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的“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党对经济工作规律性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更是把这种认识推向了全新的高度。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明确指出“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统计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文章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主要特征,测算了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并分析了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变特征,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地区间差异较大,形成“东高西低”的区域发展格局。(2)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内部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大于中西部地区,东-西部及东-中部的地区间差异是导致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区域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3)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分布及演变特征来看,全国及东西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均存在极化现象。从时空动态演进特征看,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不存在跨越式跃迁,整体上呈现梯度上升趋势,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省份能够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促进邻近省份的发展,而当邻近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较低时,该省份将趋于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制度安排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数据产权、交易、分配和治理制度不健全、核心技术存在短板、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脱节、寡头垄断平台“一家独大”、数字基础设施供求不匹配、数字鸿沟较大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带来了现实挑战。数据要素制度、数字技术制度、数字产业制度、数字平台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制度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内核、强劲动能、生态体系、中介载体和坚实底座。因此,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向深度融合需要加强相关的制度安排,未来应完善以“数据二十条”为核心的数据要素制度、“卡脖子”技术攻关制度、数字产业融合制度、数字平台治理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共投共建共享制度和数字鸿沟弥合制度。

数字互联是否提升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影响识别和机制检验

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对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利用2011~2021年国有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微观计量分析方法,检验数字互联是否对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互联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是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互联对不同技术类别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从企业成本、人力资本、公司治理三个方面检验了数字互联对国有企业创新影响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互联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差异。在今后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应该广泛借助新一代信息数字化技术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梳理及其演进特征分析

技术进步是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增长引擎,数字经济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活力。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统领,梳理中国数字经济、文化产业、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脉络,把握数字经济、文化产业、数字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呈现以下趋势:一是新兴数字文化业态的不断涌现将促进新消费热点的形成;二是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的加速构建将为数字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三是数字赋能文化产业的全链条发展将大幅提升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管窥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与演进特征,对于探析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因,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

近年来企业“漂绿”现象屡见不鲜,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文章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呈现“U”型关系,且样本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处于“U”型左侧,发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环境认证、媒体关注和高管环保认知可以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对企业“漂绿”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也从外部宏观波动的角度为规范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影子银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影响是否一成不变?考虑到2008年后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影子银行;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影子银行。这种阶段性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企业影子银行与实体经营活动之间关系的转变,并主要通过运营资产传导。第二,经济金融化程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差异性影响。第三,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具备融资优势或处于经营弱势的企业更易从事影子银行活动,且两者对于企业影子银行的扩张效应具有叠加影响。本文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子银行风险问题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评价、影响因素及其维护策略

经济发展韧性是长期发展视角下经济体适应变革、持续演进和稳定发展的素质和潜力的综合体现。基于对经济发展韧性内涵的理论阐释,从基础韧性、规模韧性、结构韧性、创新韧性和制度韧性5个方面确立经济发展韧性评价维度,测算2000—2021年的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指数及各分项维度指数,并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演化趋势,在空间维度上不同地区间和各个地区内的经济发展韧性差异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基本特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影响因素和演化趋势,提出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维护策略。

适应新发展格局的产业政策体系演变逻辑与主要趋向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迈入新发展阶段后重塑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产业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将中国塑造成为有竞争力经济体的重要工具,对内激励竞争和对外强化安全成为产业政策新目标。基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厘清产业政策、科技创新政策、竞争政策之间的融合、协调、退出与重构等关系,统合探究各类政策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基本逻辑。进一步提出在多元化政策目标下,中国要打出一套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相互协调、选择性产业政策逐渐让位于功能性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由激励科技创新链条的后端向前端突破侧重、重大领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政策“组合拳”,并提出通过建立多层次政策协调机制、健全产业政策的全流程治理机制等举措完善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政策体系。

民营企业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研究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新时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广阔前景和发展空间。通过对民营经济融入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方向进行深入研究,指出民营企业融入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部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明确民营企业在新时期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承担的角色和作用,提出具有可行性和适用性的策略选择以及配套的政策支持,助力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新发展阶段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注入发展新动能和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有效助力。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高精尖产业发展:分析框架与竞合趋势(2024)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科技水平实现质的飞跃,推进高精尖产业转型升级。高精尖产业发展需要以契合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革新作为推进动能、需要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市场环境支撑、需要遵循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策支持,同时应呈现出能够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先进特征的竞争力水平。本文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要旨,结合高精尖产业自身特点,构建十大高精尖产业趋势分析框架,分别对其技术趋势、市场趋势、政策趋势和竞争力趋势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对我国高精尖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政策演进的历史考察及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发展逻辑差异,党领导政府推进我国产业政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赶超逻辑主导的中国特色产业政策先声阶段、发展市场机制的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系构建阶段、高水平赶超逻辑引领的新时代中国特色产业体系阶段。我国产业政策实践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并在新的质态维度催生新质生产力,同时积累了丰富经验且为我国产业政策部署实施提供了基本遵循,即坚持以党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坚持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带动产业变革,坚持以新型工业化转换经济增长动能,坚持在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中开创产业发展新局面。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和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本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人的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确保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作用的发挥。科学的竞争政策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促进完整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利于通过公平竞争激励创新推进先进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利于协同产业政策推动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竞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阻碍,不利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地方保护主义对竞争政策价值优先原则抵制与忽视;传统竞争政策理念使竞争政策普遍适用性打折扣;产业政策强势对竞争政策独立性和权威性形成制约。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更好发挥竞争政策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用,提出需进一步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其配套措施,更新理念和做法提升数字经济领域竞争政策的适用性,进一步推进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

重点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组合调整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组合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重点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的提高和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这种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突出。重点产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等渠道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调整,同时,激烈的国内同业竞争和目的地市场竞争进一步强化了产业政策效应。除了影响受支持企业的出口行为,重点产业政策还能通过融资和创新的溢出效应带动相同二位码行业内非重点企业调整出口产品组合,培育其竞争优势。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融合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无法调和。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也无法调和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基本要求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能极大促进社会生产效能释放,同时还能保障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合理调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融合的根本制度保证。

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机理——基于时变风险偏好视角

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考察宏观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从时变风险偏好视角出发揭示该影响的机理。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受到的影响最小;宏观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流动性偏好”渠道、“流动性资产转移”渠道、“错失恐惧”渠道影响金融资产价格变动,在宏观不确定性处于低于预期的高波动区间和宏观不确定性较高时,“流动性偏好”渠道在即期发挥的作用和“流动性资产转移”渠道、“错失恐惧”渠道在远期发挥的作用较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流动性资产转移”渠道和“安全资产转移”渠道影响金融资产价格变动,2008年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这两种渠道在即期发挥的作用较大。

经济不确定性、关联网络与风险溢出--来自我国上市银行的证据

基于2013-2022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的样本数据,采用CoVaR分位数回归方法度量银行的风险溢出。同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计算关联网络的数值,以揭示银行间的关联程度。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经济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溢出的影响,并探讨关联网络与货币政策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溢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关联网络对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溢出的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效应,能有效弱化经济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溢出的倒U型影响;货币政策在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溢出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基于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旨在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溢出的影响,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中国经济实现“稳”与“进”的策略选择

处理好我国经济发展“稳”与“进”的关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方法。高水平安全体系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是实现“稳”与“进”的基础;新能源产业发展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是实现“稳”与“进”的新生动力;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实现“稳”与“进”的内在驱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实现“稳”与“进”的外部条件。这四个方面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数字金融赋能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金融新业态是赋能京津冀地区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基于2011—2021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和机制路径。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从机制路径上,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和提升企业创业活力来加快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在调节效应上,投资环境在数字金融促进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信息化水平表现为制约效应;京津冀地区数字金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