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双碳”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绿色金融作为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为农业绿色转型升级不断赋能。因此,研究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绿色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指数,进而应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绿色科技在绿色金融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中起到中介效应;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仅存在区域和维度异质性,而且具有依赖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据此,应从健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强化科技引领、推动绿色金融差异化发展、灵活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入手,提升绿色金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效果。

“双碳”目标下低碳农业技术发展应用条件评价及路径研究

“双碳”目标下,科学评估筛选适宜不同地域的农业减排固碳技术,并因地制宜制定低碳农业技术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综合采取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进行评价表明,种植、养殖、能源消耗3个方面42项技术中发展应用条件综合水平位于3≥Z≥2.5、 2.5>Z≥2、 2>Z≥1等3个区间的比重分别为16.67%,61.90%,21.43%,大部分技术在重庆具有较好的综合推广应用条件,其中种植方面最好;重庆低碳农业发展可采取分区分级思路,根据农业生产特点按粮食主产区、养殖集中区、生态脆弱区分区推进“双增双减”“稳能减排”“提能固碳”综合技术路径,根据技术发展应用条件水平分级优先推广位于3≥Z≥2.5区间的7项技术,以及位于2.5>Z≥2区间的26项技术.最后提出加快低碳农业技术的创新步伐、推广应用、发展环境建设等对策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绿色发展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东部次之,但对中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持;农业农村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加强数字乡村建设,重点支持信息化技术和金融科技发展,同时加快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双碳”目标下的乡村生态建设:现实基础、主要问题与实现路径

乡村生态建设既是乡村振兴和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双碳”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在梳理乡村生态建设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乡村生态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并探讨了乡村生态建设的实现路径。本文认为,当前乡村生态建设仍然存在能源结构不优、农业生产不节约、绿色低碳发展意识不强和减排增汇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和挑战。因此,应该从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社会参与等多方面入手,构建适应“双碳”目标的乡村生态建设实现路径。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茶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

基于武夷山388份茶农微观调查数据,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认知为中介变量、茶农家庭收入水平为调节变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社会资本对茶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茶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其中社会参与对茶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最大,社会信任次之,社会网络最小;社会资本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认知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社会资本也可以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认知对茶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起到间接促进作用,其中社会信任所在路径的间接效应最大;高家庭收入水平茶农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认知对茶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影响更为显著。据此,提出利用社区资源培育和维护茶农社会资本,提高茶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认知,对低家庭收入水平茶农提供相应政策保障等建议。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与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耦合协调度及时空演变研究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而科技创新则是破解绿色发展难题的关键所在,为了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本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与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综合水平,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综合水平进行耦合协调度测算,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与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综合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提升,尽管地区间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各省份在农业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融合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大体呈梯形分布,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与农业绿色技术推广和应用之间紧密联系。同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状态转移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因此要加大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科技支撑力度,着力突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难题,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农业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机制。

农业生态效率的演变特征与空间收敛——基于黄河流域47个城市的实证

基于2000—2020年黄河流域4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市的农业生态效率,结合GIS空间分析、Moran’s I指数、ML指数等方法分析农业生态效率的演变特征,并进行空间收敛性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水平整体偏低,但正处于由低水平迈向高水平的“爬坡”阶段,其中下游地区的效率增长最快;效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为技术进步,流域内农业规模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空间关联格局上,效率的空间依赖性不固定,但空间聚集性总体增强;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呈现显著的空间收敛特征,且工业化水平、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机械化密度、财政支农力度、农业市场化程度会促进效率的空间收敛。

“双碳”目标下南阳市农业生态效率提升路径研究

以提升农业生态效率,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南阳农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采用2011—2021年南阳市13个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泰尔指数,测度南阳农业生态效率的时序演进和空间差异,结果表明:南阳市农业生态效率的总体均值未达到有效水平,较低的规模效率是农业生态效率处于非有效状态的主要原因;南阳市各县区之间农业生态效率的差异在逐步缩小,水源区内的农业生态效率差异小于非水源区,是近年来南阳各县区农业生态效率差异分化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坚持推进绿色、低碳农业发展模式和加强县区、地市之间交流合作来提升南阳市农业生态效率,以更好地促进其“双碳”目标的实现。

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30省(市、自治区)2013—2022年的面板数据,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构建实证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性、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间接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因此,要加强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以技术为支撑,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的治理意识。

乡村振兴背景下黑龙江绿色农业产业链发展研究

发展绿色农业产业链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乡村振兴视角下,当前黑龙江省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发展主要面临绿色农产品生产设施落后、绿色农业人才缺乏、绿色产品销售渠道狭窄以及绿色食品的监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黑龙江应当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实现生产设施智能化,引进绿色农业人才,培养农民绿色意识,扩宽销售渠道,做好品牌营销,完善绿色农产品监管体系,以促进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发展,保证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双碳”目标下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逻辑、重点任务及实践路径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在“双碳”目标下对乡村生态振兴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至关重要。研究表明,“双碳”目标与乡村生态振兴结合有更强的理论支撑;总体思路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重点应该在“双碳”目标下推进乡村生态系统修复保护、生产生活绿色化转型以及对所带来的污染进行治理,并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该进一步整合目标,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动员各方力量形成协作体系,借助多领域、全方位的技术研发为乡村生态振兴各项重点任务提供支撑,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并有助于实践开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淮安市乡村公共空间环境提升研究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公共空间治理是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文章从空间规划、政策机制和治理体系三个方面探讨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从乡村公共空间全面治理、推进集体资产增效、提高农村生活品质和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四个方面改善淮安市乡村公共空间环境,为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补齐农村生态环境短板的路径选择——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与实践》

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的振兴,涉及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五个方面,其中,生态振兴是贯彻落实“生态宜居”总要求的重要手段,是开展各项振兴发展工作的托底工程。如何将各类资源引入乡村生态振兴建设体系,形成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的合力,推进乡村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工程建设进度,赋予乡村生态振兴更加强劲的动能,是乡村生态振兴工作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工程要大胆革新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增加打赢农村生态治理攻坚战的筹码。由董旭辉主编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与实践》一书,以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领域的相关人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为加快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参考的目的,指出了未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探索建立了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体系,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下补齐农村生态环境短板的路径选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黄河流域农业水资源生态韧性与用水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韧性与效率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核心要素,统筹农业水资源生态韧性和用水效率协调发展,对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熵权-Topsis法、超效率SBM模型对黄河流域农业水资源生态韧性与用水效率进行测度,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者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借助核密度估计、ArcGIS图示法、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考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格局及空间集聚效应,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时空演化上:2007-2021年全流域耦合协调度均值呈现先降后升的“U”形演化趋势,良好协调区呈现由点到片、由北至西南、由外围向内部蔓延的空间格局。②区域差异上:中游区域内差异扩大,上游和下游区域内差异缩小但两者区域间差异最大。③空间集聚上:偏向于随机分布且空间集聚较弱,未形成连片效应。④驱动因素上:自然灾害、研发投入与产业发展是协调发展度的主要影响因子。针对协调演化发展现状,提出“中心带动边缘”、“技术协同管理”、“政府结合市场”的一体化、系列化、多元化发展策略。

“双碳”视域下的乡村振兴绿色发展路径初探

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生态和谐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双碳”(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提出给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既要保证粮食安全又要节能减排,既要农民增收又要生态宜居,在乡村振兴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优化“三生空间”推进安徽省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研究

绿色发展是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遵循的根本理念,农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优质的乡村生产空间有助于增强农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化、标准化的内生动力;优良的乡村生态空间为农业生态资源转化利用提供要素支撑;优美的乡村生活空间是形成农业全产业链绿色发展的环境保障。农业绿色发展与乡村生产、生态、生活“三生空间”协同融合共进,有利于强化乡村发展驱动和价值显化,促进产业振兴、生态效益增加和农民生活品质提升,实现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组态效应——基于秦岭国家公园周边农村的调查研究

秦岭被誉为中国的中央水塔,以秦岭国家公园为抓手旨在保护秦岭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农户是当地生态环境的亲密接触者,该区域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直接关系到水源地土壤和水体质量,对守住秦岭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以及践行“一江清水送京津”生态理念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解释框架,利用秦岭地区1431个农户访谈案例,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试图探索多种因素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联合效应”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1)环保态度、社会信任和感知行为控制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多样化组态形式,高水平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可归为“感知拉动+信任驱动”“社会信任拉动”和“态度拉动+感知驱动”三类路径;(2)人际信任和污染感知程度是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牵引力,而环保态度是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内部驱动力;(3)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感知程度和制度信任均能有效弱化分类认知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消极影响。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区域异质性分析

全要素框架下构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可以更加精确地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论文利用碳排放系数法系统测算了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1998—2019年的农业碳排放量和碳吸收量,并采用非期望产出的全局SBM模型测度碳排放松弛量,得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合空间分析技术科学研判区域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性。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农作物碳排放与碳吸收变化相得益彰,为实现农业“碳中和”目标提供了数据支撑;农业减排潜力较大,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碳排放变化呈“倒挂”现象,即各省市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中游向两端递增;从区域差异性来看,各省市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正,表明长江经济带地区整体处于自高碳农业向低碳农业的转型阶段。为更好地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低碳集约方向转变,可以分区域进行低碳农业的调控,尤其是江西等重点减排区域。

中国农业碳中和评价——以2010—2020年为例

精准评估农业碳中和水平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前提。在厘清学术界对农业碳中和研究脉络的基础上,阐释农业碳中和的内涵,并从碳源与碳汇两个维度论述农业碳中和评价的理论架构,设置农业碳中和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实证评价中国30个省份2010—2020年的农业碳中和水平。结果表明:样本期内农业碳中和水平总体经历了“下降-上升”两个阶段的变化,2010—2016年农业碳中和水平年均下降6.97%,2017—2020年年均增长19.43%。农业碳中和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据此建议各地结合区域农业碳源、碳汇的结构特征、自然特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统筹兼顾,从“减排”与“增汇”两手发力,协同推进农业碳中和进程。