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农业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

基于CNKI期刊收录的1,615篇生态农业相关文献,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梳理生态农业领域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分析表明:生态农业研究经历快速发展、成熟稳定及波动递减等三个阶段,文献产出与政策导向紧密相关。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种养结合、中药生态农业及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等领域。研究前沿演变路径呈现明显的问题导向,乡村振兴战略与种养加一体化模式融合的研究已成为学科发展最新前沿。

黄河流域农业碳排放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互动关系

为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测算了黄河流域农业碳排放效率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采用VAR模型探讨了二者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农业碳排放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甘肃、山西两省,四川、山东、河南、陕西、青海五省,宁夏、内蒙古两自治区分别处于较低、中等、较高水平;2)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陕西、山西、宁夏、内蒙古四省(区),青海、甘肃两省,河南、四川、山东三省分别处于较低、中等、较高水平;3)农业碳排放效率提升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发展,而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农业碳排放效率影响不显著。基于研究结果,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提升黄河流域农业碳排放效率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粮食安全视角下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演进、现实困境与治理对策

粮食安全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农田灌溉系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二者在乡村社会的交织,体现为农田灌溉系统的多重属性。以“物质-技术-制度”的多重属性为理论基础,探究农田灌溉系统的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制,明确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演进和现实困境的本质,对于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演进体现在“数量-质量-生态”物质属性功能的渐进发展、“水-能-粮耦合”技术属性功能的体系建构、“多元参与”制度属性功能的建设格局,现实困境表现为气候变化引致的设施脆弱性困境、“大国小农”引致的技术推广困境、主体缺位和机制失灵引发的管护困境。为此,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必须以综合可持续为目标建设农田灌溉设施,以产权和价格机制为杠杆提升农田灌溉系统市场化供给水平,以协同治理为抓手加强农田灌溉系统管护,从而促进农田灌溉系统的效能发挥。

基于产权视角的政府投资农村水利设施可持续供给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农村水利设施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为探究如何提高设施的可持续供给水平、实现政府投资农村水利设施持续性高质量供给,基于案例分析,梳理总结出产权明晰度、运行秩序合理性和农民管护积极性是政府投资农村水利设施供给可持续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并结合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等理论,构建了产权明晰度、运行秩序合理性、农民管护积极性对政府投资农村水利设施供给可持续性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基于对华东地区多个省份农民的问卷调查,运用SPSS 26.0和Amos 24.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产权明晰度、运行秩序合理性、农民管护积极性分别与政府投资农村水利设施供给可持续性正相关;(2)运行秩序合理性、农民管护积极性在产权明晰度与政府投资农村水利设施供给可持续性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农民管护积极性在运行秩序合理性与供给可持续性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四川省种植业碳排放现状、动态演进及预测

加强种植业碳排放测算,可为推进种植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重要依据。本文针对种植业从投入到产出的全过程,基于农地利用碳排放、稻田CH4排放和农地N2O排放3类主要来源,运用碳排放系数法测算2010—2021年四川省种植业碳排放量,从时序特征和地区差异揭示四川省种植业碳排放特征,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剖析四川省种植业碳排放动态演进趋势,运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2022—2030年四川省种植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结果表明:1)四川省种植业碳排放量在2010—2016年间呈波动上升趋势,2016年以后呈波动下降趋势,其碳排放强度在2010—2021年间持续降低,四川省种植业碳排放以农地利用和稻田CH_(4)碳排放为主,2021年较2010年农地利用碳排放和稻田CH_(4)排放比重均略有减少,而农地N_(2)O排放比重有所上升。2)四川省各市(自治州)种植业碳排放量和强度差异明显,2021年碳排放量最高的南充市比最低的甘孜高24.69倍,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巴中市比最低的甘孜高2.8倍。3)四川省五大区域种植业碳排放动态演进呈差异化特征,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攀西和川西北五大区域种植业碳排放强度总体均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和变化幅度各异,总体上五大区域内碳排放强度的差距在逐步缩小。4)四川省种植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预计保持稳步下降态势,估计到2025年和2030年四川省种植业碳排放量将分别减少约68.72万t和137.84万t,碳排放强度将分别减少约0.13 t·万元^(-1)和0.26 t·万元^(-1)。基于此,四川省种植业碳减排应主要关注源于化肥投入和稻田CH4碳排放,因此需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减排措施,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提升四川省种植业绿色低碳整体发展水平。

乡村产业振兴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拓展巩固脱贫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助推产业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是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城乡要素融合、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农户收入、变“输血”为“造血”的重要途径,对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程,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正确认识当前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解决乡村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困境,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

安徽省农业生产碳排放测算及驱动因子的典型相关分析

探索农业生产碳排放强度驱动因子,对制定低碳农业发展规划及目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运用IPCC碳排放测度模型,测算了2005—2020年安徽省农业生产碳排放情况,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考察了农业生产碳排放效率驱动因子。结果表明,安徽省农业生产碳排放由2005年的987.40万t攀升至2020年的1227.59万t,年均增长1.46%。农业生产碳排强度由2005年的1.21 t/万元下降至2020年的0.49 t/万元,年均下降5.85%;农业生产碳排放与其强度呈显著剪刀差态势,两者间夹角达33.52°。农业科技创新、农机化水平、农业生产结构与农业生产碳排放强度典型相关系数分别为-0.652、-1.728、-0.562,均为农业生产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动力因子;规制政策、城镇化水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碳排放强度典型相关系数分别为0.085、0.619、1.232,为农业生产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制约因子。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安徽省发展低碳农业的政策建议。

农业用水效率的区域差异与收敛特征研究——基于湖北省80个县(市、区)的分析

基于全局超效率SBM-DEA模型,测度了2008—2021年湖北省县域农业用水效率的动态演进规律,并结合Dagum基尼系数和σ、β收敛检验模型,探究了湖北省农业用水效率的地区差异和收敛特征。结果表明:2008—2021年湖北及鄂东、鄂中、鄂西地区的农业用水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各地区效率差距整体呈扩大趋势,地区间差异是影响总体差距的主要原因。各区域农业用水效率均不存在σ收敛特征,存在典型的β收敛特征,在加入5个外部因素后,β收敛速度显著提升,且影响效应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异质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针对性策略以促进农业用水效率的提升,以期为节水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实用建议。

两阶段视角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演进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

农业强国建设要求实现“增长、保供、降碳、减污、扩绿”协同发展,基于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两方面测算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能够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策略的构建提供新视角。据此,该研究基于网络DEA模型对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及两阶段效率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基本格局、动态演进与空间差异,而后探究农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各类潜在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2005—2021年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及两阶段效率均未达到最佳前沿面,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农业社会经济产出效率总体高于生态环境补偿效率。(2)仅5个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及两阶段效率在考察期内达到最佳水平,30个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幅度以山东居第一而广西排在最后;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东北地区整体协调水平最优、东部地区其次、西部和中部地区依次排在第三和第四位。(3)考察期内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及两阶段效率均处于波动上升态势但演进状态却各不相同,其中农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省际差异程度有所降低,社会经济产出效率的极化现象逐渐减弱,生态环境补偿效率则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4)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及两阶段效率空间差异显著且以缩小趋势为主,其贡献源主要为组间差异。(5)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受到经济、制度、社会和自然等各类因素的综合影响。具体而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不明显但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水平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效率且表现出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农村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虽有助于农业绿色效率提升但各自的空间溢出效应却为负,农业受灾率对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却无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行为逻辑及长效机制研究

借鉴“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采用安乡县的调研数据,利用BinaryLogistic模型从政府行为、企业特征及农户特征三个维度论证分析农户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行为规律、影响因素及长效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行为、企业特征和农户特征均会影响农户行为,其中政府的培训宣传和典型示范行为、企业的秸秆处置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对秸秆利用价值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要促成农户持续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需构建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农户参与”为特征,以市场化运转机制、科技支撑机制和政府引导机制为核心内容的长效机制。

贵州喀斯特山区农业生态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改进的对比分析

以期望产出是否包括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对贵州喀斯特山区农业生态效率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推动该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数据支持。采用超效率SBM模型、GML指数测度2000—2019年贵州9个市(州)2种农业生态效率,并利用Tobit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传统的农业生态效率只有贵阳有效,期望产出考虑了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后,除六盘水、安顺、黔西南及黔南外,其余市州农业生态效率均值进入到有效区。②研究期内贵州传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GML)年均增长2%,尤其是2012年以后GML指数增长明显。除了遵义、黔东南和铜仁,其余市州传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GML)均大于1,各市州农业生态效率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升带动。除了遵义和铜仁,其余各市州改进的GML指数均较传统的有所降低。③产业结构、财政支农水平、农业机械化密度与传统和改进的农业生态效率均呈正相关,农民收入水平、化肥使用强度与传统和改进的传统农业生态效率都呈负相关,人均耕地水平与植被覆盖度与改进的农业生态效率呈正相关,但与传统的农业生态效率呈负相关。

小农户融入多功能农业的社会基础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江苏省的多案例分析

多功能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但目前学界对于小农户融入多功能农业发展的基础和实践形态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在此背景下,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植、小农户经济理性驱动下的行动逻辑、返乡农民实现价值和传承文化的策略选择为小农户融入多功能农业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并在实践中呈现出政府主导型、企业引领型、社会协助型、村企共建型和农民自发型五种发展模式。为促进小农户融入多功能农业发展,应拓展“三产”融合方式,打造多元产业业态;注重农户赋权增能,维护农户主体地位;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搭建农民合作平台。

财政金融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协同效应研究

加快推进建设高标准农田对于实现粮食有效供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通过构建财政金融协同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指标体系,运用2007-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金融协同对中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财政金融协同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粮食主产区更为突出;财政金融协同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促进作用更强。据此,建议通过创新协同机制、实施协同战略、打破空间壁垒等方式,促进财政金融协同水平的整体提升,推动高标准农田的扎实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基于XGBoost算法的可恢复耕地宜耕性评价——以湘阴县为例

为科学有序开展可恢复耕地资源的整治,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XGBoost算法的可恢复耕地的宜耕性评价方法。选取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工程条件等4个方面的因素,涉及海拔高程、坡度级别、国家自然等、集块面积、国家经济等、地块形状等36项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现状可恢复耕地和耕种耕地二分类为因变量,分析各项影响因素对耕地宜耕性评价的重要程度,并进一步结合皮尔逊共线性分析和指标关联性分析,最终得到21项影响因素及其权重P值,优化后影响因素的权重P值相对稳定,其中自然因素对可恢复耕地宜耕性的影响权重最大,区位因素和工程因素权重次之,社会经济因素的权重最小。经过验证发现,预测耕种情况与实际耕种情况的符合率高达91.87%,且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和鲁棒性,预测效果良好。借助上述模型预测得到的湘阴县可恢复耕地地块的宜耕潜力,形成如下认识:全县中西部平原区可恢复耕地宜耕潜力明显优于东部丘陵山区;可恢复耕地中未耕种和即可恢复地块的宜耕潜力高于工程恢复类地块,这些地块均属于良好的整治地块,可优先整治恢复为耕地;从可恢复耕地具体地类来看,坑塘和养殖坑塘类可恢复耕地的宜耕潜力最大,其次为其他林地类可恢复耕地;在耕地整治过程中,应结合可恢复耕地的宜耕性评价,合理有序地开展可恢复耕地的整治;此外,应开展精细化的耕地“非粮化”监测,实施差异化补偿政策,以遏制耕地“非粮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产业化发展路径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红色资源是革命老区宝贵的特色资源,具有独特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教育价值,不仅是革命先辈留给老区人民不可多得的物质财富,更是不可复制的精神与文化财富。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产业化发展不仅有助于革命老区保护红色文化遗产,也有助于其传承红色精神、繁荣乡村文化,更有助于革命老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全面振兴。革命老区要发挥红色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红色产业助力老区振兴。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产业的发展路径:加强顶层设计,对红色资源进行系统规划和统一管理;运用数字技术为红色资源产业化发展赋能;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打造红色乡愁产业;做强红色文创产业,延伸红色价值链,以供参考。

浙江省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成效、问题与思路

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浙江省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渔业资源、农业种质资源、农业气候资源等六大类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成效、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思路,对探索高效合理地配置农业自然资源、推进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分析

农业碳减排关系着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抑制农业碳排放强度,实证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方面,不同维度和不同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对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不同。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农地流转来抑制农业碳排放强度,且农地流转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非线性效应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存在双重门槛,其不同发展程度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呈现出“缓—增—缓”的变化特征。因此,为促进农业碳减排应进一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同时还应加强政策引导,继续推动农地流转。

“双碳”目标下低碳农业技术发展应用条件评价及路径研究

“双碳”目标下,科学评估筛选适宜不同地域的农业减排固碳技术,并因地制宜制定低碳农业技术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综合采取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进行评价表明,种植、养殖、能源消耗3个方面42项技术中发展应用条件综合水平位于3≥Z≥2.5、 2.5>Z≥2、 2>Z≥1等3个区间的比重分别为16.67%,61.90%,21.43%,大部分技术在重庆具有较好的综合推广应用条件,其中种植方面最好;重庆低碳农业发展可采取分区分级思路,根据农业生产特点按粮食主产区、养殖集中区、生态脆弱区分区推进“双增双减”“稳能减排”“提能固碳”综合技术路径,根据技术发展应用条件水平分级优先推广位于3≥Z≥2.5区间的7项技术,以及位于2.5>Z≥2区间的26项技术.最后提出加快低碳农业技术的创新步伐、推广应用、发展环境建设等对策建议.

未来30年中国耕地和高标准农田分布的省级预测

科学预测中国未来耕地和高标准农田分布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提高耕地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假设未来各省份耕地和高标准农田占全国总面积比例不变,根据各省份耕地和高标准农田实际面积、未来全国耕地及各省份高标准农田规划面积等数据,基于最小二乘法的二次多项式拟合预测未来30 a全国及各省份耕地面积和高标准农田面积,进而预测未来各省份耕地面积保有率和高标准农田占耕地比例。结果表明:(1)到2050年,我国耕地面积稳定在1.20×10^(8)hm^(2),耕地面积保有率稳定在100%,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1.03×10^(8)hm^(2),高标准农田占耕地比例从2020年的43.59%增长到2050年的85.89%,增长近一倍。(2)七大区域中,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区的高标准农田占耕地比例较高,在2020年均已达到70%以上,东北区、西北区、青藏区、西南区高标准农田占耕地比例则处于40%~60%之间。到2050年,受耕地比例稳定中略有下降的趋势影响,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区、青藏区高标准农田占耕地比例均达90%以上,东北区、西北区、西南区则处于70%~90%之间。(3)从各省份来看,江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等南方省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比例较高,而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山东省等北方省份的耕地面积保有率较高。研究得到的耕地面积及其保有率、高标准农田面积及其占耕地比例等指标的分省份预测值可以为未来相关部门制定国土空间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以为未来耕地布局和农田利用等研究提供分省份的总量参考。

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双碳”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绿色金融作为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为农业绿色转型升级不断赋能。因此,研究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绿色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指数,进而应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绿色科技在绿色金融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中起到中介效应;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仅存在区域和维度异质性,而且具有依赖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据此,应从健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强化科技引领、推动绿色金融差异化发展、灵活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入手,提升绿色金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