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将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促进耐心资本和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围绕“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地方品质、人力资本积累与城市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城市通过提升地方品质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利用全国284个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从人力资本的需求视角出发,分析地方品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品质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使用系统GMM和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品质能够吸引劳动力流入,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提高本地区创新型人才的集聚水平,促进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城市特征方面,地方品质对大城市或者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更显著;在空间特征方面,地方品质对西部地区城市和国家级城市群内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本文从地方品质的视角切入来解释城市经济增长问题,为探讨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提供了经验启示。

绿色金融体系如何推动经济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体系可以从根本上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在顶层设计、产品和服务设计、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地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及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均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仍面临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问题改善等新挑战新要求。未来,要通过发展转型金融,加强气候风险管理,连接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促进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结合,利用数字金融赋能绿色金融等有效途径,推动绿色金融更好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分割还是融合: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

中国经济步入新时代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带来了新的挑战。区别于以往在传统经济发展情境下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研究,本文将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探究数字经济冲击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在理论上,构建数字经济冲击背景下城乡边际劳动生产力分割和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实证上,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金融的效能。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分割,这一结论在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差异,所有制分割是数字经济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条件;第三,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及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分割的有效机制;第四,数字金融作为产业数字化融合的典范,显著抑制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分割。此结论可为探讨数字经济为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带来何种改变,以及带来这种改变的机制为何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新质生产力赋予新的内涵,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路径。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有助于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大数字经济建设投入、优化现代产业链供应链、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以及培养数字劳动力。

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开拓适宜国情的现代化模式的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与宏伟蓝图,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以共同富裕为线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厘清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又要构建完整的理论逻辑框架,阐明评价的目的、原则与标准。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包含目标、能力、潜力三个维度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深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相应建议。在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围绕共同富裕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表现与历史使命,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怀。

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我国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构建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因子模型,探究中国11个沿海省区市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其障碍因子。结果发现:①2011—2020年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海洋经济发展稳中向好,耦合系统从整体失调状态发展到整体良好耦合协调状态;②沿海各省区市耦合协调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耦合协调状态空间差异逐渐减小,2020年9个省区市均发展到基本协调状态以上,其中广东处于高度耦合协调状态;③通过障碍度诊断发现,数字经济障碍度具有“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特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层面具有“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社会效益>海洋经济效益>海洋资源环境”的特征。

新质生产力推动内蒙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逻辑与路径

新质生产力与产业结构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它能够以新要素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注入创新活力。本文旨在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探讨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内蒙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理论逻辑,结合内蒙古当前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新质生产力推动内蒙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以期为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论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结合举国体制优势,曾为我国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以后,随着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变化,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日益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如何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由于对传统生产力发展形成路径依赖,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直至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彻底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难得契机。新质生产力是能够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先进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从历史、现实、理论等三个维度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进行阐述,从系统观出发论述社会生产力演进规律,从而为正确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提供新视角。

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科学决策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作为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要素通过辅助市场主体进行科学决策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为论证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文章将数据要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同时,利用2013—2020年的中国284个地级市为面板数据,对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科学决策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随着数据要素投量的增加,公司利润、社会总利润随之增加,并收敛于某一上限,数据共享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数据要素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但存在区域异质性,科学决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中介作用。

金融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时代特征与推进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金融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基本遵循。实践探索上,中国金融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服务和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时代特征上,新时代的中国金融呈现出数字化、科技化、绿色化和国际化的时代特色;推进路径上,中国金融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不动摇、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步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金融之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省级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现有关于“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研究虽强调“国际可比、对标世行、中国特色”,但往往忽视“中国特色”或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不到位,选取指标时或对照世行已有标准削足适履,或过分强调中国政府的作用。本文通过把握分析其中“中国特色”的内涵——“包容性”,提出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31个省份、七大地区的包容性营商环境及子环境水平进行实证测度、评价与分析。研究发现:各省份包容性营商环境分处7个等级,上海和北京分别处于等级A和A-,浙江、广东、江苏处于等级B+,海南依靠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优势,排在等级B;全国各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呈三级阶梯式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部和西南次之,而西北和东北较差;华东各子环境发展水平均较高,华中最为均衡,西北和东北均较差,而华南更注重人文和生态。

安徽省科技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文章对安徽省科技金融支持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过程中使用熵值法,构建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指标,选取2001—2022年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安徽省科技金融发展的三个子指标科技金融行业工作人员年增长率、财政支持科技金融强度、科技金融效率作为样本数据,构建指标间的VAR实证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安徽省科技金融行业工作人员的增加,财政支持科技金融强度的提升及科技金融效率的提升,均有助于安徽省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从优化科技金融战略设计、培养科技金融复合型人才、提升科技金融创新成果转化效率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于新时代提升经济增长率的几点思考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效提升国民经济增长率,需要做四个基本方面的思考:一是国家必须保护国内粮食市场,提高粮食价格使之与国际市场价格脱钩,建立国内合理的价格体系,直接提高农业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努力提高工薪收入水平,从促进民营经济的工薪收入做起,进一步调整全社会劳动收入的分配比例,以此提升全体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三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向高科技要效益,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升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四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依靠世界劳动力市场,重点通过民营企业引进国外优质劳力,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解决我国严重老龄化和优质劳力不足的问题。

房地产行业最优规模探讨

蓬勃发展的房地产行业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确保房地产行业在合理区间内平稳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探讨房地产行业最优规模区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0—2020年面板数据,从投资和销售两个维度来考察房地产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通过商品房销售额占GDP比例衡量国民经济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程度,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讨论房地产行业的最优规模区间。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开发投资额和商品房销售额均显示房地产行业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商品房销售额的GDP占比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存在两个门槛值,当房地产行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比过小时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当房地产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发展经济则会大大降低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增长效应。因此,不发展房地产行业或过度发展房地产行业均不可取,保障房地产行业在最优规模区间内发展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分解与影响因子分析

基于保序主成分评价法从五个方面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HQED)水平,然后分别采用Dagum Gini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平方对HQED水平差异进行空间、结构分解,探讨影响因子。研究结论:对于HQED水平,京、沪、津依次稳居前三,三大地区整体上逐年提高,从东向西递减,八大综合经济区也逐年提高,东部、南部沿海稳居前二,西南、西北地区较落后;新冠疫情对HQED水平影响较小,但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HQED水平具有聚集效应,地区差异较大但具有下降趋势;从结构分解看,结构优化对HQED水平差异贡献最大;经济增长对HQED水平的解释力最强,其次为结构优化,协调共享最弱但依然超过86%,而人均GDP解释力超过92%,基本可代表HQED水平。

重振服务业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中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如何快速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文章分析了中国服务业遭遇的三重困境和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及两者的关系,提出将服务业作为中国推动经济恢复的主要抓手,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为此,建议解放思想,纠正服务业歧视;依托数字技术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以提升效率;坚持从生产端推进共同富裕;切实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措并举重振服务业,撑起中国经济稳定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

数字鸿沟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2014-2022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角度探讨了数字鸿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结论:数字鸿沟是阻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显著因素;数字鸿沟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使用鸿沟,但有向结果鸿沟转移的趋势;数字鸿沟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呈边际递增趋势;数字鸿沟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具有北部地区大于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大于东中部地区的特征;数字鸿沟通过降低市场主体活力、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减缓产业结构升级速度,阻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加快新质生产力落地推动建立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是建立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重要任务,也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归宿。下面刊发的七篇文章,前三篇深入探讨了元宇宙、未来网络、新兴科技城等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困境和对策,第四篇涉足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绿色产业,后三篇则分别从教育支持、财务保障及旅游转型升级的新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中国碳排放脱钩效应、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

“双碳”目标使中国面临巨大的碳减排压力,寻求一条低碳转型之路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挑战,而揭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是中国寻求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突破点。基于IPCC碳核算方法和Tapio脱钩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效应以及时空特征进行探讨,并利用IDA-PDA综合分析法对碳排放脱钩效应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1)2005—2019年,中国整体的碳排放脱钩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以“弱脱钩”为主,脱钩状态良好。(2)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碳排放脱钩状态较好,在2015—2019年达到强脱钩;西部地区虽仍处于弱脱钩阶段,但碳排放脱钩指数显著降低;同时,中国各省份间脱钩状态差别较大,碳排放脱钩指数总体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布格局。(3)对于驱动因素的贡献度,要素替代和技术进步是促进中国碳排放脱钩的关键因素,经济水平是抑制中国碳排放脱钩最主要的因素。能源结构、效率变动、人口规模对中国碳排放脱钩主要表现为抑制作用。(4)对于地区的贡献度,2005—2010年,东部地区对中国碳排放脱钩的抑制作用最强;2010—2012年,东部地区对中国碳排放脱钩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小,西部地区对中国碳排放脱钩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2012—2019年,三大地区对中国碳排放脱钩的作用不稳定,变化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