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了农户种粮积极性吗?——基于双季稻种植的考察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强化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举措。基于江西省1556份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双季稻种植行为来衡量农户种粮积极性,实证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传统双季稻主产区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户种粮积极性,促进传统双季稻主产区农户种植双季稻,并扩大双季稻种植规模,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诱导农地转入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的三个重要路径。(3)异质性分析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调整、低细碎化与非平原地区农户的双季稻种植行为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更好地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种粮激励效应,应持续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着力降低高标准农田的细碎化程度。

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基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中介作用

基于全国10省1032份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使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显著提升农民种粮收益,且平均处理效应表明,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使农民种粮收益提高2.77%。(2)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小农户,规模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提升种粮收益;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不仅促进兼业农户增加种粮收益,而且促进纯农户增加种粮收益;相较于非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种粮收益提升效果更明显。(3)机制分析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通过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从而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据此,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工作,制定出台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差异化政策,同时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实现农民种粮收益提升。

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动力来源及机理分析

为更好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从马克思地租理论出发阐释土地出让收入的双重属性和本质内涵,描述激励约束机制下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情况。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和《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说明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的应然领域。采用规范分析法,选取2010—2019年国有土地出让面积、土地出让收入和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土地出让收入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支出在总额上逐年增加,但相较于城市支出比例偏低,且存在收益分配不均的问题。通过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制度属性的分析,发现分税财政体制、政绩考核制度和低土地财政依赖度三方面是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的外生动力,为可持续内生动力的产生创造外部环境;土地出让收入的合理分配格局、精准投入、政策引导人才流向乡村三方面是内生动力。厘清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内在和外生动力来源及其机理,有助于形成土地出让收入合理分配格局,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缩小城乡发展差异。

“三权分置”视角下宅基地使用权 放活的运行机制研究 ——基于试点地区的多案例分析

以35个宅基地使用权放活试点地区案例为基础,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三权分置”视角下宅基地使用权放活运行机制的理论框架,从而探究试点地区宅基地使用权放活的内在逻辑,进一步推动“三权分置”下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研究表明,“三权分置”视角下宅基地使用权放活运行机制由运行目标、运行环境、制度安排、运行主体、运行路径五大主范畴构成,各个主范畴之间互相影响,共同推动宅基地使用权放活。具体而言,运行目标指明宅基地使用权放活的方向;运行环境为宅基地使用权放活提供经济、组织、区位等现实依托;制度安排通过加强规范约束,引导运行主体,规范运行路径;运行主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生驱动,选择不同运行路径,推动运行机制在不同主体间联动运转;运行路径为宅基地使用权放活拓宽实现路径。为推动宅基地使用权放活,政府应充分界定宅基地使用权,加快推进宅基地“确权到户、确地到人”;注重因地制宜,多元化宅基地使用权放活路径;充分考虑主体诉求,制定宅基地流转的利益分配机制。

双重目标下的陕西省稻农农地转入最优价格探讨——基于农地产出和生产利润最大化的视角

基于陕西省汉中、安康两地转入农地的稻农问卷调查数据,采用Translog生产函数构建了投入产出模型和生产利润模型,从产出和利润两个维度对稻农转入农地的价格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农地转入价格对稻农的产出水平和生产利润的影响,确定了农地产出最大化与生产利润最大化双重目标下的稻农农地转入最优价格。结果表明:(1)以农地转入价格0~1500元/hm^(2)为参照,稻农农地转入价格在7500~10500元/hm^(2)时,其产出水平显著上升。(2)稻农农地转入价格在7500~10500元/hm^(2)时,其利润水平显著上升;稻农农地转入价格在10500~13500元/hm^(2)时,其利润水平显著下降。(3)综合权衡产出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双重目标,稻农转入农地的最优价格介于7500~10500元/hm^(2)之间。综上,在推进中国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应从农民经济效益、国家粮食安全、农村社会稳定和农地流转市场化等多方面考量,把握好农地流转价格的选择标准,以期提高农地流转效率、维护农民权益以及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社会稳定性风险约束下某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风险评估及措施研究

农村重大工程项目的落地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然而由于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具有脆弱性特性,开展农村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前应具有一套完善的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系统,并建立一定的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文章以某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为例,进行指标筛选用于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风险防范和化解对策,并对对策实施的效果进行评估。

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中国土地经济调查1839份农户数据,从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以期为制定差异性的宅基地退出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熵值法和Logistic模型。研究结果:(1)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会受到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的双重影响;(2)在水平分析中,生计资本总量的提高会促进农户退出宅基地,分维水平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会促进农户退出宅基地;(3)在结构分析中,人力资本占优、自然资本占优、物质资本占优和社会资本占优会促进农户退出宅基地;(4)相较于纯农户和非农户,生计资本对兼业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较发达地区和次发达地区,生计资本对欠发达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可在充分考虑农户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差异性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实现农户生计资本的合理配置,促进宅基地退出。

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多主体行为逻辑——以杭州临安为案例

研究目的:揭示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及利益联结机制,探寻提高盘活利用效果的有效路径。研究方法:基于中层理论的逻辑分析和过程追踪法的案例研究。研究结果:(1)宅基地盘活涉及的利益主体可以分为政府、企业和乡村三类,政府、企业和乡村的行为逻辑分别是政绩、利润和关系导向,三者的关系需要利益联结进行网络整合。(2)临安案例的宅基地盘活可分为村庄整治和村庄经营两个阶段,分别为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提供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运营商在村庄内外生产要素结合的过程中,发挥着利益联结的枢纽性作用。研究结论:(1)宅基地盘活利用中,政府和企业的行为逻辑分别是以政绩和利润为导向的工具理性行为,乡村的行为逻辑是以关系为导向、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价值理性行为。(2)尽管政府、企业和乡村有着差异化且潜在冲突的行为逻辑,但建立均衡共赢的利益联结有助于控制行为异化和利益冲突。

多重脆弱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证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构建农户心理认知、农户城市融入、农户乡土依恋等6个特征元素的11个变量,探讨多重脆弱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及影响因素。以贵州省威宁县323份未搬迁和409份已搬迁农户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家庭成员务工年数、文化程度、农地坡度、退出宅基地有利于自身和家庭的发展的心理认知、城市融入对宅基地退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乡土依恋对宅基地退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籍人口数、年龄、退出宅基地会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心理认知影响不显著。针对研究结果,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以及搬迁农户后续的防止返贫致贫工作中,政府应进行政策引导和解读,注重发展产业、提高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水平,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加强政策宣传引导,让“农户”变“市民”、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从而降低农户对于搬迁的心理认知风险、乡土依恋程度以及提高农户城市融入契合度。

地方特色发展政策动员、情境式行动及效能评价——N市S镇“万亩良田整治工程”过程分析

政策动员对于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追踪N市S镇“万亩良田整治工程”推进特色发展政策落地、空间重构到模式示范的过程,依据“过程-情境”叙事范式,建构“调适-稳定”的分析框架,阐释地方政府政策动员的过程机制和演变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实施政策动员需依据行政、市场和社会三重逻辑,推进议题协商,构建实践共同体,完成地方情境化的政策调适和议题改造,达成政策框架内多重组织行动系统的稳定态势。政策动员需以制度创新和整合社会资源为载体,迎合“有效”与“合法”双重逻辑,运用调适策略构建稳定的政策共生机制,推动区域性集体行动的达成,实现基层治理效能提升。此外,本文进一步揭示了政策动员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框架下的现实策略和典型模式,完善了地方治理政策实践建构的过程性理论研究。

土地政策研究的国内进展及趋势——基于1992~2024年发表的8537篇文献的分析

土地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探寻土地政策发展逻辑及演进趋势对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为系统梳理和审视土地政策相关研究成果的起源和研究历程,挖掘政策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以中国知网收录的1992~2024年国内相关文献作为数据来源,利用CiteSpace、VOSviewer等可视化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绘制出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知识图谱,同时通过关键词的共现、聚类、突显等揭示相关研究热点和发展态势。结果表明:①从整体趋势上看,土地政策研究历程经历了初步探索期、蓬勃发展期、中位波动期和稳步发展期,研究成果持续增长,研究内容和学科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②相关研究作者和机构以核心为主导,呈现辐射带动作用,核心作者及研究机构间合作较为密切;③研究热点聚焦于制度改革、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体现在实施产生的带动作用、影响力及协同创新,反映出当前的政策导向和亟须解决的问题。综上所述,我国土地政策研究呈现出“农村改革→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未来应关注土地政策效力评价及响应机制研究、制度改革及土地资源高效配置研究、耕地可持续集约化及高水平保护研究,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

农户节水技术采用的收入效应——基于冀鲁豫粮农的调查数据

为探究农业节水技术采用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利用河北、山东和河南粮农的微观数据,构建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第一,采用节水技术对农户具有明显的增收作用。在使用工具变量法纠正样本自选择偏差后,在平均意义下采用节水技术能使任意样本农户家庭的人均收入增加16.5%,当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一步控制不同农户采用节水技术决策选择的异质性后,测得由节水技术引致的家庭人均收入增幅为13.8%。第二,节水技术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马太效应”。相比于低收入农户,高收入农户采用节水技术后的收入增加幅度更大。研究据此提出:充分发挥节水技术的增收效应,减少农业节水技术采用障碍;缓解节水技术对农户收入影响的“马太效应”,提高农户节水技术认知程度。

种植结构“趋粮化”:劳动力外流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已有关于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研究忽视粮食作物的品种结构差异和区域差异,存在以户为单位度量劳动力外流的选择差错及要素替代发生主体不一致带来的行为逻辑分析偏误。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2018年村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相悖于现有文献的主流观点,整体上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种植比例的影响不显著,水稻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甚至会显著抑制种植结构“趋粮化”,这一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原因在于,劳动力外流显著促进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强化了水稻种植“双改单”和复种指数下降的趋势。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影响——基于全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逻辑设定,运用全国大样本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Logit/OLS回归和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生计非农化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地流转可以为农户提供生计多样化选择的机会,农地转出可以促进农户从事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提升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转入农地为农户实现农业生产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可以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向生计策略;农户生计异质性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关键因素。基于上述结果,本文认为发展功能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仍是现阶段农地流转政策的主要方向;提升人力、物质、金融资本能够提高农民生计多样化水平。

促进还是抑制:土地互换制度是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

对土地互换制度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回答是构建适度规模经营与小农户并行路径、优化小农内生发展的基础。研究利用山东省和安徽省调研得到的232个村庄数据和826份农户数据,采用Tobit和SNP模型分析了土地互换制度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利用逆概率加权IPW模型对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以尝试对土地互换制度与土地流转间的关系进行回答。研究发现:土地互换制度抑制了农户转出土地,增加了农户流入农地的需求;相较于规模户,土地互换对扩大小农户经营地面积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推动小农户内生发展。在村庄层面上,土地互换制度促进了村庄的土地流转,并且村庄的平均土地流转费用增加。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农户与村集体“收入双增”、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可以将土地互换制度作为突破口。

培养农业生产专业户能抑制农地撂荒吗?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和2018年两期数据,采用Probit、OLS和2SLS计量模型,从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两个层面实证分析培养农业生产专业户是否能够抑制农地撂荒。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来看,相对于一般农户,农业生产专业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更多,种粮收益更高,从而其农地撂荒发生率更低;从溢出效应来看,农业生产专业户通过转入其他农户的农地而降低一般农户的农地撂荒发生率,但不能对一般农户产生示范效应,提高一般农户的务农积极性;异质性分析显示,无论是水田还是旱地,农业生产专业户发生撂荒的概率均低于一般农户,而在各类专业户中,种植业专业户发挥主要作用。据此,建议在培育种植业专业户的同时,持续完善基础性农地产权制度建设,确保农地经营权的顺畅流转。

地下空间的物权客体属性及其政策演变趋势

围绕城市地下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研究地下空间的法律界定,揭示地下空间政策演变趋势,以期为国家层面的政策供给提供思路。研究表明,过去二十多年来,地下空间政策围绕构建地下空间工程管理制度、物权管理制度和三维产权管理制度,可以划分为早期探索、初步形成和规范完善3个阶段。但是,既有政策对地下空间的界定主要着眼于自然属性,混淆了地表与地面、地下空间与地下工程的区分。在《民法典》第345条分层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框架下,地下空间在法律上摆脱了自罗马法以来附属于地表的状态。作为独立的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客体,地下空间必须为人类所能控制,具有特定性、独立性和明确的三维产权边界。基于此,政策演变呈现出了从自然属性到法律属性、从资源到资产资本、从工程思维到物权思维、从平面思维到三维思维、从计划配置到市场配置的趋势性。

中国土地整治资金在省际间分配及土地整治效果

为研究不同资金分配目标下中央分成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简称中央分成"新增费")省际分配方案对土地整治效果的影响,该文在分析"新增费"分配使用目标的基础上,对中央分成"新增费"省际分配方案进行了优化设计,建立了反映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数额与土地整治效益动态变化关系的BP神经网络模型,对不同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方案下的土地整治效益进行预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分配目标下,相关因素对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效率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因素选取及权重确定应按照不同分配目标进行灵活设定。研究结果表明,同一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目标下,中央分成"新增费"产生的土地整治效益中,社会效益最高,经济效益次之,生态效益最弱;同一类型的土地整治效益由高到低依次为综合效率目标、土地利用效率目标、耕地保护目标、资源优化配置与公平目标;不同省份的土地整治效果根据不同的分配目标和土地整治的效益变化各异,但经优化设计后,整体上效益值呈现增长的比例较高,显示出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方案经优化设计后,土地整治效益得到增强。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中国节约集约用地政策演进分析

研究目的:概括总结中国节约集约用地政策的演进趋势。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和概括总结方法。研究结果:(1)政策数量由1978—1998年间合计4项演变为1999—2014年间的年均4项,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相关部委颁布的政策分别占9.84%、3.28%、31.15%和55.73%;(2)政策形式多为通知、意见等,效力层级较低;(3)政策内容经历了由萌芽探索、基本确立到不断完善再到成熟发展的演进过程,涉及规模引导、布局优化、标准控制、市场配置、监督考评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研究结论:节约集约用地政策体系基本完备,但仍需加强批后监管,细化节约集约利用的过程与机制,探索节约集约利用新模式,实现城乡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一体化,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内在驱动力分析

为充分发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积极作用,从理论上探究其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关系,从历史角度对其进行定位,并进行理论升华。在对农村土地整治内涵剖析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政治3个方面分析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内在驱动力,揭示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进而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进行了理性思考,最后从规划管理、决策机制、产权制度、收益分配、主导主体和配套制度等方面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该文为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