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立后破”:我国经济政策思路的转变

“先立后破”作为经济发展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政策的转型,很可能成为长期经济政策导向。“先立后破”与“先破后立”或“边破边立”在内涵上有着明显区别,但是又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先立后破”的经济政策思路转换并非突然而来,而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经济发展实践与经济政策内在规律的主导作用,又受到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当前时期,“先立后破”经济政策转型,需要处理好以下重点领域: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与国际大循环优化提升、产业政策转型、民营经济发展、经济风险问题、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关系协调等。对策建议方面,需要注意切实平衡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高度注重政策的连续性与协同性,树立对“先立后破”政策的正确认识,坚持系统观念与科学方法等。

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科学处理几方面重要关系

2023年我国经济在总体上呈现回升向好态势。“经济回升向好”是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关键词。但要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需要科学处理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安全之间、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并就今后如何科学处理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努力营造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成就的发展格局,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不确定性视角下灾难防控的社会支付意愿评估研究

灾难政策设计需要权衡政策实施的成本与收益。社会支付意愿常用来评估灾难防控政策收益,其依赖于灾难损失的大小。灾难概率和规模是刻画灾难损失的两个重要变量。因此,本文基于灾难概率与规模提出了一种评估灾难防控的社会支付意愿理论框架。首先分析了灾难概率与期望规模对社会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灾难概率的增大,社会支付意愿增大,但是减少单位灾难概率的社会支付意愿是下降的。随着灾难规模的增大,社会支付意愿也增大,且减少单位灾难规模的社会支付意愿是上升的。这意味着,社会支付意愿对灾难规模更敏感,特别当灾难规模较大时,为减少灾难规模社会愿意支付更多成本。进一步,考虑到灾难规模的厚尾不确定性,研究了灾难规模不确定性对社会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灾难规模不确定性的增大,社会支付意愿也是增大的,但是减少单位灾难规模不确定性的社会支付意愿是下降的。这为灾难政策设计时如何权衡灾难概率与灾难规模提供了重要参考。

考虑渠道结构的竞争性网购供应链产品-延保联合定价策略

本文考虑网络商店销售由两个竞争性制造商生产的同类但具有差异化的替代性产品,在网络商店提供延保的服务模式下分别针对RO/MO/PO三种典型渠道结构构建产品-延保决策模型,分析了制造商之间,以及制造商与网络商店之间的互动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各渠道结构下供应链均存在唯一的均衡,使供应链系统中各参与者的利润同时实现最大化;当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强度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时,RO渠道结构有利于系统各参与者;当竞争强度处于中高水平区间时,采用MO渠道结构会拉大制造商之间的绩效差距;当竞争强度较高时,采用RO渠道结构有助于提升两个制造商的利润,但更高的竞争强度更有利于网络商店且在高强度区间内的竞争波动对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影响并非线性,即存在具有区间依赖和强度差异特性的影响。此外,较高的平台佣金率并非总有利于网络商店,反而可能影响其销售渠道选择;消费群体延保服务质量敏感性存在差异,该差异决定相应消费群体的延保购买率上限且延保服务质量成为影响高端群体延保购买率的重要因素。

“十五五”时期及未来一段时间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任务和政策建议

未来5—10年是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时期,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主要任务。人口集中趋势加剧,人口流动呈现多样化,城乡和区域发展将面临更加复杂的不平衡挑战。为应对这一局面,需构建多中心、网络化、开放且集约的国土空间开发模式,优化产业布局,推动沿海城市群和重点都市圈的产业升级,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同时,应在战略腹地、区域联动和东北振兴等方面强化建设。为保障政策实施,需改革区域协调机构、优化财税体系,建立统一的空间信息平台。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脉络与健全路径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时代课题。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基础,梳理分析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脉络与实践创新尤为必要。同时,尝试总结提炼其他国家相关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正确处理好国内与国际、政府和市场、中央与地方、长期与短期、经济波动与战略定力的关系,并且从完善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等角度来寻求与完成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具体路径和目标任务。

城市化提升服务业效率了吗?

伴随城市化进程推进,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发展动力。选择2005-2021年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测度服务业效率的基础上,选择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城市化不同进程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演变,对传统服务业综合技术效率的边际贡献由正—负—正,且变大,对纯技术效率的边际贡献始终为正,且变小,对规模效率的边际贡献由正转负,且越来越小;对现代服务业综合技术效率的边际贡献由负—正—负,且越来越大,对纯技术效率的边际贡献始终为负,且变大,对规模效率的边际贡献由正转负,且变小。从区域层面看,城市化在不同分位点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服务业效率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完善城乡人口流动机制、服务业市场化和社会化提出相关建议。

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扩散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11—2022年的统计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扩散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在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扩散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扩散能够显著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其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新质生产力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在长江下游地区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上游地区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中游地区影响不显著;技术创新扩散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上游和中游地区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下游地区影响不显著;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

住房财富与城镇居民家庭储蓄——基于住房政策改革的实证分析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房价快速增长,住房财富成为家庭财富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是家庭储蓄的重要影响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如何降低家庭储蓄,进而增进家庭消费,已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大课题。2006年起,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住房政策,面积小于或等于90平方米住房的首付比例及税负大幅下降,造成住房价值增长率在90平方米左右出现间断。本文利用住房政策冲击造成的不连续性设计断点回归,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住房财富对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的影响。研究发现,意外的住房财富增加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家庭总储蓄,这一影响在中年群体、背负债务的群体以及工作不稳定的群体中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在进行住房政策改革的时候要密切关注政策对不同群体产生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扩大国内需求,培育更多经济增长动力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非国有大股东持股、代理成本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

国有企业创新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以2009—2021年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考察非国有大股东持股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大股东持股能促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且主要通过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提高创新数量和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机构投资者,民营和外资性质的非国有大股东持股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更显著,非国有大股东持股对行业竞争程度高、高管创新注意力低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研究丰富了非国有大股东治理效应的相关文献,为推动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提供了借鉴。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文章基于CGSS调查的2021年数据,探究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及机制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促进作用将呈现边际递减的情况;此外,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促进社会参与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同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从区域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到高等教育的群体反而呈现负效应;进一步地,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存在倒“U”型关系,也即存在最优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偏离了最优的数字乡村建设,将会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扩容兼区划调整过程中城市群经济韧性引力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为了分析城市群在扩容兼区划调整过程中经济韧性的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熵权法、引力模型和空间面部杜宾模型对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扩容过程实现了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整体提升,扩容中经历的巢湖区划调整有利于促进合肥都市圈的发展;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引力整体实现迅速地升级,超强引力范围不断扩大,高强度引力大部分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东部地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医疗条件近期对城市群经济韧性的影响强度更大,而就业保障和物流规模目前则是阻碍了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提升。

复杂网络视角下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影响机理研究

为实现对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的科学管控,将直觉模糊二元语义模型及复杂网络分析法引入到对其服务质量影响机理的研究中,从系统的角度探究影响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首先,以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链为载体,挖掘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影响因素,并运用直觉模糊二元语义模型测度因素间的影响强度;其次,构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网络,采用优化的加权LR算法评估网络中各因素节点的重要度;最后,结合实证分析验证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力度、财政投入以及专业护工比例对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为地方政府部门的质量管控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福建省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比较研究

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采用SBM(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和熵权法对福建省科技创新支撑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进行测算并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福建省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处于中等水平,水电消耗高于上海、浙江、山东和广东等地区,二氧化硫、粉尘颗粒、氮氧化物排放高于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地区。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高于中东部主要制造业省份。从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强制造业资本深化、提高制造业企业规模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期为福建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混合式SMOTE和RF模型的小额贷款公司客户信用风险研究

小额借贷中的个人信用风险问题持续制约着小额贷款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针对小贷公司在进行信用风险评估时对高违约风险客户识别准确率较低的难题,运用混合式SMOTE、RF算法来同时处理业务数据中高维、非均衡两个问题。本文借助江苏J小贷公司的实例数据,依次构建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模型、SMOTE-RF模型以及Borderline-SMOTE-RF模型并进行模型测试;再选用SVM算法进行对比实验以此衡量模型的信用风险评价精度。随后基于模型对于指标重要性的评分筛选出6项指标作为影响个人信用风险的关键指标。实验证明基于Borderline-SMOTE-RF算法对于小额贷款个人信用风险评价模型的分类性能最佳;在筛选关键指标时,为避免人工合成虚拟样本对指标重要性影响,需要结合三类模型评分进行综合选择。

发展低空消费新业态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发展和培育低空消费新业态,是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促进低空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对促进低空产业链发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满足群众消费需求、推动低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低空消费在改革驱动下经历了严格管控、初步探索和快速培育三个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低空消费业态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当前,我国低空消费面临低空生产与低空消费结构失衡、低空消费与低空设施空间错配、低空活动与业态培育效率损失三大困境,需要从政策、资源、技术和文化等四方面共同发力,实现低空消费的跨越式发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空消费业态和航空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概念辨析、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之举。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系,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之源、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和支撑、信息化是城镇化的实现途径与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人口规模巨大、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群体间收入水平差异较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落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短板等现实困境。要想更好发挥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在突破路径上需要进一步促进城市群与县域城镇化发展,深度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同步建设美丽城市与美丽乡村,完善县域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加快城市现代化转型。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杠杆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保持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但不可避免在微观企业层面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利用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企业杠杆分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提升会促进辖区内企业“加杠杆”的行为;第二,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会加剧企业杠杆分化程度,经济增长目标提升幅度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程度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第三,在政府隐性担保和金融分权的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杠杆分化程度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剧。因此,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注重国有企业经济绩效考核,减少政府隐性担保和规范金融分权,这些举措将为“结构性去杠杆”政策营造更适宜的外部环境。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与中国实践路径

要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涵,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蕴含的本质性任务要求。概括而言,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现象、新改革,催生中国理论的新发展。要构建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应明确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涵和新特点,剖析新质生产力理论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点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制约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核心因素及其内在形成机制,以及中国在促进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部门顺畅流动过程中存在的众多机制体制性障碍,进而才能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发展和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方向与重点改革突破口。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个着力点和四个协同路径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三个着力点,把握新旧协同、技产协同、区域协同、机制协同四个协同发展路径。科技创新是核心,要加强高端装备技术、数字科技前沿领域技术、融合应用技术和可以孕育新型生产工具技术的创新。产业发展是落脚点,要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人才培养是关键,要打造更高质量的劳动者队伍,弘扬科学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个着力点需要协同发展,尤其是协同好新旧质态的生产力、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因地制宜与主体功能、市场自发机制与新型举国体制等方面的关系,才能取得更好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