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背景下制度安排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探析制度安排对碳排放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并行多重中介模型,从产权制度、对外开放、金融制度、环境规制四个方面,实证检验了制度安排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技术进步三条路径影响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产权制度主要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促进技术进步实现碳减排;对外开放增加了碳排放,但中介路径有助于其转向碳减排;金融制度可以直接促进碳减排,其中介路径不显著;环境规制则完全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技术进步来抑制碳排放。而且,沿海地区以制度安排抑制碳排放的效果比沿边地区与内陆地区更佳。因此,在尊重市场规律的条件下制定合理的激励相容制度对于促进企业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时空异质性视角下华北地区碳足迹评估及驱动因子分析

碳足迹是衡量碳排放的重要指标,削减碳足迹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前提条件。华北地区作为我国高耗能、高排放的集中区域,客观量化碳足迹并探究主要驱动因子对加快推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论文基于IPCC法对华北地区“十五”至“十三五”期间的碳足迹进行测算,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碳足迹的分布及转移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识别碳足迹的主要驱动因子。研究发现:(1)“十五”至“十三五”期间碳足迹总量经历了“先增长—后下降”两个阶段,由“十五”期间的425452万吨上升至1066353万吨,而后逐渐下降到“十三五”期间的898908万吨。(2)标准差椭圆呈稳定的“南—北”分布,重心分布于山西大同和河北张家口之间,呈向西北方向偏移趋势,已偏移72.56千米。(3)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对碳足迹驱动因子解释力度较大,且关键交互因子均含有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华北地区不同时期碳足迹分布及影响因子存在时空差异,在制定碳减排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区域碳足迹的时空异质性。

美丽园区建设的路径研究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工业园区历经四十多年发展历程,已经成为建设实体经济、引领区域发展的先行者,目前已聚集全国80%的工业企业,推动工业园区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园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论文回顾了中国工业园区的发展历程,面向新发展阶段存在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提出了工业园区在新时代需承担的高质量发展使命任务。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园区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子系统,从六个方面解析并详细阐述了中国工业园区打造美丽园区、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内涵。进一步地,根据国家对美丽中国建设提出的目标和计划,结合我国生态工业园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实践经验,从八个维度提出工业园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行动,支撑工业园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行动。

美丽中国建设背景下的健康乡村:内涵特征、重点领域及推进策略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而健康乡村作为美丽乡村的升级版,不仅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而且也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论文在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健康乡村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剖析了健康乡村的内涵特征;基于大健康理念,从乡村医疗卫生设施完善与保障水平提升、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与健康水平的提升、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服务价值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与宜居水平的提升、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与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基层组织体系的强化与管理水平的提升等方面确定六个重点领域;围绕着这些重点领域,从全面树立大健康理念、科学制定健康乡村规划、聚焦健康乡村重点领域、加强人才队伍能力建设、建立完善机制制度体系五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中国快速交通系统与旅游生态效率脱钩关系及时空格局演化

厘清快速交通系统与旅游生态效率发展的动态脱钩关系,对依托快速交通建设布局驱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通过熵权法、旅游碳排放测算模型、Super-SBM模型测算快速交通系统和旅游生态效率的综合发展水平,采用Tapio脱钩模型和马尔科夫模型揭示二者脱钩关系的时空演化规律与状态转移特征。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中国快速交通系统发展水平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旅游生态效率则波动下降。(2)研究期内,省域和区域层次的脱钩关系均以强负脱钩为主。(3)省域主流脱钩关系呈现多种脱钩类型交替嬗变的时序演化特征,存在连接状态覆盖范围逐渐压缩、脱钩北上和负脱钩南下的空间转移趋向。(4)省域脱钩状态主要发生向“上”转移,负脱钩关系的稳定性最强且存在空间集聚倾向,不同脱钩状态的邻域对省域脱钩状态转移存在明显异质影响。

多情景视角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碳达峰预测

基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战略背景,结合“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时代倡议,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沿线省份的产业发展态势,运用STIRPAT拓展模型,构建碳排放量与各影响因素的预测模型,进一步设置不同情景模式,预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2021—2040年的碳达峰趋势。结果表明:(1)能源消耗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是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碳达峰的最重要因素。(2)技术突破模式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峰值4808.43×106吨;政策调控和数字经济模式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在2035年实现碳达峰,峰值分别为5519.46×106吨和4988.32×106吨;基准模式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未能实现碳达峰。(3)内蒙古、陕西和新疆是碳达峰重点关注区,应加快政策落地、加大技术突破、加强数字经济,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

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密集型企业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产业集聚具有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产生环境污染的双重效应。基于“两控区”政策期间工业企业污染匹配数据,以长江经济带1998年、2005年、2012年大气污染密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地图API接口进行企业地址匹配,运用GIS空间邻近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大气污染密集型企业分布模式、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密集型企业数量不断增长,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总体符合“中心—外围”结构模式;(2)区县大气污染密集型企业数量变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为上海、江苏、浙江;(3)产业集聚对其企业数量时空变化的影响随时间逐渐增强,劳动力和边界效应与企业新增量关系显著,环境规制作用存在地区差异。

高速公路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析--基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当前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布局日趋完善,探究如何发挥其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有力支持,进而助力绿色经济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06—2019年中原城市群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其绿色经济效率,从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实证分析了高速公路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以产业结构优化为中介与门槛变量,进一步探讨产业结构优化对于高速公路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高速公路与绿色经济效率间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在高速公路和绿色经济效率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随着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升,高速公路对绿色经济效率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

青年发展型城市环境指数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基于国家45个青年发展型试点城市的宏观数据,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环境指数测度指标体系。采用EM-TOPSIS模型测度各城市的维度得分以及综合水平,使用变异系数法测量四大地区内城市的环境指数差异,结合地理探测器来探测七大环境因子的空间分异解释和驱动能力。结果显示:生活环境的评价均分最高,其次是规划环境,就业环境评价均分最低;四大地区内部城市在各维度表现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西部和东部地区差异性最大,部分城市在各环境指数间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通过计算,将45个城市划分为高水平、中等水平、低水平等级;在因子与交互探测上,健康环境因子和就业环境因子的解释能力最强,其次是规划环境因子和经济环境因子,且两因子间的交互驱动力都强于各个单因子的驱动力。

基于“时间-空间-关系”三个维度的美丽城市建设研究

论文探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城市的时代内涵,即美丽城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呈现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等时代特征的,并从景观生态学及“存在的三元辩证”,构建了“时间—空间—关系”的三维分析框架,阐述了美丽城市建设的“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以及“全社会行动”四大关键任务,最后提出了美丽城市建设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美丽中国建设绩效评估

基于减污降碳协同视角构建美丽中国建设绩效评估体系,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定量分析长三角城市群2011—2021年美丽中国建设绩效的时空特征,并进一步构建Dagum基尼系数分解模型探究其空间差异来源。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群美丽中国建设绩效在研究期内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绩效值的分布趋于向高水平区间集中。(2)长三角城市群的美丽中国建设绩效的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南京、杭州、合肥、上海等城市群中心城市美丽中国建设绩效在研究期内的提升幅度最大,而马鞍山、铜陵等传统资源型城市在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时面临较大压力。(3)省际差异是造成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美丽中国建设绩效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且其贡献率在研究期内由46.98%上升至72.23%,其中,苏-皖组间差异是省际差异的主要来源。据此提出推进长三角城市群构建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的对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深诠与机理再探——兼论其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实践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质生产力的本源概念产生于社会转型时期现实问题的需要,经过“酝酿、出场、应用”三个阶段的动态演进,展现出强烈的实践性和时代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机理在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技术创新推动技术应用,构成“劳动者+基础创新+应用创新”的三维实践理路。广阔的国土空间决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具体路径的多元性,有必要从抽象走向具体,考察相对微观层面的经验做法。基于新疆尉犁的案例分析表明,推动农业农村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通过数智技术、生物技术来革新农业劳动资料,通过激活乡村土地资源、文化资源、数据资源和生态资源来拓展劳动对象,积极培育和引进优质个体劳动者与协作劳动组织,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禀赋。

欧盟碳关税对中国的经贸冲击及应对策略

开征碳税对我国应对欧盟碳关税、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投入产出法计算隐含碳排放强度,采用GTAP模型研究欧盟碳关税对我国的经贸冲击和我国开征碳税应对欧盟碳关税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不开征国内碳税时,随着欧盟碳关税税率的提高和征税范围的扩大,对我国经济贸易的冲击更大,有利于我国行业低碳转型;我国开征碳税后,从经济角度看,短期内碳税税率为10美元/吨和征税范围为CBAM覆盖范围内的行业时,对我国经济贸易的负面冲击较小。从低碳转型角度看,碳税税率为30美元/吨和仅对CBAM覆盖范围内的行业征税时,更加有利于我国高碳行业低碳转型。从整体角度看,我国对CBAM覆盖范围内的行业征收10美元/吨的碳税,更加有利于应对欧盟碳关税的威胁。

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与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兼论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调节效应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文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影响出口隐含碳排放的理论机制,进一步分析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简单嵌入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呈倒U型,而复杂嵌入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发达国家与欧洲价值链网络区域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呈倒U型,而发展中国家、北美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网络区域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相对于高技术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与低技术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调节效应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提前了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与出口隐含碳排放倒U型曲线的拐点,该效应在发达国家、欧洲价值链网络区域以及低技术行业中更加明显;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亚洲价值链网络区域以及复杂嵌入的出口减排效应。本文结论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区域一体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市场竞争和创新驱动的视角

通过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考察了区域一体化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不同维度来看,区域一体化政策显著促进了数字技术发展的深度(底层数字技术应用)和融合发展的广度(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商业模式)。机制检验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改善了宏观层面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创新环境,从而增强了企业面临的赶超压力和驱动企业进行创新策略调整,进而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数字化发展效应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成长型企业、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和知识产权保护重视程度高的地区。进一步研究显示,区域一体化政策不仅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同时改善了企业资源错配。研究结论不仅为化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政府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和构建统一大市场提供参考。

产学研融合视域中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

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形态培育,应当着力推进产学研融合机制的创新。新质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高度总结概括科技创新交叉融合突破所产生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本性成果。产学研融合机制不仅能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亦能通过科技创新、政府支持、国际合作与人才培养等多维度举措,协同助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中国食物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区域差异与情景分析

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占到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论文采用混合LCA-IO方法对中国农产品从农场到餐桌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四个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了测量,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食物温室气体排放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食物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90%以上;(2)人均消费、消费结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成为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3)通过情景分析,以大豆和蛋类代替肉类可以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实现温升1.5℃的目标。此外,水产品和单胃肉的替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温室气体减排的作用。论文最后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减排建议。

国有资产改革对自然资源资产“两权”分离的启示与借鉴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经过了从统一到分散再到统一的改革历程。在此过程中,国务院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并逐步推动国有资产管理方式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探索了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监管权“两权”分离的路径。鉴于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与国有资产管理存在较强相似性,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在促进国有资产“两权”分离中的关键作用,为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监管权的分离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在完成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后,建议管理方式由“资源管理”逐步转向“资产管理”,授权设立自然资源投资运营公司,以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两权”的有效分离,从“自然资源部门—自然资源资产”的二级管理体制转变为“自然资源部门—自然资源投资运营公司—自然资源资产”的三级管理体制,以期为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的有效监管和资产增值提供改革思路与参考。

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新质态,是应用新技术、催生新产业、开辟新赛道、孕育新价值、重塑新动能的新型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中国突破价值链低端嵌入和低端锁定困境、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抓手,也能够促进国内价值链深化,实现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两条价值环流良性互动。本文丰富拓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与时代内涵,理清阐释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逻辑机理,探讨挖掘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由科技创新推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致力于提升中国对整个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的控制力,加快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攀升。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新引擎,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阵地,以未来产业为策源地,发挥高素质人才的主力军作用,通过实现工序升级、产品升级和链条升级等途径推进全球价值链攀升。新质生产力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阵地,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支撑,以构建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协同提升为重点,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培育国内价值链的竞争力;以绿色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力双轮驱动为新动能,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部门结合为着力点,发挥有效市场的促进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引领作用,以人才引培制度与“链长制”为政策支撑,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面对当前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必须牢牢把握生产力发展跃迁的大趋势,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加快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培育新动能,把握新机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能改变中国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被动局面并确保产业链安全韧性,为后发国家或地区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价值链升级方面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对中国抢抓全球价值链重塑契机下更深层次地提升竞争优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基于“专利泡沫化”问题的视角

不同于以往研究着重讨论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的作用效果,本文基于企业技术创新“专利泡沫化”视角,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对于破解专利“数量激增、质量不足”这一创新困境的适用性。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质量,且能够有效缓解“专利泡沫化”问题。通过采用Tobit模型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质量。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国有制造业企业、政府补助较多的制造业企业以及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所属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可见,推进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在发挥市场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加以政府资金补助支持企业高水平研发活动,还要从加强创新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及时采取措施抑制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