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字经济时代利他主义的反思——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阐释

本文从利他主义的理论渊源入手,梳理了有关数字经济时代的利他主义及计划经济新思潮的观点与主张,并从人的本质内涵和人的行为决策机理的角度对利他主义进行了反思、对计划经济新思潮进行了批判,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利他主义是一种具有利他效应的价值理念,并不能在根本上取代利己的价值属性,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更倾向于以利他的手段来实现利己的目标。而计划经济新思潮仍然是违背常识、违背规律的认识误区,理性的功能特性、市场的本质内涵以及人与市场的互动所形成的人的行为决策的机理决定了计划经济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本文进而运用有关人的行为决策的SBRE四因素模型,从主观内因和客观外因两个层面,从人的价值目标取向、人的理性能力提升、外部条件优化三个维度分析和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热点与演变

在科技成果产业化需求导向下,通过政策调控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为破除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障碍,把握近年来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演变规律,文章以2002—2022年我国颁布的131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研究对象,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发文量、发文类型和发文机构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法和ROST CM6.0软件对政策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和演变分析。得出结论:(1)阶段性政策数量波动与我国五年规划的起始时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受到关键政策发布的影响较大,根据五年时间线划分四个阶段,分别为起步期、发展期、蓬勃期和深化期;(2)政策的演变体现在以政府为主体至以企业为主体,从资源分散至资源集中,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从单一的“成果产出-成果转化”演变至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系统;(3)从政策端对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提出相关建议,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共享经济风险内生机制及协同治理研究

近年来,我国共享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也发生了严重的安全事件。传统商业结构裂变是共享经济风险产生的根源,结构重构与监管失控导致共享经济风险产生,P2P交易行为扩大了共享经济的风险;执法工具缺失导致政府治理失效,市场逐利本质导致共享平台治理失灵,供需两端主体性不足导致社会参与不足。共享经济风险产生的结构性基础和治理困境呼唤风险协同治理,包括目标协同、主体协同、机制协同等方面。

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三层境界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设施。中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框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高阶国际化,即高水平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实现规则制度一体化,通过建立国际先进制度、先进科技、先进组织、先进企业、宜商环境等五大倒逼机制,提升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成效;二是主动现代化,即中国式现代化,建成现代化市场主体、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治理体系,保障经济性产业的充分竞争,保障非经济性产业的福利性质,真正形成“高效市场+有为政府”运行体制;三是主场全球化,即建成“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世界创新中心+世界旅游强国”“四大支柱”支撑的世界新文明和经贸新秩序,确保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拓展性、可持续性和长期活力,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保障。

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选择,对于重塑东北地区经济格局、构筑核心竞争优势意义重大。本文回溯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概括了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表征,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以新质生产力建设促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理论逻辑和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并针对东北特色实践提出了数字经济时代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路径。本文既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脉络,也从实践层面提出了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挑战及风险应对:一个DSCP范式的分析

经营者集中审查是重要的事前竞争监管制度,具有预防垄断风险的功能。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企业赋能的同时,也为经营者集中审查带来巨大挑战。数字经济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的制度风险是系统性的,需要全面梳理和系统建构,而数据要素作用是系统性制度风险的源头。数字经济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数据—结构—行为—政策”(DSCP)分析范式,以数据要素为核心,提炼出数据要素性、结构复杂性和行为不确定性三组风险点。数字经济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应当抓住数据这一关键要素,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新特征和新问题,围绕审查范围、竞争分析和救济设计方面的制度缺口,进行顶层设计和政策应对。

“两化融合”贯标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创新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核,研究如何提升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对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制造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借助“两化融合”贯标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两化融合”贯标政策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两化融合”贯标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经济专利的申请数量。该结论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匹配得分、Heckman检验、安慰剂检验和替换变量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其中,替换变量的结果显示,贯标政策促进了企业的“实质性”数字创新,优化了企业的数字专利结构,提升了企业数字创新质量。机制分析显示,“两化融合”贯标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数字化补贴和提升研发强度三条路径促进企业数字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两化融合”贯标对处于成长期企业的数字经济专利申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作用并不显著;“两化融合”贯标显著促进了非数字经济企业的数字创新,对数字经济企业的作用并不显著;“两化融合”贯标显著促进了发达金融市场企业的数字创新,对处于不发达金融市场企业的作用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加速制造业数字创新发展,实现制造强国建设提供了启示。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路径构建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蕴含了因地制宜的思想,强调生产力发展必须尊重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差异,同时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综合考虑传统生产要素、科技创新和行业等三个维度。中国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并形成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发展质态,但仍存在体制机制僵化、区域协调发展不足和创新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这一现状要求我们在体制机制构建过程中,基于资源禀赋和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多样化技术创新路径,构建符合区域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区域间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

不同主体对研发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研究

从成果产出的投入要素出发,将科技成果归结为R&D资本、R&D人员和剩余要素综合作用的产出,构造科技成果生产函数。运用国内2011—2020年相关面板数据对不同主体的科技成果的要素研发效率进行测算,分析不同主体的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通过分析不同主体投入要素对科技成果产出贡献份额,为我国合理配置有效科技投入资源、提高研发资源利用效率和促进科技成果最大化产出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产业的包容审慎监管: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人工智能产业是具有“新技术、新产品、新经济、新风险”等新特征的新兴产业,对人工智能产业监管模式与监管路径的研究是实现创新与风险相平衡的核心与关键。包容审慎监管是集包容创新与风险防范于一体的监管模式,具有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融合的理论内涵,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理论在监管领域的实践表出。按照分层分类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人工智能产业基础层、技术层与应用层具有不同的技术、经济、风险特征,包容审慎监管契合人工智能产业跨领域、跨主体、跨行业的技术经济特征,能有效防范人工智能产业多层次、多元化、复合型的风险属性,是适合于人工智能产业等新经济的有效监管模式。应以底线思维和以人为本为监管原则,以监管沙盒为主要运行机制,以分级分类、全过程动态和多主体协同为主要手段,有效实施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包容审慎监管。

后发国最优动态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一个统一的理论和经验分析

基于种类扩张模型,将知识产权保护、前沿技术差距和技术追赶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研究后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该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自主创新和技术模仿产生的技术追赶效应会随着前沿技术差距动态变化,致使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追赶的影响关于技术差距存在“门槛效应”.该“门槛效应”合理解释了国别层面上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和抑制技术进步同时并存的悖论和发达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悖论,并且国家基础创新转化能力与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会显著影响该门槛值.数值模拟显示:恒定低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会使技术后发国落入“技术追赶陷阱”中.随着技术差距由远及近,先松后紧地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是最优动态技术追赶策略,有利于后发国摆脱“技术追赶陷阱”,完成技术追赶过程.运用跨国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模型验证了存在“门槛效应”的结论,实证结果不受内生性问题和核心指标不同测度方法影响.本研究有助于中国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地制定最优动态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促进自主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地域选择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8—2022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案例的分析

本文基于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的相关因素对其转化地域选择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地域选择影响因素模型,包括科技成果供方、需方、科技人员、创新孵化、成果熟化、技术转移服务、市场需求和政府扶持等八个因素,并以2018—2022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中的典型案例进行解析,分析结果对各地方引导和促进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引进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

专利侵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专利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直接产物,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在我国,随着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专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虽然不同类型的专利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不同,但是无论哪种类型的专利都为我国的经济繁荣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自2017年后,我国专利数量迅速增长,这一显著的增长趋势对我国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然而,专利申请数量迅猛增长的同事,专利纠纷的数量也在急剧上升。在这些纷繁复杂的专利纠纷案件中,专利侵权案件尤为突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文章简要阐述了我国专利发展现状,分析了专利侵权行为的具体形式及危害,接着以背景地区为例,剖析了专利侵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希望能够为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

网络安全风险下智能产品供应链中政府监管策略分析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智能产品的普及,网络安全及用户数据隐私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而政府能否采取合适的监管策略对于降低网络安全风险至关重要。针对由制造商和电子零售平台组成的智能产品供应链,建立博弈模型分析网络安全风险下政府监管的策略选择及其对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研究发现,补贴政策下的网络防御水平仅在补贴比率较高的情况下才会高于处罚政策下的防御水平;处罚政策和补贴政策均有利于制造商、平台和消费者,其实现的条件由边际信息价值和单位罚款两个因素决定,当边际信息价值和单位罚款均较大时,政府应采取处罚政策,反之则采取补贴政策,并且高额的罚款或补贴均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政府在选择监管策略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以促进智能产品供应链的健康发展和网络安全水平的提升。

多任务努力成本相关关系对公立医院医生激励契约的影响研究

目的针对公立医院医生任务目标的多元性,探讨医生努力成本相关关系对政府激励契约的影响。方法采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模型化方法和数值仿真方法。结果医生多任务成本之间的相关性会对激励系数产生一定影响,当医生多任务努力成本相互独立时,政府对各项任务的最优激励报酬也是相互独立的。当医生多任务努力成本相互关联时,对于不可监督任务的激励只与该任务自身的边际成本变化率相关。若某一任务是可监督的但可监督任务与不可监督任务的成本为互补关系时,对可监督性任务的激励应该加强;若某一任务是可监督但可监督任务与不可监督任务的成本为替代关系时,对可监督任务的激励应弱化。结论对于多任务成本相互独立情况下某种任务目标的实现,应制定专门针对此任务下的医生激励措施。而对于多任务成本相关情况下某种任务目标的实现,政府的激励机制要充分考虑医生任务成本函数之间的相互关系、任务结果的可监督性。

从计划到数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演化的理论梳理

为了明晰中国数字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遵循的制度原则,通过回顾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历次关键性调整,对当今中国经济走势和体制架构的成因做了探究;结合对不同经济增长驱动方式和经济活动组织模式差别的比较分析,推导了它们在中国经济演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从政府宏观调控着力点变化角度出发揭示了改革开放的实质,从而发掘中国经济发展的演化逻辑。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个基于已有的技术条件来不断调整政府计划和市场在组织经济活动中的分工的过程,并根据国内外经济情势调整不同的经济驱动模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建设是中国利用新技术变革应对国内外挑战,解决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期助力共同富裕并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的集中表现;数字基础设施全面铺设,提升经济一体化水平,推动全国范围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宏观调控的统筹协调水平,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分配,实现经济双循环的良性发展。

什么样的长效机制政策组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基于NCA和fsQCA的实证分析

什么样的政策组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研究的重要问题。使用NCA和fsQCA方法,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分析了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政策组态。研究发现:(1)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单一政策与工具,不构成“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目标的必要条件;(2)中央层级的政策组合重在产业主导下的稳定逻辑,旨在为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塑造稳定的产业发展环境;其中,4种政策组合可以实现房价稳定,包括分别依托收入分配与立法的考核目标与货币政策驱动型、立法驱动型、财政货币政策驱动型;3种政策组合可以实现地价稳定,包括依托立法的财政货币政策驱动型、改革逻辑下的考核与收入驱动型、依托收入分配的财政驱动型;(3)地方层级的政策组合重在结构主导逻辑,所有政策组态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政策主导的逻辑特征;其中,4种政策组合可以实现房价稳定,均为财税土地驱动型,分别依托住房制度、信贷政策、住房制度和信贷政策、宏观审慎政策;5种政策组合可以实现地价稳定,包括依托宏观审慎的财税驱动型、依托土地供给的信贷财税驱动型、依托财税信贷的住房制度驱动型、依托财税信贷和宏观审慎的住房税收驱动型、依托财税信贷和土地供给的住房税收驱动型。研究为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提升政策组合效率,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交易成本测度研究进展

交易成本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学术界对其界定及测度饱受争议。为消除交易成本没有统一的理论测度框架和边界不清晰问题,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交易成本内涵、分类及测度方法最新方面的进展,并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厘清交易成本的内涵、分类和测度框架,强化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相结合的分析范式,运用现代计量工具等分析方法,是未来交易成本研究的更高阶段。

浅论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没有高质量的发展支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无从谈起。处于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不仅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勾勒出了美好蓝图,还明确指出了前进路径,然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若干实际困难,这些困难主要体现在发展领域与区域之间的不均衡。本文阐述了高质量发展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意义,指出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据此提出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以供参考。

中国自然资源政策演进历程与发展方向

自然资源政策是国家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关注度、复杂性、地区差异性等特征较为突出。1980年代以来,中国自然资源政策大致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1991-1997、1998-2003、2004-2010等四个阶段的演进,期间,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不断发展变化,自然资源政策的需求和目标也不断变化,并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但同时也在政策一致性、政策权威性、政策公正性、政策认知性等方面,暴露出一些不足和缺憾。自2011年开始,资源政策的演进进入了第五个阶段。展望未来,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自然资源政策应不断创新,重点在政府规制、全面负责、促进转型、系统协调和差异设计等方面不断优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