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深刻,其生发于全球化背景下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统合了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揭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定位、政策导向和实施路径,凸显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原创性发展、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原创性认识、对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原创性洞察、对新发展理念的原创性贯彻以及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原创性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化道路的确定,以及随即实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保障国家安全,新中国领导人学习苏联经验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鉴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又只能依靠国内提供工业化所需资金积累和物资保障,新中国一方面在紧缩消费的同时积极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另一方面作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决策,通过构建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人文经济学研究:理论演进和话语创新

随着世界秩序的演替以及经济增长引擎的转变,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核心理念发生了深刻变迁。伴随着对传统数理经济学的深刻反思,人文经济学研究逐渐从“隐学”演变为“显学”,成为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回顾其发展脉络,人文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演进历经人性与经济交织之思的孕育阶段、理性选择与人文关怀兼具的萌芽阶段、具有经济行为嵌入性的初创阶段、聚焦审美经济与文化消费的拓展阶段以及人文向度聚焦与延伸的深化阶段等五个时期。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话语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过程:一是在历史维度坚持中国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守正创新,二是在理论维度把握经济学数理逻辑与人文逻辑的交融共进,三是在实践维度实现人文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实践的互动统一。

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的三重论域

土地空间资本化既是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现实语境,也是资本向自然空间扩张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不仅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运行逻辑与权力统治,还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因此,其土地空间资本化理论既具有经济批判进路,又具有政治批判关涉,还具有生态批判维度。在经济批判上,马克思揭示,资本宰制下的土地空间既是资本积累的工具,又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稀缺资本,在资本逐利的本性下土地空间从私有化、商品化走向异化;在政治批判上,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土地空间进行支配,并在土地空间与人自身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建构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制;在生态批判上,马克思指出,资本化的土地空间与人的关系发生裂变。深入探究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当下重新思考、构建人地和谐的空间形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家精神经典理论的综合与中国语境下的再阐释

企业家精神驱动创新被视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原因。然而作为可追溯至18世纪上半叶的重要经济理论主题,企业家精神及其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从来不止于关注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构成了对企业家经济行为的补充,从而可在广义综合后有经典的“熊彼特—韦伯—诺思”企业家模型。在这一综合性框架下,企业家精神、文化、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对企业家精神经典理论的广义综合为参照系,中国语境下的再阐释可提炼出企业家精神在创新模式、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的特殊规律,从而有助于形成企业家精神的中国式话语体系。

消费意识形态:当代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改变——列斐伏尔《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研究

列斐伏尔意识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走向灭亡,而是出现了“垂而不死”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原先马克思预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通过自觉认识生产规律所进行的“计划化观念”现在被资本主义有效整合到了自身的生产方式之中。今天的资本主义可以被指认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中作为消费动机的欲望本身,是资本通过软性的广告制造出控制人们的无意识中的虚假需要,由此再生产出盲目跟风消费的“他者欲望”。这个所谓的“消费社会”中已经生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现代资产阶级世界中特有的消费意识形态。

经济绿色发展对资本主义“自然悖论”的超越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大工业将科学和自然力运用到生产过程中,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与技术的提升。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其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根源,因此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自然悖论”。资本本性的剥削性和无限扩张特征,促使其对生态环境无止境地滥用与掠夺,资本主义再生产在充分利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物质变换断裂”,产生了各种“城市病”和“文明病”。不同于资本主义“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发展方面始终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面对资本主义的“自然悖论”及其造成的“文明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制度性基础,促进了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相互融合,在未来社会的绿色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的人化自然理论

马克思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客观存在人化自然理论,论说者的简单化理解使其丰富的内涵被抛入视野黑洞之中。回归文本,原生态检视的结果是如下内容:人化自然是人类的基本问题,意谓人类生存的前提是人化自然;变自然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之处;人化自然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区分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与传统哲学中的自然理论相比,人化自然理论已消除了传统哲学自然理论中的客观性陷阱,使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要求落到实处。人化自然秉有多重属性,如主体属性、预设属性、法权属性和文明属性等。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的边界处于变动过程之中,前者的边界不断扩张,后者的边界逐步退缩,因而形成人化自然的客观辩证法。人化自然的特质之一是作为主体的人发明并利用中介。人化自然的主要成果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但具体性结果层面显现出多种性质,其中包括对人类有害的性质。人化自然的哲学评价标准是“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

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的规范与引导

马克思对资本的辩证评析是中国式现代化规范和引导资本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探索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贯穿着对资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发展。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既实现了对资本力量的“用其所长”,又保证了资本运行始终处于社会主义力量的规范和引导下发挥正效应,始终保证人民是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受益者。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积累了宝贵的规范和引导资本的经验,主要包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三维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科技观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观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发展提供根本理论支撑。从社会生产维度、自然维度和人的发展维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观,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强化科技生产力思想、发展绿色科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科技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技价值取向有着深刻启示。

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支持及其体现的改革方法论

包产到户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农村改革的成功又有力地推动了其他领域的改革。对于邓小平与包产到户的关系,过去一些关于改革开放史的著述有所提及,亦有文章对此作过梳理。本文拟着重就邓小平在肯定支持包产到户过程中所体现的改革方法再作点探讨。

数字经济驱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是供给—需求实现总量平衡、结构适配、质量协同升级的关键连接点。揭示数字经济下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重要启示。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包含数字生产及其下游部门的四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发现:数字要素部门的资本积累对总产出增长有棘轮效应;一旦发生负向的需求冲击,数字经济将有助于宏观经济保持韧性,避免短期总产出大幅减少;数字要素部门的相对独占性将可能削弱扩张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面对数字经济兴起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冲击,中国展开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政策实践。具体包括:发挥数字经济的高能增长极作用,协同推进需求总量调控与供给体系质量提升;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力,构建适应数字技术创新周期的宏观资源筹措、调峰和配置机制;激活数字经济的要素黏合效应,形成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的宏观治理体系。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地区创业活跃度

创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准自然实验,结合2009—2019年284个城市的样本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创业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创业活跃度。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地区人才集聚和提高区域创新水平来促进创业。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创业效应在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地区和法治水平较高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就行业类型而言,服务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的创业效应更加明显。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研究社会信用对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和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经验启示。

人文经济发展的城市样本:杭州的探索与实践

人文经济的内涵、特征和范围,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通过初步界定,人文经济不是单纯的文化经济,而是在以人为本,“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导下,以共同富裕和普遍幸福为目标、以优秀文化为内涵、以道德情感为基准、以审美需求为引领,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经济文明的新形态。杭州作为我国人文经济样本城市,对其从21世纪初以来围绕发展人文经济所进行的自觉探索和实践,以及其基本举措和成效的梳理与总结,揭示了杭州人文经济城市样本的意义和启示,并为推动人文经济更高水平、更快速度发展提供了若干建议。

李斯特经济有机体思想的辩证法内涵

李斯特作为黑格尔辩证法哲学如日中天时期的经济学家,研究方式具有明显的辩证法特征。他第一次把国家经济作为系统,针对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批评了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从普遍联系的整体和历史发展过程的视角,创建了一个“经济有机体”思想体系雏形,其中蕴含着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质量互变规律的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思想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从辩证法视角来观察李斯特经济学及其科学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的若干思考

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关于人文经济学,是可以从三个意义上加以理解的。首先,顾名思义,人文经济学指的是带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不仅仅把经济学简单地理解为研究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财富生产和积累规律的社会科学,还关注到了经济活动中人作为能动因素的特殊功能。从这个层面讲,人文经济学重视研究人的素质、能力、表现、需求、情绪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或作用。因此,它强调对人进行投资,把人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本来看待。这个意义上的人文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在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健康经济学、体育经济学大概都属于这个范畴,可以称之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人文经济学。目前,它已经全面融入了我国大学的经济学院、教育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的课程之中。

人文为魂内化于经文明交融——人文经济学的基调、架构及立论之我见

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对人文经济学进行研究,这是一项带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探索活动。1986年,我曾向国家教育部“青年社会科学基金”提出过一项关于“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申请,①但30多年过去,只出版了《人本体制论》《人本型结构论》和《包容性改革论》三部专论著作。②而今讨论的人文经济学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因为“人文”与“人本”毕竟不完全等同。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即所谓“魂”)是什么?其理论基调如何把握?框架如何搭建?研究范式是什么?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我还处于思考过程中。

孙冶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及启示

孙冶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早期探索者和重要贡献者之一。本文首先探讨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继而提炼孙冶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思想基石和“最小—最大”逻辑主线,归纳孙冶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体系的观点创新。

评《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主体生产》

由李嘉弘撰写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主体生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一书,基于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学说立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现实和意识形态职能进行深刻分析和批判。作者强调,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系统理论工具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必然有一个批判的前提,即对其所处的经济现实和思想史背景的批判,只有在摆脱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意识形态范畴和现实职能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切认识。该书理论关注面广,从古典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到马克思经典劳动价值论,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古典学说之关系辨析到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论述过程中又根据需要穿插了对其他相关经济学家和理论流派的分析解读,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课题的广度与深度,对帮助读者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具有一定指导价值。总体来看,该书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

国家治理问题的经济分析基础探析——基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考察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国家治理问题不能仅仅就其本身来谈,而是要建立在一定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有关国家问题的论述为此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资本论》第一卷指出,国家作为相对自主的强制力介入经济过程,并受到统治阶级利益和特定经济规律的制约。因此,国家治理在不同社会制度面前不是中性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国家选择制度的倾向、构建制度的客观依据和执行制度的能力。我国国家治理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为遵循。这种对经济基础决定性作用的重申和强调,正是对国家治理问题的经济分析基础进行探索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