了吗?——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分解测算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人类共同富裕,成为广大学者关注的焦点。在现有研究中,如何测量居民收入差距,是分析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否由过去的城乡收入差距发生了转变?鉴于此,通过分布函数加总的方法,从理论上将基尼系数按照农村与城镇的群组分解,得到基尼系数由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与剩余项四部分组成。利用2005—2021年农村与城镇的收入分组数据测算了每一部分的基尼系数及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并根据每一部分的贡献度来判断各时期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主要结果显示,2012年之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之间,而2012年之后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镇内部,这部分比重正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不断扩大,并且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针对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缩小工资性收入不平等性的政策,例如,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加强对部分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缩小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差距;另一方面,加强对低收入人群转移性收入的政策性偏向,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流动性——来自中国家庭的证据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作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主要的再分配方式,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分配流动性,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收入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微观家庭需求侧出发,构建了家庭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标体系,进而使用基尼系数法测度了县级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实证检验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家庭收入分配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促进家庭收入水平向更高收入组别流动,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此结果依然成立。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雇佣型就业进而实现家庭收入向上流动,这一机制在低收入家庭更加显著,即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扩容”;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亦可以通过促进中等收入家庭获取基本公共服务,稳定家庭收入,进而避免重新陷入低收入群体之中,即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提质”。第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业家庭收入流动性的提升作用要大于非农家庭,并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发现对准确认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

文章利用城市面板数据、互联网招聘大数据以及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和选用“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缓解内生性后依然稳健。具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增加低技能劳动力招聘需求,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此外,还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异质性作用,发现该增收效果在年轻化的农村劳动群体和宗族网络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