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基于债务税盾角度

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债务税盾视角,选取企业现金流为中介变量,检验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负债率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显著负相关;企业现金流在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门槛效应,当企业负债率超过门槛值时,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代理问题会削弱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相较于民营企业,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ESG表现如何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经济新发展阶段下ESG是可持续导向下企业运营的重要理念。在绿色发展导向下,如何将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等多重责任嵌入到企业创新体系之中,驱动传统创新向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转型,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以2011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分ESG表现各类维度,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环保补助与排污收费)与内部高管激励(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规制与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具有外部的资源补偿效应、合法性倒逼效应以及内部激励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通过国际ISO14001环境认证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改善经济绩效。本研究为绿色发展导向下强化企业ESG理念,基于可持续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创新体系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共生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3——指标体系、量表开发与态势分析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数字技术、低碳技术、生物技术等不断涌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既要加强科技创新驱动力,又要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研究企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创新发展现状对掌握全球前沿科技领域创新发展态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武汉大学(武汉)数据智能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研制并首次发布“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3”(Global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dex,GEII 2023),报告基于客观数据和量化方法,系统刻画了当今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发展格局。报告共分为指标篇、总体篇、行业篇3个篇章,受版面限制,本刊以特稿方式刊发该报告指标篇、总体篇,以为相关研究及决策咨询提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下知识耦合如何重构组织边界——基于创业警觉的认知逻辑

数字化转型下制造企业的边界重构是知识的动态交互联接,从此视角打开组织边界重构的过程机制,对提升企业敏捷性、共生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归纳式单案例研究,通过对制造企业多个层次的深入研究,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下企业通过知识耦合进行组织边界重构的机制。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下,制造企业运用知识重组(关键点识别、资源编排、匹配)、知识整合(数据挖掘、知识验证、跨界融合)、知识解耦(主动遗忘、流程调优、技术替代)三种知识耦合过程机制来重构组织边界。同时,研究发现创业警觉是潜在的边界重构认知逻辑,制造企业依靠创业警觉认知能力,从不同的行动领域设计边界重构决策。本文研究结论展现了数字化转型下制造企业如何通过知识的交互联接重塑组织边界,以彰显、获取知识权力;为数字化转型下制造企业的组织边界重构提供了新的、系统化的见解;对企业维持与发展知识权力优势、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借鉴意义。

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与员工行为及心理结果间关系的元分析

作为一种内部沟通与协作的工具,企业社交媒体的使用如何影响员工绩效、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生活冲突等一直是企业界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相关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基于自2006年“企业2.0”的概念被提出到2021年6月间的54篇中英文实证研究文献,探究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对员工任务绩效、创新绩效、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组织承诺、工作/生活冲突及情绪耗竭这些行为与心理结果变量的影响及其中潜在的调节变量。元分析结果显示:(1)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与员工的任务绩效和创新绩效分别有中等强度和高度的正相关关系;(2)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组织承诺、工作/生活冲突和情绪耗竭有弱正相关关系;(3)员工使用企业社交媒体的目的是调节企业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员工个体结果关系的关键变量,社交媒体类型、国家地域文化和员工职位也会对变量间的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本文结论对调和以往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全面认识企业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对员工行为和心理结果变量的影响机理、科学制定企业社交媒体管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专利权质押与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调查数据,在微观层面定量考察了专利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权质押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其积极效应不仅体现在以专利总数为代表的研发产出数量上,而且体现在以发明专利占比为代表的研发产出质量上。专利权质押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研发激励,提高了企业的研发经费占比和研发人员占比。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研发职务奖励有助于扩大发明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研发周期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专利权质押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研发产出数量、研发产出质量和研发投入均有显著影响,但相比之下,专利权质押对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创新产出数量的正面影响更大,对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质量结构改善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为深入开展专利权质押试点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隐性关联关系与审计费用——基于供应链工商大数据的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将其供应链商业关系隐藏化以规避信息披露要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利于投资者评估和判断上市公司的交易性质和盈利能力。本文从审计师角度出发,以2010-2021年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供应链工商大数据度量隐性关联关系,分析隐性关联关系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上市公司与重要交易对象之间存在隐性关联关系提高了审计费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保持一致。在渠道检验中,研究发现隐性关联关系通过影响审计师投入,进一步影响审计费用。在分组检验中,研究发现隐性关联关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低信息透明度的公司以及当上市公司为事务所重要客户时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审计师如何判断隐性关联关系问题提供了经验数据。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探析

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与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依附第三方数字平台完成产品体系、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的改造,进而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其数字化转型过程为企业层面的数字技术部分采用、行业层面的数字技术整体融合以及生态层面的数字技术共生发展。但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面临数字意识薄弱、转型能力不足、转型资源受限、转型数据欠缺、转型成本过高等诸多困境。中小企业要立足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从培养动态管理能力、运用轻体量数字平台、提升组织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获得政府外部帮扶及支持等方面创新路径,推动数字化转型。

科创企业创始人的角色塑造与转换及其对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机制

科创企业是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载体,其创始人如何塑造与转换角色是企业创新突破的关键,但现有研究缺乏对科创企业创始人角色塑造与转换的条件、过程及结果的理论探讨。本文采用单案例分析方法,探究科创企业创始人的角色塑造与转换及其对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部情境和创始人特质双重因素是创始人角色塑造与转换的先决条件;角色塑造与转换对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机制是创始人依次触发角色动机、建构角色定位,进而执行角色行为、形成角色效应的过程;随着外部环境的阶段性变化和创始人特质的阶段性凸显,创始人的角色动机依次实现从核心技术自主动机、应用技术转化动机到生态技术深化动机的转变,角色定位呈现“技术领头羊—战略驾驭者—创新文化引领者”的演变,角色行为也从资源自建转变为资源杠杆再转变为资源共创,推动企业依次形成核心技术突破效应、应用技术占有效应、生态技术赋能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科创企业创始人角色管理和创新实践提供了借鉴。

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6—2021年的数据,对企业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按照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性质对全样本进行了分组研究。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以及E、S、G三个维度均可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而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了调节作用,即进行数字化转型增强了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非重污染行业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且进行数字化转型对这两者的关系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丰富了ESG领域的文献,促进了ESG理念的巩固与完善,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据资产创造价值的底层逻辑问题研究

数据资产化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即法律角度的数据资产确权、会计角度的数据资产入表入注和市场角度的数据资产估值交易。技术赋能业务与财务驱动数据创造价值,表明数据具备了资产属性和价值属性。社会对资产和价值的认定有两种方式,会计视角把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且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的资源认定为资产,并入表入注正式计入企业资产。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即使具有价值也不计入报表。经济视角认为凡有价值的资源都可以是资产,即使不符合报表确认原则、没有在报表中确认的资源也都是资产。企业数据资产入表入注是数据资产市场交易的基础条件之一。因此,数据资产的确认、计量、记录与披露问题,成为数据在要素市场实现创造价值的重要逻辑基础问题。

ESG责任履行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吗?

核心竞争力提升是增强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基于2009—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探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责任履行能够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研发投入增强效应和人力资本提高效应三种机制产生影响。拓展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有助于增强企业绿色核心竞争力。为此,政府需要引导企业深化ESG责任履行,疏通ESG责任履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渠道,推动ESG责任履行与政府环境规制共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有无相生:数字化背景下“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双元创新的前因组态及其效应研究

“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双元创新作为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两类相互冲突的创新活动的组合和共存,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将会成为单项冠军企业持续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新动力和新引擎。目前国内外文献尚未针对数字化背景下“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双元创新复杂形成机制及其效应开展研究。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数字化背景下单项冠军企业双元创新的前因组态及其效应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数字化感知能力、数字化抓取能力和数字化转化能力共六个条件分析了其与企业双元创新绩效的复杂关系,发现了产生高双元创新绩效的7个组态、5种模式,以及4种非高双元创新绩效组态,并将f sQCA方法与西方的最优区分理论和东方的有无相生哲学思想进行了立体式结合,使研究结果更具解释力与普适性。本文研究结论既对单项冠军企业双元创新及持续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华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影响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部分行业的外资企业外迁有所增加,引发了社会各界比较广泛的关注。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涉及综合商务成本上升、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影响、其他国家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吸引,以及国内企业竞争等多重因素。对外资企业外迁的利弊要综合分析,既要看到外迁带来的外贸出口份额减少、对GDP和税收增长的不利影响、给社会就业带来的压力等消极影响,也要看到外迁对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积极作用。针对部分行业外资企业的外迁现象,建议相关政府部门采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落实“负面清单”、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异地搬迁转移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外资企业外迁的数量与规模,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出更大的推动作用。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促进了资本流动吗——基于企业跨地区投资的视角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否缓解这一局面、促进要素资源自由流通?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上市公司在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行为衡量资本要素的流动性,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够促进资本流动,表现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显著提升了辖区内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的比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提高了政府放权意愿,降低了市场分割程度,进而促进了企业跨地区投资;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地区行政壁垒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及民营企业样本中,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制度性政府行为影响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为当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思路。

工匠精神对制造业员工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和特质激活理论,探讨工匠精神对制造业员工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学习目标导向的中介作用,以及此研究路径在组织创新氛围下的作用边界。通过对352份制造业员工样本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工匠精神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学习目标导向在工匠精神与利用式创新行为、探索式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创新氛围感知能调节学习目标导向在工匠精神和探索式创新行为、利用式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因此,制造业企业应重视员工工匠精神的培育,在鼓励激发员工双元创新行为上做到有的放矢;关注员工的学习主动性及学习目标导向;为员工营造组织创新氛围。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作用

我国企业在筹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对企业成长造成了制约,数字金融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文章以2017—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区域数字金融水平调节下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关系。通过系统分析以及基于规模异质和产权异质的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融资约束显著负向影响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无关,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数字金融在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的曲线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大型企业要比中小型企业更加明显,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影响显著。研究不仅强调了企业要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也为政府不断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增强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关注,营造良好的数字金融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内部控制的考察

在全球数字经济的大浪潮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成本费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利用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更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具有长期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且主要影响普通员工而非高管;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够更好地提高劳动力成本经济效率。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性态的影响机理,为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网络机制——合作和知识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的中介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拓展和优化了创新网络,也使创新网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网络结构洞理论,从创新合作网络和创新知识网络(双重创新网络)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效率,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变量,即存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增加→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路径;企业组织韧性提高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网络结构洞的正向影响,但对网络结构洞影响创新效率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展和优化创新网络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有效化解转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