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强度: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云计算等高新技术,已成为引领社会变革的推动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分析数字经济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碳排放强度倾向于降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贸易规模效应”和“贸易结构效应”对一国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本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国家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一国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我国应持续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挖掘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并搭建数字化平台,积极推动碳减排技术的国际合作。

内循环与外循环互动:中美双循环路径的差异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宏观大历史的比较视野。作为大国经济,中国发展的主线是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大循环,美国发展的主线是以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当前,中美两国历史上第一次但可能不是最后一次,都站在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历史关口,都对国际大循环产生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者,世界大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正途。

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下对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遏制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东南亚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地区之一,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已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竞争焦点。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启动后,从产业、科技、投资、贸易等4个方面对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进行遏制。但IPEF具有不需要美国国会批准、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不涉及实质利益、不涉及关税豁免、不涉及更宽的市场准入“五个不”的特点和属性,其实施前景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中国要加紧制定经贸、金融领域的反围堵与反制裁预案,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化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头雁”作用,提升与东盟的数字技术合作交流及应用水平,建立数字经济合作制度,积极牵头构建相关规则体系,全面化解IPEF带来的挑战。

多效应下全球气候联盟稳定性的博弈分析

如何建立一个广泛参与、稳定的、减排效果显著的全球气候联盟一直是国际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将气候联盟模型分解为外部效应、时间效应和成本效应,分别在对称和非对称条件下,对比研究了不合作、完全合作、库诺特联盟两阶段静态博弈和斯坦克尔伯格联盟三阶段动态博弈的减排结果,并通过模拟确定了稳定的联盟规模.研究发现:联盟的外部效应的正向作用和时间效应的负向作用在一定情况下会相互抵消或占优.当成本收益比接近0时,联盟的净收益会较小,此时时间效应占优,领导者会减少自身减排量,诱导追随者增加减排量,如此会吸引更多的参与者,最终形成稳定的大联盟,从而解释了“合作悖论”.成本效应源于不对称国家的出现,使外部效应不再是严格的正向作用,并产生了交易转让的需求.对于高收益且低成本的国家,时间效应的影响最大;对于高收益且高成本的国家,成本效应的影响最大.通过模拟发现,当成本和收益呈现负协方差的偏态分布时,非对称性越明显越有利于联盟的稳定和减排效果.

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核心要义与中国实践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着眼于百年变局下全球发展的矛盾困境,回应了弥合南北发展鸿沟的时代呼声,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蕴含着深刻的理念内涵:在建设原则上,坚持发展优先、以人为本、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在建设目标上,致力于加快全球减贫进程、推进全球发展治理、促进全球均衡发展,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包容性;在建设路径上,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凝聚发展合力,推动构建主体平等参与、成果共同分享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与各国携手实现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中国作为首倡国,正致力于以新型经济全球化引领全球发展方向,以绿色低碳合作创新全球发展方式,以共建“一带一路”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激活全球发展动力,以“鱼渔并授”创新全球发展援助范式,以实际行动推动建设全球发展共同体。

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路径

澜湄合作机制是澜湄六国共同创建的、以共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也是助力东盟共同体建设、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澜湄合作八年来不断创新探索,各领域各层次合作成果突出,正成为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试验田”和“样板房”。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未来建设,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主动适应新形势,积极应对新挑战,加强战略统筹,不断完善机制建设,全力提升合作效能,为共建中国和东盟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多引领和示范作用,更好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伟力。

东盟碳中和的研究与思考

东盟国家在碳中和领域已作出较大努力,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政策调控和国际合作力度。同时,美国印太战略、东盟可再生能源的规划和配套政策、东盟的自然与政治条件都影响着碳中和的效能。东盟通过推动碳中和,在参与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方面体现了中小国家的意愿。东盟的碳中和对于中国也具有一定启示作用,中国应稳中求进实施碳中和政策,因地制宜推动全球南方实施碳中和,适时加强三方合作,并在农业和日常生活中强化节能降碳。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全球化

由于全球发展失衡,传统全球化路径面临的困境日益凸显,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与发展收益分配的“中心—边缘”格局中面临结构性挑战,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步入窘境。“一带一路”倡议以促进共同发展为合作导向,致力于在国际合作中促进开放、包容、普惠与平衡,并由此实现共赢,这对塑造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图景具有重要意义。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联动发展、行稳致远,中国与共建国家可在合作导向、合作形式、重点合作领域等方面加强协调,共同促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同拥抱和促进新型全球化,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打造供给需求双中心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新冠疫情,使得单纯追求运行效率的国际循环和全球价值链构建方式弊端尽显。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投入产出数据和PageRank算法,利用供给中心度、需求中心度、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价值链国内生产长度等指标,分析打造世界供给中心、需求中心以及促进两者有机结合能否统筹安全和发展,全面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实证结果显示,打造世界供给中心和需求中心均能显著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而且两者有机结合后的提升作用存在互补性;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需求中心和供给中心单独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提升作用有所减弱,两者有机结合后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变化;基于三类贸易活动设计的9种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中,供给侧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与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结合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最优方式。我国应面向国内国际有需求但未得到有效满足的领域打造全球供给中心,突破生产前沿约束,形成可持续的需求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以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为目标丰富需求层次、打造世界需求中心,进而促进供给需求双中心的有机结合,发挥两者在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方面的互补性。

正确认识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时代特征

中国的对外开放历程可以分为以要素流动为核心的开放阶段和以规则引领为核心的开放阶段。在多边规则与区域规则共同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的时期,我国重点聚焦制度型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和区域多个层面的经贸规则制定,统筹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相结合的制度型开放,突出强调互利共赢理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伴随国内外环境变化,我国推动制度型开放面临着地缘政治紧张叠加“逆全球化”,世界经济“脱钩断链”风险增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重塑,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出现博弈;制度型开放经验尚显不足,兼顾开放与安全的压力与日俱增等新形势、新挑战。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要深刻认识可能面临的内外部挑战,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以深层次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经济全球化、职业分化和美国政治极化

本文使用2008—2016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数据库,考察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化,进而加剧美国政治极化。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显著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且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经济全球化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化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美国各地区的再分配福利政策越好,经济全球化对政治极化的影响越小。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非西班牙裔,特别是白人非西班牙裔美国人,以及美国中西部地区、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劳动者群体,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越会加剧政治极化。

合理性获取视角下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如何讲好品牌故事——基于中石化国勘公司的案例研究

讲好品牌故事是塑造品牌并获取品牌合理性的有效手段。基于品牌叙事理论,以中国石化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SIPC)为样本,运用“塑造—关联—嵌入”三阶段案例研究范式,明确了不同阶段下获取品牌合理性的具体机制,构建了国有企业讲好品牌故事的相关理论模型。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讲述品牌故事经历了三个阶段:“构建品牌标签—强化利益关系联结—品牌故事资源协同”。其中,“构建品牌标签”主要通过构建质量、社会责任及价值主张标签从而重塑企业身份;“强化利益关系联结”主要依靠转换品牌故事的话语体系、品牌制度化过程及品牌情感联结的途径,摆脱贡献与认可失衡的困境;“品牌故事资源协同”旨在通过共同意义构建、内容共同创造的途径,克服利益相关者的认知鸿沟。研究有助于丰富品牌故事相关理论,填补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市场获取品牌合理性的理论缺口,对国有企业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助推国家形象和企业形象同步提升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经济规则重建的底层逻辑:历史演进与现实挑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国际经济规则进入了战后以来的重大调整期。国际组织与主要经济体都试图推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以提升治理话语权。本文梳理了二战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及不同时期国际经济规则的特征与演化过程,从各项规则、规制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看,效率与安全优先顺序的交替转变是造成国际经济规则演变的重要底层逻辑;从多边体系、区域组织、自贸试验区和企业标准四方面提出国际经济规则重建的路径,指出国际经济规则重建面临着国内主权保护与国际规则约束、长短期利益不一致的冲突。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重建面临着突破西方围堵与平衡长短期利益的挑战。中国需要坚定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调整参与国际经济规则谈判的策略,推进全球多边治理体系改革,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提出中国方案。

国际信任影响了国际创新合作吗?——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国际创新合作不仅有助于实现一国创新资源的整合配置,还可以助力一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然而国际创新合作不仅取决于本国自身因素,还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本文从国际信任关系的视角,基于先赋性信任和交往性信任的区分,依照建交时长、双边投资协定时长、货币互换协议3个层次探讨国家间信任关系;基于2002~2020年中国与其他国家创新合作的数据,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信任程度对双边创新合作成果的影响,以及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对上述二者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间信任程度对双边创新合作成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对该正向影响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

后疫情时代东北亚区域价值链的重构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对全球生产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这种冲击经由价值链向全球资本市场传递,导致了全球经济发展深度衰退。东北亚地区是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区域之一,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朝鲜及蒙古国各国的支柱产业均面临供应链、产业链断链的风险。企业大规模停工停产、生产能力下降、进出口贸易减少、物流运输不畅、出入境人员受限等因素,使东北亚各国宏观经济均面临严峻挑战,区域价值链亟待重构。只有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优势,坚持政治与经济相互促进的原则,各国才能积极推动区域合作协定尽快落实生效,并充分发挥吸引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才能在后疫情时代尽快形成一条健康完整的区域价值链。

从“发展训练场”到“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

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的推动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数字经济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梯度,各成员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和不足为区域数字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各有特色和成效,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从“训练场”理论转向“数字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演进,成员国间迫切需要加强数字经济合作,从最初的单一项目合作逐步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并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普及和应用、数字经济政策交流和协调、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优化,以期缩小数字鸿沟,共同推动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安全的数字合作环境,实现数字经济的共同繁荣,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经济全球化:内在运行规律及中国角色

从历次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来看,科技进步及贸易投资一体化政策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源泉。通过扩大市场边界、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要素流动、促进技术传播,经济全球化能释放巨大红利。与此同时,商品、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以及按要素稀缺性进行分配的国际专业化分工产生了明显的收入极化效应。而经济全球化运行所要求的规制融合和主权让渡,又使得各国政府面对国内收入差距和矛盾激化时显得力不从心,由此引发一波波逆全球化浪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拥护者、新型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面对发达国家掀起的一波逆全球化浪潮及其巨大冲击,中国应加快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调整,在促进贸易投资市场多元化的同时,重塑对外开放的区位布局;以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抓手,在推进国内制度建设的同时,加快制度型开放;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及诉求的同时,积极倡导新型全球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增强内生发展能力的同时,积极扩大对国外供应链及市场渠道等资源的有效整合。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辽宁省对外开放研究

我国东北地区经济的振兴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有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联动关系,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所能取得的成绩。鉴于此,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利用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契机,发挥该区域合作优势,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同时,加快辽宁省的经济结构调整,以拓展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空间。

地理经济视角下生物经济的发展与促进机制探究

在当今世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紧密相连,这种关系在生物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生物经济,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旨在探索和利用生物资源,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挑战。地理经济视角强调地理位置、资源分布、区域特性以及环境条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将这一视角引入生物经济领域,有助于深入理解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式,以及地理因素对生物经济的塑造作用。本研究探讨了地理经济视角下生物经济的发展与促进机制,以揭示地理环境如何影响生物经济的演变,为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有关生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见解。

世界动荡变革期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韧性与张力

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演变来看,雁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东盟中心性(东盟方式)以及以发展促安全的区域合作观,是亚太地区保持韧性和张力以克服挑战、实现区域合作持续深化的有力支撑。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给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严峻挑战,亚太各国应努力实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升级扩员,高水平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加强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合作,推动亚太经济转向区域内生产与消费均衡发展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