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服务赋能农业高质量数实融合的现实逻辑、实践路径与保障对策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农业数字化、智慧化转型正在加速。数智服务通过将数字化信息作为农业的生产要素,利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信息技术对农产品对象、环境和产销全过程进行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智能信息化管理,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农业多元主体的发展诉求,以数智服务赋能的农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路径为切入点,分析农业数实融合的发展趋势及掣肘因素,探讨数智服务在农业高质量数实融合中的应用,并提出促进农业高质量数实融合发展的保障对策,实现农业产业高质量供给与高品质需求相匹配,为提高农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实证

在合理筛选变量并对农户生计策略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全国整合样本的数据,构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及心理资本的6维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采用多项Logit模型实证分析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指标及总指数存在差异化的分化特征。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越大的农户,越倾向选择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越大的农户,越倾向选择农业兼业型生计策略;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越大的农户,越倾向选择务工兼业型生计策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越大的农户,越倾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各影响因素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相对风险比具有差异性。据此提出政府要引导农户耕地规模化经营,健全社会化保障服务,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普及非农技能培训等差异化政策。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困境、挑战和对策

多元主体参与给乡村振兴带来了更大的动力,使乡村振兴朝着组织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也使乡村振兴在发展的过程中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化大生产,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统一配置。但多元主体的参与必然带来多元化的组织管理、多元化的功能实现、多元化的引导和推动,如果不能将这些组织管理、功能实现、引导和推动,在协同推进的过程中进行系统化的运作,不能使这些主体形成一个科学的组织管理系统,那将对乡村振兴的发展形成阻碍。为了解决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困境,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服务为主和统筹兼顾、协同推进的原则,推动多元主体科学参与乡村振兴。

吉林省镇赉县农业井灌“以电折水”系数研究初探

针对吉林省农业机电井数目庞大、用水计量监测难度大等问题,本文以白城市镇赉县为例,引入“以电折水”方法计量农业用水。通过测定农业井抽水耗费的电量和水量,初步确定镇赉县的“以电折水”折算系数。折算系数的大小受不同多因素的综合影响,镇赉县各地区折算系数差异较大,西北部地势高处系数最小,东部与南部冲积平原系数最大,中部漫岗地系数处于平均水平。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稻农业管理体系构建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水稻农业管理体系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讨了水稻生产的重要性,强调水稻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关键角色,详细论述了实现水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通过分析水稻农业面临的困境,提出了构建管理组织框架的具体措施,旨在提高水稻产量,保证水稻质量,有效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以期推动水稻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

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研究

以数字赋能理论的视角,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并基于全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评价体系,并实证分析两者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具体维度来说,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数字化、服务数字化作用乡村振兴;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影响效果最好,中西部次之。

乡镇基层农业统计工作现状及优化对策

农村经济作为国内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重心,对稳定我国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沉稳和支撑作用。而乡镇基层统计工作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中功不可没,它不仅构筑了重要工作的开端,而且为乡村经济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本研究对乡镇基层农业统计工作的现状、挑战和优化建议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数据准确性、数据实时性、技术能力、人才储备和数据保密问题均得到了重视。对策包括强化政策法规、促进信息与技术升级、培养人才并改善管理机制、提升数据准确性与实时性、创建合作平台并带动社会参与、制定绩效法则与监督手段、投入资源并获得相关政策支持,及时将成功的经验推行。未来,政府、农村统计部门和农民的共同努力将有助于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和效能,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持。

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对策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经济的重要支撑,随着电子商务在我国的迅速普及,农村电商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直播电商已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引擎,它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物资流向乡村地区流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农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然而,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主要表现在品牌竞争力差,专业人才短缺,物流建设滞后等方面。究其根本,农村电商产业基础较薄弱,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电商基础设施较落后。因此,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振兴需要聚焦产业兴旺,擦亮农村电商“金招牌”;聚焦人才振兴,育强农村电商 “领头雁”;聚焦基础建设,打通物流 “最后一公里”。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中国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农地流转视角的研究

[目的]研究中国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理论支持。[方法]结合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基于2005—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DEA模型测度了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探究了农地流转对水土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的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效率大体上呈现波动性上升趋势。从省份来看,其中河南和吉林等省区在研究期间效率值都为1,实现了DEA有效。安徽、甘肃、宁夏3个省份的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效率的上升趋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重庆、浙江、青海和广西4个省份的下降趋势明显;基于空间分布分析得出,地区上水土资源配置效率大致呈现: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其中河南和吉林省的水土资源配置效率最高,青海省最低。[结论]Tobit回归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效率有显著影响,并且是有利于提高水土资源配置效率的。

注意力、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粮食生产

基于2003—2019年国务院和中国30个省份527份政府工作报告,考察粮食注意力影响地方粮食生产的机理,同时分析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并结合地方主政官员和主政环境进行分类检验。结果表明:粮食注意力能够显著提高粮食生产,这一结论在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均成立,但在平衡区尚不成立。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强化了主产区粮食注意力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但削弱了主销区粮食注意力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粮食注意力对粮食生产的正面影响只存在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到任年龄较小的官员主政地区,主政环境的经济发展压力不影响注意力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基于此,提出继续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科学设置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指标、优化官员配置的政策建议,以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

农业强国建设激励制度的优化逻辑与实践路径

激励相容是提高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业强国建设的前提条件。中国农业发展激励制度在“农业新目标提出—农业发展激励制度边际功能衰减—农业政策偏差”过程推动下不断演进,具体改革大体沿着政府和市场关系协调、激励对象确认两个思路展开。农业强国建设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长期目标,农业发展激励制度需要确保所有农业经营主体在此过程中可持续地获得足够的收益,但在实践中面临着平衡多元化目标、兼顾多元化产业发展、包容多主体共存的现实挑战。农业强国建设激励制度优化的总体思路是匹配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的比较优势与农业强国建设的多元化目标,以最小化激励成本原则协调政府和市场关系,鼓励不同地区和农业经营主体自主探索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分工和增收渠道。实现这一制度变迁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拆分农业强国建设的目标,确保所有激励措施有效落实。

农村污水治理中地方政府与农户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推进农村污水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在农村污水治理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存在博弈,直接影响到农村污水治理是否能顺利推进。文中基于演化博弈理论,通过构建农村污水治理中地方政府与农户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状态下的演化博弈策略以及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引导,参与}的演化稳定策略是在实际中更理想的状态;对农户来说,参与治污成本越低、环境恶化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越高、地方政府治理中经费投入越大、对农户奖励越多,越容易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而罚款增加对参与积极性产生反向影响。据此提出降低农户的治污成本、建立污水治理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利益联结体系、加强在农村污水治理中的资金投入、加大对积极参与者奖励的对策建议。

粤北山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及其应用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五位一体”总要求,构建“五化四境三风三治四维”的粤北山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以韶关市为例,采用熵值法进行客观权重赋值,综合评价乡村振兴实施成效。研究发现:韶关市2011-2020年乡村振兴水平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乡村振兴的分维度发展不协调,其成效主要来自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的贡献。

基于目标值法的粤北山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评价研究

乡村振兴成效评价是综合审视乡村振兴水平、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和模式、综合部署乡村振兴各要素以及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基础。基于此,课题组在乡村振兴评价研究基础上,将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体化为5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49个三级指标,以目标值为战略对照,运用粤北山区韶关市的统计数据和熵值权重赋值,综合计算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成效。结果表明,乡村振兴战略整体成效达到目标值的78.61%,达成率高低排序依次是生活富裕、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治理有效和乡风文明。此外,课题组针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存在的产业发展不充分、高投入低产出、基础设施供需偏差、弱社会的治理效果、生活水平品质的目标差距等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PROMETHEE法的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空间分异与收敛性研究

在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PROMETHEE评价法测度2013—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并进一步采用莫兰指数、冷热点分析、趋势分析、收敛检验探究了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趋势,最后借助PROMETHEE彩虹图分析其优劣势指标。结果表明:①中国乡村振兴整体水平有所提升,区域间差距明显缩小,并呈现“东部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低”的位序特征;②各省乡村振兴水平存在高度的空间集聚,热点、次热点区范围不断扩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平缓”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也存在着地域差距收敛和发展速度收敛两种收敛趋向;③东部地区优势指标多,但存在个别短板,中部地区优劣势指标参半,西部地区大部分为劣势指标,乡村振兴驱动与障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培育发展增长极与区域协同发展、宏观政策引领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区域间发展差距缩小与农村地区发展瓶颈突破。

乡村振兴战略成效的理论框架与评价指标

该文基于战略配称理论,按照总体战略、核心要素、关键资源的战略配称逻辑,将乡村振兴总体战略分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核心要素,并具体化为19个维度指标表征的乡村振兴关键资源,进一步操作为49个明细指标构成的“五化四境三风三治四维”的乡村振兴战略三阶配称模型指标体系,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的提升及策略优化提供框架性理论指导。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粮食生产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农村地区为例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为了研究影响山东农村地区粮食生产的因素,主要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实证研究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因素对山东农村地区粮食生产的贡献程度,并在确保信息量的基础上提取了三个主成分因子。结果表明,物质生产资料投入因子对山东省粮食生产起着非常显著的影响作用,劳动生产资料投入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山东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通过对影响山东粮食生产的因素分析,结合“三农”角度提出促进山东农村地区粮食生产的可行性建议。

公地治理的制度途径与理论评述:三个竞争性的解释

由谁拥有并按何种方式进行管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经典议题。“公地悲剧”的提出,为公地治理相关研究奠定学术基准,并成功将问题引向集体行动理论及其实践。本研究围绕“公地悲剧”及其背后的集体行动困境,深入探讨公地治理的三个竞争性制度解释视角与途径:政府管制、市场产权、自主治理,展开系统理论评述。面对现有理论的局限和解释力的不足,提出未来公地治理研究需关注的重点:一是关注中国本土化实践,在经验中寻求治理之道;二是聚焦制度细节,注重公地治理的制度激励;三是重视技术对公地治理的挑战。

农业科研单位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分析了农业科研单位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的制约因素,从明确农业科研单位的创新主体地位和农业科研的公益性定位、突出创新转化一条线、加强原始创新和重大成果培育、构建技术链支撑延长产业链、创新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加强种业创新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化政府为主体的多元投入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