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经典理论的综合与中国语境下的再阐释

企业家精神驱动创新被视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原因。然而作为可追溯至18世纪上半叶的重要经济理论主题,企业家精神及其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从来不止于关注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构成了对企业家经济行为的补充,从而可在广义综合后有经典的“熊彼特—韦伯—诺思”企业家模型。在这一综合性框架下,企业家精神、文化、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对企业家精神经典理论的广义综合为参照系,中国语境下的再阐释可提炼出企业家精神在创新模式、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的特殊规律,从而有助于形成企业家精神的中国式话语体系。

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的人化自然理论

马克思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客观存在人化自然理论,论说者的简单化理解使其丰富的内涵被抛入视野黑洞之中。回归文本,原生态检视的结果是如下内容:人化自然是人类的基本问题,意谓人类生存的前提是人化自然;变自然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之处;人化自然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区分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与传统哲学中的自然理论相比,人化自然理论已消除了传统哲学自然理论中的客观性陷阱,使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要求落到实处。人化自然秉有多重属性,如主体属性、预设属性、法权属性和文明属性等。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的边界处于变动过程之中,前者的边界不断扩张,后者的边界逐步退缩,因而形成人化自然的客观辩证法。人化自然的特质之一是作为主体的人发明并利用中介。人化自然的主要成果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但具体性结果层面显现出多种性质,其中包括对人类有害的性质。人化自然的哲学评价标准是“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

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的三重论域

土地空间资本化既是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现实语境,也是资本向自然空间扩张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不仅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运行逻辑与权力统治,还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因此,其土地空间资本化理论既具有经济批判进路,又具有政治批判关涉,还具有生态批判维度。在经济批判上,马克思揭示,资本宰制下的土地空间既是资本积累的工具,又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稀缺资本,在资本逐利的本性下土地空间从私有化、商品化走向异化;在政治批判上,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土地空间进行支配,并在土地空间与人自身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建构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制;在生态批判上,马克思指出,资本化的土地空间与人的关系发生裂变。深入探究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当下重新思考、构建人地和谐的空间形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意识形态:当代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改变——列斐伏尔《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研究

列斐伏尔意识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走向灭亡,而是出现了“垂而不死”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原先马克思预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通过自觉认识生产规律所进行的“计划化观念”现在被资本主义有效整合到了自身的生产方式之中。今天的资本主义可以被指认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中作为消费动机的欲望本身,是资本通过软性的广告制造出控制人们的无意识中的虚假需要,由此再生产出盲目跟风消费的“他者欲望”。这个所谓的“消费社会”中已经生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现代资产阶级世界中特有的消费意识形态。

数字帝国主义生成逻辑、基本特征与应对方案——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在数字帝国主义中,跨国数字垄断公司借助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据传输,结合国家政权在全球范围内攫取不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资本增殖逻辑下的资本竞争与资本垄断,是数字帝国主义的基本生成逻辑,金融资本与政治权力的加持则是数字霸权形成与扩张的必要条件。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控制全球生产过程、企业劳动过程、大众意识形态,以更加隐蔽但又强势的形态将数字弱国、数字劳动乃至数字用户改造成数字网络空间的节点,成为其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面对数字霸权,首先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其次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数字经济,抵制数字强国意识形态入侵;最后要积极构建数字贸易合理规则,推动世界数字技术共建共享。

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支持及其体现的改革方法论

包产到户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农村改革的成功又有力地推动了其他领域的改革。对于邓小平与包产到户的关系,过去一些关于改革开放史的著述有所提及,亦有文章对此作过梳理。本文拟着重就邓小平在肯定支持包产到户过程中所体现的改革方法再作点探讨。

数字经济驱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是供给—需求实现总量平衡、结构适配、质量协同升级的关键连接点。揭示数字经济下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重要启示。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包含数字生产及其下游部门的四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发现:数字要素部门的资本积累对总产出增长有棘轮效应;一旦发生负向的需求冲击,数字经济将有助于宏观经济保持韧性,避免短期总产出大幅减少;数字要素部门的相对独占性将可能削弱扩张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面对数字经济兴起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冲击,中国展开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政策实践。具体包括:发挥数字经济的高能增长极作用,协同推进需求总量调控与供给体系质量提升;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力,构建适应数字技术创新周期的宏观资源筹措、调峰和配置机制;激活数字经济的要素黏合效应,形成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的宏观治理体系。

评《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主体生产》

由李嘉弘撰写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主体生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一书,基于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学说立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现实和意识形态职能进行深刻分析和批判。作者强调,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系统理论工具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必然有一个批判的前提,即对其所处的经济现实和思想史背景的批判,只有在摆脱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意识形态范畴和现实职能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切认识。该书理论关注面广,从古典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到马克思经典劳动价值论,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古典学说之关系辨析到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论述过程中又根据需要穿插了对其他相关经济学家和理论流派的分析解读,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课题的广度与深度,对帮助读者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具有一定指导价值。总体来看,该书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

《资本论》潜在界分的内在性、外在性劳动及其内蕴劳动一般机理

《资本论》及其手稿基于人的类本质要求,把劳动潜在界分为内在性劳动、外在性劳动环节。前者即劳动者在精神中,为改造劳动对象供给根据与精神动力保障的劳动;后者即基于前者生产预期产品的劳动。二者纵向贯通并相互构成,显现为自由属性与必然属性两个层次。完整和持续演进的劳动展现为四个递进性阶段:以生产改造劳动对象所依赖的精神保障为主题的第一阶段,显现为三个递进性层次构成的内在性劳动主导型劳动形态;以改造劳动对象为主题的第二阶段,显现为两个递进性层次构成的外在性劳动主导型劳动形态;以物化劳动为主题的第三阶段,显现为无地位差别的内在性、外在性劳动凝聚成的物化性劳动形态,这三阶段递进性展开,构成一个劳动周期;以上下劳动周期继承创新为主题的第四阶段,显现为跨周期性内在—外在融合性劳动形态。上述四阶段递进性展开,共同构成内、外在性劳动内蕴的劳动一般机理。内、外在性劳动范畴及其内蕴劳动一般机理的出场,启动了唯物史观双重转向进程,深化了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的认识,超越了传统脑体分工理论,促成了劳动理论传统资源创造性整合。

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的理论基础建构——基于马克思劳动生产力及其相关理论

构建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的理论基础,是发展马克思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建立在马克思劳动生产力理论基础之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劳动生产力理论以劳动价值为立论前提,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生产力理论共同贯穿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理论基础构建的全过程。特别地,劳动生产率是唯一一个同时与价值和使用价值发生关系的生产率指标。劳动价值、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决定了劳动价值与劳动生产率在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中的作用机制。在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须把握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规律,借鉴主流经济学测度技术进步的方法和手段,围绕劳动生产率指标建构技术进步测度方法体系。

农业资本化的“横向集中”与“纵向集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和恰亚诺夫

资本化农业如何改造小农,是农政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两个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恰亚诺夫理论——都有不足:前者忽视了商业资本通过纵向一体化及各种商品关系对小农生产的资本化改造,以及在商品关系中发生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而后者则在微观层面忽视了劳动力商品化对小农家庭经济行为的改造。这两个理论恰好在这两点上分别对对方做了有益的补充。本文在重新批判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恰亚诺夫理论的基础上,将两条理论路线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提出农业资本化的“横向集中”和“纵向集中”两条道路,并以当代中国农政变迁的实践来辅以阐述这两条道路所形成的多种资本改造小农农业生产及从小农家庭获取剩余的方式。

构建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质生产力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新的生产力的一般路径是通过科技创新的突破性进展及其产业化过程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包括质量互变规律、生产力要素变化规律、生产力诸要素组合优化规律、加速性发展规律,生产力规律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特征。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规律是:科技创新的颠覆性突破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颠覆性科技创新的产业化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新兴产业的拓展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载体;信息化与工业化结合的新型工业化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不断发生空间转移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原则,从创新动力系统、产业载体系统、绿色生产力系统、新型能源系统、生产方式系统和制度系统六个维度构建符合新质生产力规律的新质生产力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整体功能的发挥。

列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文本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一直是西方左翼解读《资本论》的流行语法。然而,他们通常忽视了“从抽象到具体”过程的“开端”问题。马克思在以英国为个案的《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章节中所处理的,正是这个理论任务。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讨论,完成了马克思关于考察俄国资本主义以补证《资本论》证据的愿望,丰富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开端问题。列宁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农民的解体与小生产者的破产是其发展的必然环节,以及俄国不是因为没有国外市场而无法实现额外价值等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必然性与资本主义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替代的一致性,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

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批判的三个维度——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解读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重要文献。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经济批判是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三个重要维度。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政治批判的出发点是揭露充满欺诈和伪善的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社会批判的立足点是构建“纯粹人的、普遍的基础”的理想社会;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经济批判的三个切入点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本、劳动和科技。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启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中国人口政策,坚持用大历史观来评价中国人口政策,坚持科技创新并推动科技成果惠及全体劳动人民。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笔谈(一)

从能量等级定律看新质生产力演化方向与趋势宇宙演化由能量驱动,所有运动和变化都是能量转换过程,能量以等级结构形式进行自组织。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是能量转换过程,能量转换能力就是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社会向更高能量等级演化所必需的能量转换能力。科技创新是开发新的、更强的能量转换工具。当前,科技创新正在驱动数字化智能化和新兴产业涌现两大浪潮。数字化智能化正在开拓新的、更高等级的能量环境或生态位,是人类社会各个方面演化的大背景、大环境。新兴产业是在这个大背景、大环境下正在涌现的新物种,通过竞争和适应以抢占和开发这些新的能量环境或生态位。两大浪潮交相辉映、迭次展开,生态位和新物种的多样性和数量在不断丰富、增长,两者将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生态系统演化的宏伟图景。

亚当·斯密的公平观

公平正义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斯密看来,商业社会之所以比过去更“好”,就在于它大幅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斯密并不主张“自由放任”,从不认为人“只追求自己的私利”就能为全社会带来“最大的好处”。亚当·斯密时代,认为穷人本质上品行不端、好逸恶劳,应使其“保持贫穷”是普遍共识,而斯密不仅对穷人抱有深切的同情,并且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理念:穷人因“贫穷”本身就有权得到政府救助,这一观念是革命性的。亚当·斯密还主张通过财政税收制度减少不平等,并提出了税收公平原则;他总体上主张比例税,有时还赞成累进税。财政支出方面,亚当·斯密支持主要面向普通民众的公共教育。

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内在联系

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都是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的关键词,它们共同塑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和社会秩序,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经过了一个从理论上相互矛盾到实践中相互融合的变化过程。推动二者密切联系的原因既有解决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现实需要,又有推动金融垄断资本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转化的内在要求。当然,也离不开新的抵抗力量和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反向促成。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原因,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理查德·凯夫斯的文化经济学思想述评

“传统”文化的生产常常被视为天才行为,如同神秘的“黑箱”,似乎没有人能够打开它以探其奥秘,经济学对此就更是束手无策。但是,随着新兴的创意产业的崛起,文化企业特别是跨国文化帝国的崛起,“传统”文化的生产方式也随之改变,企业已经取代个体成为资源配置与生产组织的重要主体。因此,文化经济学有必要研究文化经济组织与管理问题。而凯夫斯的研究显然是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他尝试以管理组织为基点探索创意产业管理,特别是创意与经济之间关联的管理秘诀,为我们打开创意管理的“黑箱”:创意行为的经济特征,是我们理解创意管理的组织为什么如其所是的重要前提;创意管理的合同(和组织)的奥秘,帮助我们理解创意管理的组织是怎样安排的,特别是财产权、控制权如何实现最佳配置,以便实现效率最优。

亚当·斯密论“国家的智慧”

围绕自然自由体系,斯密为政治行动划定了恰当的范围。在他看来,理解以及在历史中维系自然自由体系,进而弥补其相应的不足与缺陷都需要政治智慧和积极政治行动的卷入。换言之,在“看不见的手”这一路径之外,他也支持更为传统的通过政治实现公共利益的路径,也就是尊重社会逻辑的“国家的智慧”的作用。此外,尽管不像之前的思想家那样关注主权问题,斯密也为一般性的制度改革留出了空间,给出了实践和伦理上的标准。

对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争论的再审思——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140周年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表述可以证明:一是“两种生产”理论是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科学思想;二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应当包括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两个方面;三是血族关系和经济关系对社会制度发挥着“依次支配”的作用,而不是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对社会发展起“依次决定作用”;四是在“归根结底”意义上,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人口生产只是在物质生产不发达的情况下表现为物质生产的特殊形式才能发挥决定作用。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要基于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发展。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