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市场竞争和创新驱动的视角

通过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考察了区域一体化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不同维度来看,区域一体化政策显著促进了数字技术发展的深度(底层数字技术应用)和融合发展的广度(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商业模式)。机制检验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改善了宏观层面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创新环境,从而增强了企业面临的赶超压力和驱动企业进行创新策略调整,进而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数字化发展效应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成长型企业、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和知识产权保护重视程度高的地区。进一步研究显示,区域一体化政策不仅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同时改善了企业资源错配。研究结论不仅为化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政府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和构建统一大市场提供参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首次系统论述新质生产力,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的生产力,更加强调把创新驱动作为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以实现自立自强的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龙头的生产力跃升。新质生产力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成为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区域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基于此,本刊特邀国内知名学者就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问题各抒己见,以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营商环境、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

营商环境已成为推进产业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变量。高度重视优化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鼓励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迁移而不是向海外转移,对推动比较优势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转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现阶段,全球产供链重组要求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就需要通过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竞争优势,让一些产业循环留在国内,增强中国在全球产供链体系中的自主可控能力。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中央做好区域协调的战略准备,将过去地方政府依靠创造优惠政策洼地参与区域竞争,转变为创造更好更优的营商环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此,需要加快推进实施市场取向的竞争政策;需要让中国的产业政策转型为中央主导型,促进地方产业政策转向鼓励公平竞争和效率竞争;需要通过再造市场规则、融资环境、政府服务环境、司法环境、公共服务平台等,多管齐下改善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

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民增收的效应

【目的】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可以丰富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的研究内容,充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为加快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进程提供启示。【方法】基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视角,运用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非线性溢出特征,最后借助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异质性。【结果】(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民增收,经过工具变量法、改变样本容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对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产生显著促进效应,对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2)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高级化水平,助推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3)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且该效应在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下得到进一步强化。(4)数字经济会长期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呈“倒U型”,其中中等收入阶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农民增收的推动力明显强于东部地区。【结论】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要素,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力度、创新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融合发展机制、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结构统筹联动等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财政科技支出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战略经济带,探究其财政科技支出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政科技支出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支出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研究结论对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科技政策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城镇化的困境、实现逻辑与路径选择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深入剖析县域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城镇化的困境、实现逻辑和路径选择是探索城镇化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工作重点。研究显示:第一,县域城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演进,其演进过程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第二,新时期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需要认清理论误区、破除现实困境。认清理论误区在于既要更新县域城镇化概念,辨析城市化、农村城市化、城镇化和县域城镇化的区别与联系,也要坚持县域工业化发展,避免县域工业化与发展特色经济混淆。破除现实困境在于,一是破除县域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困境,收敛区域差异;二是破除中西部县域产业承接能力不强,产业结构趋同困境;三是破除县域人口结构失衡、教育养老资源供需失衡困境。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决定了县域城镇化的实现逻辑,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化意味着县域城镇化面临人口优势和结构失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县域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县域城镇化重视物质和精神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县域城镇化坚持绿色发展。第四,县域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包括制度保障、新型工业化发展、人口和服务供需均衡、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五个方面。

数字经济赋能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溢出与机制识别

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及多重路径的综合作用效果。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不仅能显著赋能本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对邻近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占比为79.4%;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且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呈协同效应,消费能力路径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均呈背离效应。

临空经济对区域创新的结构性影响研究

临空经济在引导区域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其独特的“技术—制度—产业—空间”属性,通过技术支撑、制度安排、产业延伸、空间极核等新的范式结构,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跃升条件。发展临空经济,能提升城市通达度和交通枢纽地位,影响城市创新层级;缩小城市间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差距,使城市群向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化;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集聚与扩散叠加动力、制度创新变迁动力、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激活动力、中心极核与外围互补引领协同动力,影响区域创新的动力结构。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临空经济区在改革创新、先行先试中的引领作用,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差异化构建跨空间创新协作网络,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知识溢出,激发临空经济在区域创新中的功能。

数字经济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城市数据,采用CRITIC-熵权法与TOPSIS相结合的方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考察数字经济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果在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数字经济推动了流域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现阶段并不利于非流域地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但在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和提升制造业产业基础能力方面并不明显。为此,应发挥成都、重庆双城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区域协同发展力度,夯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基础。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逻辑与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任务,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深邃理论洞见和丰富实践经验。对于东北地区来说,较好的科教优势、人才优势和工业基础优势奠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基,同时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必须通过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具体措施路径包括:着力培育、聚集科技创新资源,健全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持续促进人力资本跃升,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全面振兴;积极布局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具有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系统布局建设现代基础设施体系,承托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硬件”需求;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打造产业和技术合作的开放创新生态;打造良好发展环境,为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保驾护航。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发展是现代化发展轨迹的空间展现,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关键支撑。新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发展环境、新技术冲击、新空间结构与新制度安排,对区域发展动能和区域发展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新发展格局具有市场畅通、创新驱动等深刻内涵,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市场可达性、产业链空间布局加速调整;数字技术改变了要素空间流动的成本与收益对比,重塑区域空间距离、区域要素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区域空间结构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网络化和流动性特征,影响城镇体系和区域治理模式;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强调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的动态平衡,推动区域发展目标和区域发展关系发生转变。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以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加快数字时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创新增长极与区域创新理论等理论的突破创新,为新时期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和收敛性研究

当前,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显现,过大的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运用熵值法、基尼系数分解法以及收敛模型,考察了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2010—2021年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性。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均实现了增长,但各地区之前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差异较大;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北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内部差异最大,长江中游的区域内部差异最小;全国以及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均存在σ收敛特征;全国与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西北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但收敛速度不一。研究结论为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时空格局提供依据,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数实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层次性及其实现机制与路径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新型工业化的根本要求,数实深度融合是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具有层次性,主要体现在技术基础、产业结构、企业运营和生态融合四个层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是提高融合的深度,使数字技术深入到实体经济的全产业链,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协调,推动实体经济从产业内部融合深化到生态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需要从技术、产业、企业和生态四个层面完善融合机制,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做大、做强、做优、做深、做新和做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城市创新创业活力与新兴产业核心技术:空间极化、规模门槛与中介效应

城市新企业、新资本和新发明涌现是孕育新兴产业核心技术的活力源泉,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创新创业活力对新兴产业核心技术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创新创业活力显著促进新兴产业核心技术数量提升,在考虑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2)创新创业活力对新兴产业核心技术活动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增”的城市规模门槛特征,而对邻近城市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存在“马太效应”和“虹吸效应”。(3)城市创新创业活力对新兴产业核心技术活动的影响存在区域和梯度异质性,不同地理位置和文化区的城市存在显著差异,而资源型城市、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的分组回归体现了梯度性特征。(4)创新创业活力通过提升城市多样性,特别是专业化部门的多样性程度,促进新兴产业核心技术数量增长。

碳中和背景下新疆八大产业的集群发展态势与空间格局研究

不断推进“双碳”目标和特色产业发展是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基于2011―2021年新疆八大产业的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了新疆八大产业的集群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进一步探讨了碳达峰压力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新疆第一产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第二、三产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新疆产业结构高级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新疆八大产业聚集规模逐渐显现,且位于全国前列.3)新疆八大产业在总量、份额、结构和竞争力上均占据主导地位,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产业.4)在研究期间内,新疆八大产业对就业和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5)碳达峰压力对新疆八大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有效促进了油气生产加工、绿色有机果蔬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集群发展,但对其它产业集群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未有效发挥.

产业智能化对省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21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域生态效率,实证分析产业智能化对省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地区异质性,并探究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以及产业集聚与绿色金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正向影响省域生态效率;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智能化对省域生态效率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绿色技术创新在产业智能化影响省域生态效率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产业集聚在产业智能化影响省域生态效率过程中发挥U型调节作用,绿色金融在产业智能化影响省域生态效率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与应对:来自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证据

产业结构服务业化会对区域经济抵抗力产生不利影响,但可以提升区域经济恢复力。产业多样化有利于提升区域经济的抵抗力和恢复力,而专业化则容易产生相反的结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服务业冲击上,并随时间发展传导至制造业,韧性的恢复也是首先由服务业开始的。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京津冀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取得诸多进展,致力于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构建分工合理的创新发展格局,但仍然面临创新资源分布失衡、创新能级差距过大、北京创新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创新链与产业链不匹配、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建设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立足和巩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积极成果,根据京津冀创新基础和现状格局,建立起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衔接的体制机制,以实现“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新要求。

我国五大城市群县域科技创新效率空间分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城市群作为创新要素集聚地,在全国生产力布局中发挥战略性支撑作用,县域是城市群协同创新的重要空间载体,在中国未来城市发展中拥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采用DEA-BCC效率模型、核密度、空间探索性等研究方法,测算2018—2021年长三角、珠三角、中原、成渝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所辖县域科技创新效率,并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五大城市群县域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五大城市群县域科技创新效率存在较大差距,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新平台建设、企业创新投入和科技人力资源禀赋等是阻碍县域科技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进而提出城市群县域科技创新效率优化路径。

区域协调、央地关系和基本权利的中央化

区域协调发展本质上是个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议题,要促进“效率”和“公平”兼顾的区域协调发展,根本上有赖于建立合理的央地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总体取向,在地区竞争模式下试图通过缩小地区增长差距来推动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当我国逐渐进入第三产业占主导、经济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的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面临着由“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型。根据事务属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推动“公民基本权利的中央化”,落实中央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责任,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真正做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