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政策分析

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经济安全属性,利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强化与同盟国在经济安全领域合作,并加大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实施力度。自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潜在生产率降低等结构性问题。推动对外经济合作,可促进日本企业构筑全球供应链,改善资源分配效率,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助推日本经济增长。当前日本的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保障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未有效统筹两者之间的关系。日本需要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对中国的经贸合作,以利推动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实现地区长期发展繁荣稳定。

劳动党“八大”以来朝鲜的国家发展战略

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和国境封控长期化以及2020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背景下,2021年1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八大”制定了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如下特征:以“人民群众第一主义”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以强化朝鲜劳动党建设和内阁的作用为领导和组织保证;以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重点,注重地方和基层的动员,以推进农业和建筑业发展,进而构筑“内循环”经济体系基础;以发展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为依托,并适时调整外交方向以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经过三年实施,朝鲜的新国家发展战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说明朝鲜的新国家发展战略符合它所面临的国内外实际状况,具有其合理性。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新国家发展战略在政策层面可能会有所调整,但其战略路线和方针将会持续。

自由化与壁垒:日本经贸规则的策略性调整

国家(经济体)的经贸规则既包括所签署的贸易协定,也包括与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日本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前提开展自由贸易,并形成在国际贸易体系下,以利于产业生存与发展为前提,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贸易政策范式,为日本调整经贸规则提供了方向和目标。日本通过调整经贸规则,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制度保障和工具。日本政府一方面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开展巨型EPA/FTA战略,构建多重经济合作网络,为企业提供海外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和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名修改《外汇法》、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化货物、服务、技术的进出口和投资规制,为实施贸易保护提供政策工具,形成新壁垒。这一策略性组合是在新约束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新表现和采用的新工具。

国际变局下日本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下,2023年日本经济有某些起色,也暴露出一定问题和隐患。其表现为大企业盈利和海外投资收益增长,入境旅游消费逐渐恢复,国家经济项目收支顺差扩大,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回暖;但消费与投资动力不足,难以支撑经济稳定复苏。2023年第三、四季度实际GDP增长率连续陷入负增长,物价持续上涨趋势,居民收入增加速度低于物价上涨速度,实际工资水平连续下降。中国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是日本重要的投资对象和区域经济合作伙伴。中日经贸关系受到日本强化经济安全及对华出口管制的负面影响。中日有必要在双边及区域层面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共同维护区域供应链稳定。

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创新——中韩合作新空间

近年来,全球经济恢复缓慢且曲折,各国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驱动力,探寻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能。我国提出要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韩国也围绕电池、半导体等16项先进技术,发布重大科技路线图引领产业创新。

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的盛衰及其原因

17世纪中期,日本德川幕府宣布锁国,驱逐先前抵日经商的葡萄牙人。尽管如此,德川将军却允许荷兰人留在出岛开展对日贸易。幕府锁国后,荷日贸易在较长时间内经历了一个盛衰过程。17世纪后期,荷兰人其实已经熟知日本市场的贸易规律,即便幕府锁国,荷日贸易尚能维持高潮。进入18世纪,荷日双方均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贸易开始走下坡路。荷兰人为了保住最东方的商业据点,积极展开对日外交活动。19世纪初,荷日均面临世界格局的变动,双方的贸易也遭遇危机而走向尾声。

论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战略性转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就探索运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经济安全政策,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重大变化。2020年开始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发生了战略性转变,在组织机构建设和法律制度保障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经济安全与军事、政治、外交安全之间呈现出战略性的融合互动,从以往运用综合手段维护经济领域安全转变为运用经济、技术等手段维护国家综合安全。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战略性转变虽然与国际形势变化密切相关,但主要原因还是源于日本自身的国家战略驱动、国家安全战略需求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传承。当前已经发生战略性转变的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在实施当中也面临着增加财政负担、阻碍技术发展、扩大政企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

战后日本产业复苏历程及日美贸易摩擦研究

二战后,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复苏和高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两国在多个领域发生贸易摩擦并不断升级。本文从产业视角出发,分析了日本经济复苏历程及产业结构变化情况,以及不同发展阶段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效果和启示。研究发现,面对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日本多以实施自愿出口约束而妥协告终。面对由此产生的出口份额下降,日本通过政府补贴消化处理过剩产能,并推动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日本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大对目标市场的海外投资份额,提高相关产品的本土化生产和销售比例,以应对贸易摩擦所产生的冲击。通过分析日美贸易摩擦,总结提出了需要扩充多元化贸易伙伴、加大海外投资金额、加强核心技术研发,以及金融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和“走出去”等四点政策建议。

日本从贸易大国转向投资大国:特征及驱动因素

21世纪以来,日本国际收支结构经历历史性变迁:经常项下,大规模贸易顺差格局结束;投资收益顺差增长,但难以弥补贸易顺差下降。金融项下,直接投资差额快速增长。日本失去贸易大国地位,同时确立投资大国地位。国际收支结构变迁引发日本政府担忧:海外投资增加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投资收益顺差难以长期弥补贸易逆差,海外基地集中于中国等地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企业核心职能外迁损害国内生产效率等。为此,日本鼓励非制造业和中小企业“走出去”,鼓励海外投资收入汇回并扭转不利贸易条件,通过签订经贸协定等方式保障国内企业海外经营利益,保护国内重要核心技术不外流等。

China-Japan-ROK Cooperation Embarks on a New Journey

On May 27,China-Japan-ROK Trilateral Summit Meeting was held in Seoul after a hiatus of more than four years.Li Qiang,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Yoon Suk Yeol,President of the ROK,and Fumio Kishida,Prime Minister of Japan,attended and addressed the Summit.

基于RCEP推进东北与日韩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的对策思考

本文首先总结了自RCEP实施生效以来,东北地区在RCEP框架下与日韩经贸合作的举措和成效,分析了东北地区进一步深化与日韩的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东北地区利用RCEP扩大对日韩开放的对策建议。

日本“失落的三十年”,政策应对上做错了什么?

从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陷入了以“低增长、低就业、低通胀、低财富、低杠杆”为典型特征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被称为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其中,政策应对不协调、不一致、不连续,财政政策“重投资轻消费”、金融风险化解不力等问题,值得深入反思。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当下,日本这些曾经的政策失误不乏重要启示。

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的新进展与应对策略

东亚地区是全球生产网络中最为活跃的地区,受多重因素影响,东亚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呈现新的态势,东亚地区贸易增加值区域化不断加深,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趋于短链化,数字化转型加速了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分工演进。构建东亚区域价值链,符合东亚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战略诉求,但域外因素对东亚价值链的冲击加剧,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东亚价值链重构也会引发东亚国家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影响东亚区域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为了更好地应对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面临的障碍和风险,东亚国家应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时机,主动推进域内各国进行有序的价值链分工与合作,通过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区域价值链,强化区域价值链体系的韧性和互补性,推进东亚区域价值链数字化转型,这对东亚国家实现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具有重要意义。

RCEP全面生效背景下中日经贸关系回顾与展望

目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全面生效,有利于共同维护和强化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也将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深化发展。中日围绕稳定宏观经济大局、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以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更加普惠包容的全球发展等方面有很多共同议题,双方经贸合作也将在RCEP大框架下实现新突破。期待两国抓住机遇、相向而行,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为里程碑和新起点,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合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经贸关系。

中日韩经贸合作:现状、机遇与前景展望

中日韩三国在经贸领域拥有广泛合作基础与共识,并已构建紧密、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结构。但是,后疫情时代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日韩对华合作面临对外政策导向与经济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对中日韩经贸合作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梳理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基础与机制,分析当前经贸合作面临的关键挑战与发展机遇,建议在寻求新兴领域合作潜力的基础上,以新型产业竞合关系稳定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以RCEP框架下的自贸联系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最终以中日韩经贸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全球经济恢复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食物消费结构的国际趋同性研究——基于与日本、韩国的比较

本文采用结构相似度方法分析了中国、日本、韩国的食物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以及国家之间食物消费结构趋同的情况,重点说明了中国食物消费结构升级过程的特殊性。结果显示,中国、日本、韩国食物消费结构升级过程存在明显差异。2010年以前,中国食物消费结构已经先于消费总量达到稳定状态。国家之间的食物消费结构并不会持续趋同,而是在趋同到一定程度以后开始异化。目前,中日、中韩之间的食物消费结构相似度分别为77.14%和73.62%,未来将逐渐步入下行通道。近10年来,中国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已经逐渐脱离了日本和韩国的消费模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食物消费模式,其典型特征表现为:谷物、肉类和蔬菜的供能比更高,植物油、糖类的供能比更低。日本和韩国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将逐渐减弱,对中国未来食物消费需求的预测要更加重视中国模式的特殊性。

蒙古国毗邻地区对我国北疆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以内蒙古为例

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邻国,蒙古国不断推动与中国的边境合作以及区域合作。“蒙沿边八省”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北疆安全,特别是内蒙古的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把内蒙古建成向北开放桥头堡和“两个屏障”和“两个基地”必不可少的外部因素。本文结合我国毗邻蒙古国边境省区基本情况,对中蒙未来区域合作提出可供参考的数据、理据,使其成为中蒙区域合作的一个平台和抓手。

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一项历史制度主义考察

数字化不仅是一个现代知识与技术密集的场域,更是一个全球政治与经济博弈的场域。作为世界较早实践数字化的国家,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先后经历了以完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早前发展期、以活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快速推进期、以推动电子数据利用为核心的深化提质期和以构建数字社会为核心的日臻完善期。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审视日本的数字化政策变迁历程,发现宏观环境上较为稳定的政党政治、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发展中内嵌的结构性矛盾,中观制度上政府主导的制度场域以及社会建设拉动型模式的自适应机制,微观主体上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以及相关产学研机构的不断互动等要素分别构成推动日本数字化政策实现锯齿状变迁的深层结构、路径依赖与动力机制。借鉴日本数字化政策变迁的实践经验,未来中国可从顶层设计引领、核心理念优化、数字治理创新三大维度入手,全方位提升中国数字化政策的效能。

日本经济低迷三十年:特征事实、政策应对与启示镜鉴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具体表现为经济长期低速增长、持续通缩、消费持续疲软、私营部门投资长期不足和低利率成为常态。分要素来看,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呈现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逐渐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日本潜在经济增速维持在0.5%—1%,增速缺口多数年份为负,且绝对值明显拉大。通过国际比较可发现,日本经济增速放缓属正常现象,但在面对“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时表现得较为脆弱。从宏观经济的短期走势来看,日本经济周期波动呈现以下新趋势:一是经济周期平均时间拉长,特别是扩张期明显变长;二是经济周期波动变小,扩张期经济增长乏力。此外,日本和美国经济周期协同性较强。为应对经济长期低迷,日本先后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解决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问题为出发点,对产业政策进行了两次调整,并通过财政重建路线和再通胀路线的交替,不断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的启示在于,不断优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重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RCEP背景下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中韩双边经贸关系研究

文章在对中韩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来中韩贸易结构性变化产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从产品结构、贸易依存度、贸易竞争性和贸易新动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中韩双边贸易合作发展情况的分析框架,特别是RCEP的生效对上述四个方面贸易因素的影响路径以及中韩双边贸易发展趋势的分析。研究发现:中韩贸易逆转的主要原因是中韩贸易结构趋同,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不断增强,互补性逐渐减弱。依据研究结论,文章进一步分析了RCEP协定对中韩经贸合作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提出了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中韩经贸关系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