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主体生产》

由李嘉弘撰写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主体生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一书,基于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学说立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现实和意识形态职能进行深刻分析和批判。作者强调,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系统理论工具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必然有一个批判的前提,即对其所处的经济现实和思想史背景的批判,只有在摆脱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意识形态范畴和现实职能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切认识。该书理论关注面广,从古典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到马克思经典劳动价值论,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古典学说之关系辨析到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论述过程中又根据需要穿插了对其他相关经济学家和理论流派的分析解读,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课题的广度与深度,对帮助读者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具有一定指导价值。总体来看,该书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部研究劳动力产权实现思想的力作——评《马克思劳动力产权实现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劳动者出卖的只是劳动力暂时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资本所有者在获得劳动力的支配权后,也相应占有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阐释的剥削的核心要义。这一过程中劳动力使用权和所有权出现了分离,自然产生了劳动力产权实现的问题。劳动力产权实现,既关系到劳动者利益的实现,也是社会公平呈现的重要维度。周建锋博士的著作《马克思劳动力产权实现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一书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实现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思想进行系统性挖掘,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和精髓,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论马克思的“资本潜能”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文章详细阐述了马克思“资本潜能”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指出,决定“资本潜能”的因素存在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在生产领域决定“资本潜能”的因素主要有: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资本在流通领域的潜能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资本循环的连续性、资本周转速度、资本流通时间。文章还论述了马克思“资本潜能”思想对发挥国有企业“资本潜能”的指导意义,探讨了发挥国有企业“资本潜能”的举措。

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的三重论域

土地空间资本化既是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现实语境,也是资本向自然空间扩张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不仅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运行逻辑与权力统治,还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因此,其土地空间资本化理论既具有经济批判进路,又具有政治批判关涉,还具有生态批判维度。在经济批判上,马克思揭示,资本宰制下的土地空间既是资本积累的工具,又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稀缺资本,在资本逐利的本性下土地空间从私有化、商品化走向异化;在政治批判上,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土地空间进行支配,并在土地空间与人自身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建构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制;在生态批判上,马克思指出,资本化的土地空间与人的关系发生裂变。深入探究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当下重新思考、构建人地和谐的空间形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驱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是供给—需求实现总量平衡、结构适配、质量协同升级的关键连接点。揭示数字经济下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重要启示。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包含数字生产及其下游部门的四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发现:数字要素部门的资本积累对总产出增长有棘轮效应;一旦发生负向的需求冲击,数字经济将有助于宏观经济保持韧性,避免短期总产出大幅减少;数字要素部门的相对独占性将可能削弱扩张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面对数字经济兴起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冲击,中国展开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政策实践。具体包括:发挥数字经济的高能增长极作用,协同推进需求总量调控与供给体系质量提升;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力,构建适应数字技术创新周期的宏观资源筹措、调峰和配置机制;激活数字经济的要素黏合效应,形成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的宏观治理体系。

《资本论》潜在界分的内在性、外在性劳动及其内蕴劳动一般机理

《资本论》及其手稿基于人的类本质要求,把劳动潜在界分为内在性劳动、外在性劳动环节。前者即劳动者在精神中,为改造劳动对象供给根据与精神动力保障的劳动;后者即基于前者生产预期产品的劳动。二者纵向贯通并相互构成,显现为自由属性与必然属性两个层次。完整和持续演进的劳动展现为四个递进性阶段:以生产改造劳动对象所依赖的精神保障为主题的第一阶段,显现为三个递进性层次构成的内在性劳动主导型劳动形态;以改造劳动对象为主题的第二阶段,显现为两个递进性层次构成的外在性劳动主导型劳动形态;以物化劳动为主题的第三阶段,显现为无地位差别的内在性、外在性劳动凝聚成的物化性劳动形态,这三阶段递进性展开,构成一个劳动周期;以上下劳动周期继承创新为主题的第四阶段,显现为跨周期性内在—外在融合性劳动形态。上述四阶段递进性展开,共同构成内、外在性劳动内蕴的劳动一般机理。内、外在性劳动范畴及其内蕴劳动一般机理的出场,启动了唯物史观双重转向进程,深化了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的认识,超越了传统脑体分工理论,促成了劳动理论传统资源创造性整合。

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的理论基础建构——基于马克思劳动生产力及其相关理论

构建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的理论基础,是发展马克思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建立在马克思劳动生产力理论基础之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劳动生产力理论以劳动价值为立论前提,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生产力理论共同贯穿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理论基础构建的全过程。特别地,劳动生产率是唯一一个同时与价值和使用价值发生关系的生产率指标。劳动价值、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决定了劳动价值与劳动生产率在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中的作用机制。在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须把握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规律,借鉴主流经济学测度技术进步的方法和手段,围绕劳动生产率指标建构技术进步测度方法体系。

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批判的三个维度——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解读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重要文献。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经济批判是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三个重要维度。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政治批判的出发点是揭露充满欺诈和伪善的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社会批判的立足点是构建“纯粹人的、普遍的基础”的理想社会;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经济批判的三个切入点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本、劳动和科技。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启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中国人口政策,坚持用大历史观来评价中国人口政策,坚持科技创新并推动科技成果惠及全体劳动人民。

集体产权的权能拓展何以促进共同富裕?——基于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全面、均衡和持续性是其基本要求。从中国实践来看,集体产权的权能扩张可有效盘活闲置或低效利用的集体资源,并且权能拓展可促使集体产权的扩张、发展和变动等特性得以进一步释放。总体来看,集体产权的权能拓展有利于集体内外、城乡共同富裕的实现。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个体权利被遮蔽、同一场域内多元主体分化、成效难以持续等问题不断凸显。权能拓展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促进可能转为反向阻碍。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宏观层面需明确权能拓展与共同富裕间的逻辑关联,微观层面则需强化权利主体的自主性、维持多元主体的均衡性、增强权利实现的可持续性。如此,才能通过集体产权的权能拓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的出场逻辑、核心要义和当代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生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深刻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科学预见,它揭示了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逐步富裕的过程,阐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制度保障是先进经济制度、政治保证是共产党的领导、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当代中国推进共同富裕,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坚持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必要的主体条件;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持续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人类共同富裕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理解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它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赋予了生产力新的内涵和特征,体现了理论创新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创新与生产力相结合的产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的观点。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观点,并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基石,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基于马克思主义农业生态思想视角探索当代民族地区绿色发展路径

过去,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大力发展,各民族地区着重发展传统工业产业经济,使得炼钢、化工等传统行业迅速崛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严重消耗了自然资源,且给地区带来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已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急需寻求地区绿色发展路径来平衡传统工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和自然环境保护协同发展。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时间审视——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分析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事实上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他从时间的角度审视共同富裕,在对“货币财富观”和“物质财富观”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建构起全新的劳动时间财富观,包括把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合理增加劳动者生理休息时间,努力创造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在劳动者拥有自由劳动时间和科学技术水平进步这两大前提成立的情形下,马克思提出了“自由劳动时间”是判断富裕的基本尺度的观点,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人的发达生产力,这些只有在自由劳动时间内才能产生。马克思以自由劳动时间审视共同富裕,在更深层次意义上内涵了解放人、发展人的问题,自由劳动时间的增加最终带来的结果是劳动时间异化的根本消除,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完成,是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个性”阶段的真正实现。

对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争论的再审思——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140周年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表述可以证明:一是“两种生产”理论是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科学思想;二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应当包括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两个方面;三是血族关系和经济关系对社会制度发挥着“依次支配”的作用,而不是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对社会发展起“依次决定作用”;四是在“归根结底”意义上,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人口生产只是在物质生产不发达的情况下表现为物质生产的特殊形式才能发挥决定作用。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要基于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发展。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数智时代认识新质生产力的三维向度——基于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

数智时代认识新质生产力,应立足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从三个向度进行把握。从劳动向度认识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基本要素中劳动者特征、劳动资料样态、劳动对象范围的新质跃升。从生产向度认识数实融合实现产业数字化向数字产业化的集聚升级,数字技术加持提升数字化环境,挖掘数据资源发挥“人工智能+”的经济拉动效应,开拓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空间。从价值向度认识数智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引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

三维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科技观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观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发展提供根本理论支撑。从社会生产维度、自然维度和人的发展维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观,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强化科技生产力思想、发展绿色科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科技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技价值取向有着深刻启示。

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科学批判——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

结合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及其毕生追求,重新梳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确认其中心主题为私有财产,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厘清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私有财产的科学批判:借助异化劳动理论,按照私有财产的起源—本质—运动—扬弃的逻辑主线,马克思揭示了私有财产的内涵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劳动;私有财产的确立过程表现为动产战胜不动产的历史过程;私有财产的发展动力是劳动和资本的辩证运动;私有财产扬弃的必然归宿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首次从经济学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批判,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和非永恒性。

切近社会存在的思想征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90)》的当代审视

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一段切近现代社会存在的思想征途。M.C.霍华德和J.E.金合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就是这样一部以此为对象的研究力作。它阐述了从马克思去世后到东欧剧变时期(1883—1990年)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知识谱系,让我们看到宏大的历史叙事背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起伏和追求真理的努力。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演变的理论阐释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的问题意识是明确的,评价是犀利的,视野也是独特的。但是受立场和时代的限制,它又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自身的理论偏颇和历史局限。

算法如何重塑劳动力剥削:对平台经济中劳动不可见化过程的审视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性消费是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资本家试图掩盖并获得工人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而工人力图使他们的贡献得到充分承认。因此,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建立在无酬劳动时间的占有和剥削之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不可见化过程仍然是一种剩余价值获取的相关方式,尤其是在平台经济中,其特点在于通过算法进行远程但无处不在的控制。重新发现这种剩余价值获取方式及其在平台劳动中的表现,将有助于对工作过程转型和剩余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经济理论范式的转换——从实践哲学视角出发进行的考察

马克思作为近代伟大的实践哲学家,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探构成其实践哲学框架的关键环节。但经济学在实践哲学传统中的定位问题一直很模糊,这导致学界关于经济学的讨论一时间形成风靡之势,但对经济学本身的思考却存在视域上的缺失。亚里士多德是实践哲学的奠基者,由于当时城邦文明所限,“经济”知识一直被理论知识与伦理-政治实践知识所遮蔽。一般认为,亚氏笔下的家政学构成了经济学的原初理论形态,从家政学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构成了经济实践论的理论线索。梳理“经济学”古今理论形态的演进有助于对经济学本身作哲学解释学研究,以补充一种新的经济学基础性意义。这不但为考察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域,而且也拓宽了实践哲学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