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评价与分类施策——以重庆市璧山区七塘镇为例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的战略部署.在阐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璧山区七塘镇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探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路径.结果表明:(1)七塘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建设位于中等水平,不同维度水平有差距.(2)分维度看,七塘镇生活维度水平最高,治理、人文和环境维度水平其次,产业维度水平最低.(3)分村域看,将军村、喜观村建设水平较高,四合村、阳岫村建设水平中等,盐店村、跃进村、建设村和三步梯村建设水平较低.(4)依据优势与短板,将七塘镇8个村划分为综合发展型、主导发展型、极化发展型和欠缺发展型4类,针对性地提出各类乡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路径,以期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公布的2018年中国1880个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冷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考察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化”特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数字乡村在长三角地区呈“片状分布”,而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点状分布”。2)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网络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长三角地区形成“高-高”集聚。数字乡村发展呈现次热点区和热点区围绕高热点区集聚的“中心-外围”结构形态。在热点区与冷点区之间形成“T”字形狭长地带,将热点区与冷点区分隔开。3)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总体基尼系数为0.0359,其中数字乡村的区域间差距是数字乡村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4)产业经济、人口教育、财政金融和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异特征对数字乡村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影响。

乡村振兴战略再思考:逻辑主线、规律趋势和推进方略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实施已经5年多,亟待从政策逻辑、任务逻辑和理论逻辑对乡村振兴实践进行再审视和再梳理,立足规律和趋势对乡村发展历程进行再探究和再研判,以期对未来乡村振兴方略进行再思考和再谋划。研究认为:①政策逻辑层面,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已经完善,其系统架构、政策主线和关键问题日渐清晰。任务逻辑层面,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围绕“二十字”方针和五大振兴领域全面铺开,政策精度和实践准度亟待提高。理论逻辑层面,乡村振兴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对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性、学理化的阐释和架构还有待进一步突破。②规律趋势方面,在农业产业份额和就业份额逐年降低的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出现“超预期裂变”趋势,主要体现为产业容量逐年扩张、产业效率快速提升以及产业形态加快重塑。随着城乡互动发展迈入新阶段、乡村内部演化出现新特征、乡村治理建设涌现新动能,乡村空间经济社会呈现“分类转型发展”的趋势,其功能形态、特征表现与路径模式逐渐特色化、多元化。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已突破空间约束,由单向互斥性流动过渡为双向协同耦合性流动,呈现“双向跨界窗口”趋势。2020—203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③结合乡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围绕极端问题构建战略底线保障体系;坚持融合思维,培育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发展新活力;坚持转型思维,探索未来乡村建设实践进路;坚持窗口思维,抢抓数字化、生态化发展机遇;坚持改革思维,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农业数字化对中国粮食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研究

加快发展粮食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粮食有效供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通过构建农业数字化和粮食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运用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业数字化对中国粮食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业数字化对粮食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粮食主产区更为突出;农业数字化存在门槛效应,其对粮食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达到一定水平后显著增强;空间溢出效应显示,农业数字化的正向影响能够超越地区界限,促进邻近地区粮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据此,建议通过深化农业数字化应用、激发数字化潜能、采取差异化战略和建立区域间协同机制等方式,促进粮食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数实融合背景下平台经济优化乡村产业链的机制

促进数实融合是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趋势、发掘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战略选择。数实融合以平台为中枢,有效整合技术与数据并在不同场景应用,实现价值增值。由平台发展衍生而来的平台经济,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主要的经济组织形态和市场运行模式,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普惠效应、创新效应、价值创造效应,通过提质、增效、扩容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构筑新动能。当前,我国乡村产业链面临现代生产要素缺失、产业创新驱动不足、产业链条过短、产业协同能力不足、产业链数字化综合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平台经济基于自身特性,能够通过优化乡村产业链要素投入结构、打造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的双向一体化,助力乡村产业链全链路数字化升级,实现对乡村产业链的补链、延链、强链作用。促进平台经济与乡村产业链深度融合、释放新发展动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平台企业、社会多方协同,围绕乡村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提升价值链,推动产业主体、产业结构与产业模式同步创新,以乡村产业链升级助力现代农业农村经济体系构建。

超大城市外围乡村地域功能的演化路径及定位建议

掌握功能演化规律,合理确定功能定位,有助于乡村多元价值的挖掘和实现,是乡村地域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该研究以超大城市北京的外围乡村地域作为典型案例,基于乡村地域功能的内涵和分类,构建了适用于长时间序列乡村地域功能强度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和识别了2000—2020年北京不同乡村地域的功能强度及功能结构,分析和总结了研究期间北京乡村地域的功能结构演化过程及形成路径。结果表明:1)超大城市乡村地域不同功能的强度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功能结构整体呈现从单一优势功能主导向多种优势功能主导的演化趋势;2)功能结构能够反映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发展的差异,基于功能结构的演化特征,可以将超大城市外围乡村地域的功能结构演化过程归纳为“功能强化升级式路径”、“功能调整转换式路径”“功能综合完善式路径”3类发展路径;3)强化生活服务功能是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目标下推动超大城市外围乡村地域功能多元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举措;4)通过分析优势功能及功能结构的演化过程,可以明确不同乡村地域的发展特征并指导其功能定位的制定,有利于分类推动超大城市外围乡村地域的多元化发展。研究结果丰富了乡村多功能理论的典型地域案例,可为超大城市外围乡村地域的功能定位设定及发展路径的决策和实践提供参考。

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格局及空间分异机理

通过对中国30个省份农业碳排放效率进行了再测算,围绕其时空格局特点与空间分异机理展开探讨,发现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整体呈“东高西低”特征且两极分化较为严重,其中以北京为代表的12个地区处于最佳前沿面,余下18个地区则存在较大提高空间。2007年以来,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即存在增强且趋于稳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同时,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包含的省份数量之和已占到省级行政区总数的73.33%,表明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亦存在明显的局部空间聚类现象。城镇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集聚和财政支农力度是影响农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且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增强关系。具体到不同区域,东部地区的主导因子为财政支农力度,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受农业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的影响更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载体,有效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经营,有助于引导和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选用Logit模型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促进劳动力的回流,但对劳动力流出无显著影响;第二,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村庄更容易吸引年龄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回流;第三,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劳动力回流的过程中,参与过非农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回流。基于此,从管理与服务方式、培育方向、人才培养和体制机制四个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引导和优化农村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提供借鉴经验,对于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跨境电商赋能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逻辑遵循与实践机制

跨境电商是利用平台拓宽农产品销路、壮大农业经济的重要途径,也是驱动农业产业数字转型的动力载体。智慧农业时代,为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质量,需要依托跨境电商的平台优势、载体优势,不断集聚先进技术、乡村数字人才和金融力量等优质要素,通过培育新业态,拓宽农业产业边界,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

共同富裕视域下涉农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讨

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牵动与激励,各大高校都在协同企业构建产学研一体的高效育人模式,培养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尤其一些涉农高校更要发挥其实际作用,为乡村振兴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引领农业科技变革,为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和农业改革提供强大的人才与智力支持,巩固农村脱贫攻坚的已有成果。涉农高校在地区乡镇农村协同创新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培养尖端农业人才有助于为乡村振兴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促进农业技术推广,构建工农联动的国民经济发展协同体系。本文阐述了涉农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显著优势,指出了部分涉农高校人才培养存在的弊端和不足,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共同富裕视域下涉农高校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优质对策,旨在为促进我国地方经济统筹发展奠定良好的高等教育基础。

论农业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重要突破口和核心着力点。就理论层面而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特征主要涵括新型劳动力、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劳动对象三个方面;从基本国情来说,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在于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生产领域的大幅拓展、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生产韧性的大幅增强和生产收益的大幅增加;从本质规定来说,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点应聚焦于推动颠覆性农业技术创新、推动农业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并着力实施六大行动计划。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深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完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加强高水平农业创新型人才培养,强化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

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县域一头连着乡村,一头连着城镇,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选择。县域富民产业是能在长期内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其在空间维度、组织维度和价值维度上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县域富民产业在产业发展端通过凝聚竞争优势提高产业效益;在农民参与端通过带动农民发展生产、实现农民就近就业和共享资产收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实践中,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仍然面临产业集群培育不足、辐射带动效应不强,产业同质化突出、结构不优,产业生产经营主体能力不足,产业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等困境。加快培育县域富民产业、有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应依托特色资源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生产经营主体产业支撑能力、持续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大农业发展

现代化大农业是以系统、全局的大农业观为指导,对传统小农经济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先进农业发展模式,具有多维生产空间、多种农业功能和多元实践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以现代化大产业为核心架构,以绿色高效为根本属性,以强带动能力为突出作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途径。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为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明确了着力点,提供了内在支撑,开辟了新起点、新机遇和新路径。实践中,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及功能,弥合农业科技短板,推动农业形成大产业格局,促进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由此引领、支撑并推动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大农业发展,需要加快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强化与之相配套的现代化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农业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与之相协调的体制机制适应性变革。

农业特色产业绿色发展路径

特色产业绿色发展需要立足全产业链,用历史的、全局的、立体的、辩证的思维做好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布局规划,在产业链协同发展、产业链同构性再生、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上把握重点环节,找准绿色发展存在的短板弱项。围绕种养结合、农工结合、农旅结合、农能结合等关键举措,做好循环融合生产,促进绿色生产增效。紧抓土壤生态治理保护、农药化肥减量、农膜回收利用、畜禽粪污处理、秸秆资源化利用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面源污染治理。加强绿色生产急需技术研发和引进集成,促进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培养服务绿色发展的技术人才队伍,发挥科技对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快数字化技术应用于种植、加工、营销等产业链过程,赋能农业绿色生产,推进绿色转型。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生产组织化程度,构建法规体系,完善财政、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发挥好市场引导作用,推进绿色品牌创建,建立起特色产业绿色发展的保障措施。

做社会之社会研究 寻三农之三农之路——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雷明教授访谈

访谈中,雷明教授主要围绕贫困治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话题讲述了三农问题学术研究之路和要旨。在他看来,人才问题是乡村振兴的元问题,应当塑造乡村人才的可持续能力,实现造血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建设“和美乡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坚持“两山”理念,既要“百姓富”也要“生态美”,既要美丽经济也要美丽生态。共同富裕战略下,亟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应加快构建以初次分配为基础、以再分配为重要补充、充分发挥三次和四次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也要打造城乡联合共生体。

三元循环视角下数字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农业碳减排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农业碳减排,在引入工具变量后,这一作用仍然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农户小循环、产业中循环、社会大循环是数字金融减排提质增效的有效传导路径,且三者间呈现出良性耦合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促进农业碳减排主要是通过提高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实现;相比于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的数字金融具有更强、更显著的绿色优化效果。据此,为提升农业碳减排效率,提出加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科技体系建设、农户低碳发展、打造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等政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助力粮食生产的逻辑理蕴与主要途径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科技赋能、装备驱动、设施筑基与政策改革。生产力变革转换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显著,有利于降低劳动强度,提升人均劳动产出;降低生产风险,提升土地产出水平;缩短作业工期,提升抢收环节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提升绿色发展效能;减少资源浪费,提升生态循环能力。未来,要注重科技创新赋能,稳定粮食安全向“前”突破;装备力量驱动,引领粮食生产向“深”迈进;设施建设筑基,提升粮食产能向“新”拓展;政策改革蓄势,推动粮食产业向“绿”转型。

政策性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政策性金融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金融“国家队”的引领作用。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从国外政策性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经验比较中,总结出政策性金融在乡村振兴中所特有的政策性导向、专业性服务与协调、逆周期调节、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性等功能实践。国外政策性金融在支持乡村振兴中“兴人”“兴地”“兴生态”“兴产业”的“四兴”经验,也进一步佐证了农业政策性金融特殊的功能作用。为此,新时代需要从主动引导与激励、金融产品创新、生态环境优化等方面,构筑我国功能完善的政策性金融全面服务乡村振兴机制。

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研究——基于37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如何更有效促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是当下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依据中国37个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案例,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探讨财政支持、科技创新、政策规划、组织领导、农民数字素质与认同程度等因素对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的联动作用及路径选择。研究结论:①单个因素不构成高质量与非高质量数字乡村建设的必要条件,组态路径具备等效性和多重并发性。②产生高质量结果的组态归纳为四条路径,解释力度为政策驱动型>财政驱动型>全要素驱动型>科技领导双轮驱动型。③产生非高质量结果的组态归纳为低效治理型路径。高质量和非高质量的组态路径存在因果非对称性。④政策规划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存在替代关系。建议各县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随时而动,采取有针对性的组态协同发展措施,推动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

农业保险、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保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从农业保险影响农业规模经营、产生增收效应和环境效应入手,采用200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农业保险通过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发展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保险是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并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保险助推农业绿色发展的中介机制;多维环境效应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对农业碳排放、农业化肥面源污染有重要影响;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和农作物种植规模较高的地区,农业保险更有利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由此,提出充分发挥农业保险优势、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