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农户增收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基于CRRS 2022农户调查数据

从粮食单产与农业生产效率两方面构建种粮农户增收的理论框架,并借助CRRS 2022年农户调查数据样本,实证检验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采用对种粮农户的增收效应。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采用显著促进了种粮农户收入增加。分别使用工具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和安慰剂检验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通过提高农业机械作业效率、农业机械作业水平,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粮食单产水平,实现种粮农户增收。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采用对种粮农户增收具有异质性。数字技术对那些在村里担任职务、经营规模更大的种粮农户增收效应更明显。未来应通过夯实农业数字发展根基、培育高素质农民队伍等途径推动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促进种粮农户增收。

可持续脱贫的治贫理念与策略

针对我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治理实践,梳理与借鉴国际上可持续脱贫相关文献,从脱贫韧性、层次(质量)、内生可持续性3个方面,建构了可持续脱贫的概念框架,通过阐释其本质涵义及影响因素,进一步阐明实现可持续脱贫对我国过渡期巩固脱贫及过渡期后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及策略。可持续脱贫体现为一种稳定的、高质量的脱贫状态,是韧性脱贫、全面高层次脱贫、内生可持续脱贫的概念集成。我国应尽快确立可持续脱贫的治贫理念与策略,将之贯穿于过渡期及过渡期后巩固脱贫、推进共富全过程,研究构建过渡期后常态帮扶与内生发展耦合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并致力于开创可持续脱贫中国范式,为全球可持续减贫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农业生产托管对小麦种植户福利效应的实证分析

【目的】分析河南省小麦种植户的农业生产托管行为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验证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的福利效应。【方法】在理论分析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福利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基于河南省918个小麦种植户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了农业生产托管行为对农户的福利效应,并用农户受教育程度和经营规模两个特征变量对农户福利效应进行了分组分析。【结果】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福利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产规模越小的农户,其农业生产托管的福利效应水平越高。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托管驱动因素发现,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托管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农业机械价值、地块数量和农户距中心城区距离对其选择农业生产托管有显著负向影响。【结论】为促进农户福利水平的提升,应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多种渠道引导农户外出务工就业,适当调整当前农机补贴政策,采取适当方式开展地块整理合并。

农民增收路径的协同演化机制研究 ——基于哈肯模型对重庆市武隆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其中最艰巨的任务是推动农村居民可持续增收,实现共同富裕.该文修正了哈肯模型,基于重庆市武隆区2012-2022年的数据,识别序参量,计算协同度,推导出了3条结论:①产业收入将是农民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②农村“城市化”建设将可持续带动农民增收;③最近3年来,产业收入协同度不断降低,改革势在必行.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3条政策建议.

工商资本下乡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工商资本下乡对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和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数据,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收入结构上,工商资本下乡主要提高了农户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降低了农业经营性收入;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推动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本地务农向本地非农就业转移,提高非农就业率,从而促进总收入增加;工商资本下乡的增收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的农户没有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涉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均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增收作用逐渐增强。本研究为推进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农民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和农机服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使用连续型DID、中介模型实证检验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得到研究结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机制检验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可以通过推动农机服务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山地和平原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各异的东、中、西部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农民增收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相较于平原和西部地区,山地地区和东中部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增收的边际贡献更大。据此提出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发挥其增收效应;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机服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制定差异化政策等建议。

数字创业助力农民增收的理论模型、典型案例和政策建议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数字技术与创业活动交叉融合为特点的数字创业为农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字创业作为农村创业发展的新形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途径,它具有数字性、包容性、内生性和示范性等鲜明特征。农村数字创业是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农民增收致富的需要和数字技术发展的推动为动因,以创业主体、中介载体和支撑体系为其核心要素,通过三大核心要素的深度融合,形成良好的数字创业生态环境,以创业促进农民实现增收的目标。进一步推进数字创业助力农民增收,应加强创业主体的能力建设、优化中介载体的服务功能,完善支撑体系的内容结构,促进三大要素的协同发展,让数字创业惠及更多农民。

乡村振兴背景下昭通小农户持续增收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而农民持续增收则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针对当前昭通小农户收入可持续性增长面临的挑战,相关部门应通过逐步提高小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占比;注意长中短期结合,合理规划产业布局;规范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培养涉农人才等对策,多渠道、持续性增加农户收益。

农业保险的发展推动农民共同富裕了吗?--基于2007-2022年数据

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农业经济系统的韧性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7-2022年国家级面板数据,构建熵权法-驱动协调指数模型,探究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能否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农业保险发展水平阶段性波动上升,农民共同富裕水平逐年增加;(2)前者对后者的驱动指数主要集中在Ⅲ级有效驱动阶段和Ⅳ级高驱动阶段,协调指数主要集中在Ⅱ级中度协调阶段和Ⅲ级良好协调阶段;(3)农业保险可以稳定农民的收入,但并不能直接增收,缩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难度则更高。本文建议,暂不缩减农业保险中央财政补贴力度并保证赔付能力,开展有助于减轻农户消费压力、锚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泛)农业保险产品或业务,并结合其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多轨协同推动农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做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是助力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时代要求。为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助农增收的内在机理,本文以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相关收入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及其收入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农民收入结构中不同来源收入增长的促进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农民转移净收入、农民财产净收入、农民工资净收入、农民经营净收入;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中、西、东北地区助农增收效果更加明显;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是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但对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差距有拉大的风险。基于此,政府应该顺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特征更加高效高质量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同时也要制定出避免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拉大城乡差距风险的对策。

财政偏向、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200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财政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财政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特征,即达到一定阈值后,财政偏向会缩小本地和周边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财政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区域异质性;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财政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发挥调节作用,且该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即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提高,财政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曲线趋向陡峭,同时曲线拐点向左移动。据此,建议因地制宜确定财政支农规模,重视加强区域间协同发展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转移,进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浙江农民收入结构优化、均衡增长的对策研究——基于县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的关键与核心。本文从浙江省历年统计数据出发,通过统计性描述和计量模型构建,对浙江省县域水平上农民收入的动态趋势、结构变化、影响因素等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浙江农民收入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呈现基数高、增速缓的特征,总体上出现“疲态”。因此,今后浙江农民收入的增长目标应集中在调结构、促均衡上。浙江省县域农民收入的非均衡性显著,但县域差距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提高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将显著促进区域间农民收入的均衡增长。经济密度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效应的因素还包括人均农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政策倾向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区域经济为抓手、促进农民收入均衡增长,以制度创新为突破、促进农民收入结构优化,以创新创业为载体、激发农民收入增长活力的政策建议。

甘肃劳动者报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岭回归与Lasso回归

深入研究劳动者报酬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全面了解和掌握甘肃省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居民消费水平以及社会资源配置等情况,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更为精准的依据。在此背景下,本文运用岭回归方法与Lasso回归方法研究了资本存量、人口数量、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对甘肃劳动者报酬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响劳动者报酬的因素依次为资本存量、人口数量、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本研究仅供参考。

中国反贫困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缩减相对贫困转向的三重逻辑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都是对贫困概念的定义,两者之间既存在相似性又有明显差异。相较于绝对贫困的收入和生存考虑,相对贫困更看重贫困中存在的能力缺失、权利的剥夺。了解消除绝对贫困到缩减相对贫困的三重逻辑,有助于梳理反贫困政策的变化,摄取绝对贫困时期治理的经验,把握未来反贫困的重点。中国反贫困经历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保活”“补助式”到“扶持式”“精准扶贫”政策的过程。结合马斯洛需求理论、阿马蒂亚森能力中心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深入剖析致贫原因,延续理论指导框架。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果之后,相对贫困的问题逐渐严峻。未来反贫困工作需要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摄取反贫困的历史经验,创新反贫困理论,指导缩减相对贫困实践。将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相结合,逐步缩减全国地区、城乡间的相对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三产融合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以贵州为例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研究农村三产融合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意义重大。以贵州为例,首先探讨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现状,其次分析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机制,最后提出推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提高对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扶持力度、引导农业观光旅游走特色化发展道路等建议促进农村三产深度融合,进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分析

以创业促就业是当代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助推措施和创新性举措。支持和鼓励农民工返乡自主创业,不仅可以缓解大城市的就业压力,还可以拉动农村经济的再增长,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农民的自我价值。本文基于GEM模型,深入分析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自我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研究这些影响因素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农民工的打工经历这一变量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政府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创业扶持政策,帮助农民工更好地实现创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电子商务与信息扶贫:互联网时代扶贫工作的新特点

通过论述近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主流化的趋势,尤其在县域电子商务和涉农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的背景下扶贫工作所具有的新特点,即以信息扶贫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助力扶贫工作的新型扶贫方式被更多的区域和主体所采用。鉴于此,主管部门应该把信息扶贫纳入到国家扶贫工作体系中,各地应发挥好电子商务在产业引导和金融扶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还需要夯实与电子商务扶贫相关的基础设施。

经济转轨时期财政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对1978-2002年间中国财政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结果显示:在经济转轨时期,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296、-0.1013,财政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此基础上,文章就调整财政涉农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多中心体制: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现阶段 ,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深入分析农村公共产品单中心供给体制 (即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单一的供给主体以及高度集中的资金安排等 )的基础上 ,指出构建多中心体制 (即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供给主体以及多中心的资金安排等 )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风险冲击对山区农户贫困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广西、江西、湖北三省的农户调查

风险冲击是山区农户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基于广西、江西、湖北三省的574份山区农户调查数据,采用DEMATEL方法,从健康、教育、市场、就业、消费、自然、政策七个维度考察风险冲击对山区农户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风险冲击对贫困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健康风险和市场风险在所有风险因素中处于中心位置,是影响山区农户贫困的关键因素。从不同贫困状态农户看,风险冲击对贫困的影响路径既有相同点,也有一定差异。其中,消费风险对其他风险的影响较高,对贫困有着间接的影响效应,属于过程性因素;教育、自然和政策风险受其他风险的影响较高,对贫困产生直接影响效应,属于结果性因素。健康和就业风险冲击对非贫困农户影响较大,市场风险冲击对贫困农户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